封建社会：官商勾结的始终

古代专制社会，官商勾结是一种社会必然现象，官勾结商，是利用权力寻租，商勾结官，是为了谋求保护以便获取更大的便利空间。

《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下所有的一切，主要是土地，都是划分在帝王个人帐下的，所以，原则上国家里无论地主，农民还是手工业者，商人等等，都是在帝国的土地上活动，和皇帝是租与被租的关系。

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当中，基本上不可能完全实现，对皇权来说，建国之初，励精图治，国力呈上升状态，皇权对土地的控制力还是比较强，即便有局部地域的叛乱，也不足以威慑皇权，相反的是，皇权正是用种种借口，激化地方诸侯势力的矛盾，逼其造反，然后王师出征，逐一兼并，最终实现对国土的全面控制。

不过，皇权对国土的控制随着世袭分封逐渐趋于瓦解。尤其随着后代君主荒废朝政，朝纲废弛，官员坐大，土地被官商兼并，农民耕地减少。

所以，莫非王土，只是短期效应，从历史长河来看，不过是个名义，当且仅当，个别地方诸侯宣布完全与皇权脱离关系，自立为王的时候，中央政府才会打出这张王牌，已取得广泛意义上的支持。

如果对这句话严格执行，社会活动就有序的多，既然天下是王的天下，老百姓就不能自由买卖土地，土地流转就是非法的，开采矿山，在没有皇帝亲准的前提下也是非法的。

实际上，封建帝王不是玉皇大帝，于世间之事了然于心，所以，官商都不免存有侥幸，尽管在法理上行不通，但还是空子可钻。

首先，商人想通过勾结官员寻求保护，一方面可以扩大经营范围，另一方面和官员建立合作，利益实现捆绑，当然，这种合作保护是相对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官员，官员一路青云直上，商人也跟着起色，反之，会有抄家没收的下场。

也就是说，商勾结官，本身也是一种风险投资。

实际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并非直接针对土地所有权，皇权最起码要的是一个名分，老百姓给的也不过是一个名分，古代最看重纪年，望朔，清朝初年，江南明末遗民，用的还是明朝的年号，通过年号来区分老百姓对于皇权的归属。

这句话关键要折现成一种极为实际的好处，这就是税收，苛捐杂税的合法性因此找到了根据，农民所耕种的土地，商人经营的店铺，开采的矿山，垂钓的江河都是皇帝的家产，子民们对这些是租用的关系，所以要向皇权纳税。 现在我们清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意义有二，一者是名分，二者是税收。并不能代表天下土地的所有权，多数情况是，土地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即便改朝换代，皇权很少公然与地主阶级为敌，他们会选择默认现得利益者的合法性，采取合作的方式，共同对农民进行剥削，当然，在皇权日趋巩固的前提下，也会对某些手里囤积大量肥田良顷的“地主恶霸”进行清理，收归国有。

皇权可以通过推行各种发令条例，约束和限制地主的行为，如限制土地买卖和兼并，或者通过非公开手段侵吞地主财产，但不能对整个地主阶级进行剥夺，这样会遭遇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对坑皇权，造成下一次的改朝换代。

真正瓦解地主阶级的是近现代，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3年的土地改革。

然而，在封建制度下，没有人能为任何一方提供实际性的财产担保，任何时候的安全都是相对的。

不管农民，地主，官僚，商人，任何一个阶层的私有财产都不是稳固的，没有明确的法律上的保障，因此，抄家是件很平常的事情。

没有保障的日子过的不踏实，怎么办呢？和皇帝商量，颁布一条法律，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不被侵犯——皇帝认为你想谋反，结果不言而喻。

退一步，只为自身考虑，向皇帝要一块免死金牌，虽然使用范围有限，但也羡煞旁人，不过难度太大，除非为皇帝打过天下，九死一生。

其实细想一下，皇帝他老人家日理万机，也管不到我这点家产，真正能够威胁财产安全的，是行政机关或者执法机关，具体点儿，就是官员，他们会无时无刻打着皇帝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以权谋私，鱼肉乡里。问题还不是很严重，拿出些本钱打通关系，就可以保证安全，更何况，政府部门经常卖官餋爵，蠲一个万中书，进入公务员阶层；还有一种更加保险的办法，就是联姻，结成儿女亲家，这样关系非常人可比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

这就是官官相护的肇始。

根源是什么？1. 寻求财产保护；2. 攫取更多利益。

由此看来，官商勾结、官官相护在本质上出于相同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其行为的非法性，才使得他们捆绑在一起，共同铤而走险，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威胁到皇权，以至皇权都不能撼动他们。这就是历史上历次改革失败的原因，即便皇权有改变的愿望，但是推行过程中阻力重重，很快就被官僚阶层扭曲变形，成为新一轮搜刮民财的借口，改革后的境况比没改革前的更差。这也是黄宗羲定律里面所阐释的。

潜规则

法令规则是为谁定的？由谁来制定，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法令本身只为少部分人利益服务，本身存在极大的不公平不合理，无法执行的时候，中国人就要通过变通来求得和谐共处的局面了。

怎样变通？就是走擦边球路线，潜规则，潜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规则的强硬和顽固以及蛮不讲理，让事态不至于僵化。

潜规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规则自身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无法正常执行。可是，毕竟潜规则本身是“不对”的，不合法的，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彼此心照不宣，就是不能说，他日东窗事发，被惩罚，被曝光入狱，都是自作自受，为了寻求稳定，安全，怎么办呢？继续抱团扎堆，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形成利益团体，对抗明规则。

其身正，令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从根源上出了问题，将来注定结不出好果子来。

所以，回到“潜规则”这一小节开始，法令规则是为谁定的，由谁来制定，一定要搞清楚。

第一种情况：

如果由官为民来制定，官员自己制定，法令只针对老百姓，对官员不构成任何约束，在我们的国家，官员都有这么一种意识，官员自身代表一种特权，什么特权呢？就是法律不完全对其构成约束，比如，交通法规他可以违背，司法会对其开绿灯，保外就医等等。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孔子说的这句话针对的是他春秋以前，甚至更早，西周以前，贵族阶层有无刑法约束，不太清楚，不过他们讲“礼”，他们以“君子”自居，看重人格尊严，对于他们的不法行为，如被揭发，他们会像日本武士道那样自杀以谢天下。

落马官员为什么不知悔过，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倒霉鬼，别人都没事儿，就自己被揪出来做典型，他不服。

法令应该怎么制定呢？

不管为谁定的，起码应该由所有人一起表个态，看能不能执行，如果一致通过，大家签字确认，绝无异议，严格执行，不能再搞潜规则。实际上，一部真正由全体公民共同参议表决通过的法令，根本没必要再搞潜规则的。

这是理想状态，实际当中几乎不存在。

退一步，起码要有一半的人给予表决权吧！但是另一半的人利益谁来维护呢？他们将来搞潜规则怎么办？修正，谈判，直到所有人都满意为止，再去颁布实施。

有些繁琐，恐怕大部分官员没有耐心，制定一部法令，让大家表决，举一下是手，30%人通过，怎么办？排除万难，坚决执行，这样会认为是假民主，面子上过不去，找些人代言吧！异见人士通通清除，100%通过率，皆大欢喜，大家鼓掌庆祝吧！

然而终究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心理不服气，怎么办，明着对抗是不行的，那是找死，不如用money开道，把上面打通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潜规则又出来了。

法令为谁定，由谁来定，已经有了答案。

法令为所有人所制定，由所有人来定。但我们通常不是这样做的。

如果法律本身就不公平，不具备正义性，那么法律权威遭受亵渎将是必然的。这个世界不存在至高无上的法律，公道自在人心，人心就是公平正义，人类社会稳定并持续存在的基石，基于此人类发明了法律，若法律不能维护正义，那么就该绕过去，视而不见，或者干脆把它踩在脚底下。

谁说了算？

如果法令在当初制定的时候，形式上只是走了个过场，颁布实施的时候，如果多数人想的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即使不小心被自己遇上了，也是想着法绕过去，另辟蹊径，那么法令本身已无存在的必要。

立法人说了算，还是表决人说了算，如果 我们活得都不好，谁为我们今天的遭遇埋单。

法律本身应当是说一是一，明明白白，条条框框的，还是视情节轻重酌量自处，抑或提交上级部门酌情审理？

立法者在立法之初的思路，出发点在哪里？原则是什么？

古代社会，“依法治国”的真相

“天子犯法，于庶民同罪”，这是大放厥词，不知是统治者的自我标榜，还是庶民们的一厢情愿，不过是扯淡而已。

按照老马的观点，国家机器就是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工具。

所以，所谓的律法，就是皇权用来治民，约束民的东西，对统治机关不构成约束力的，“法”不具备公平正义可言，老百姓屡有抗法、叛乱，并不奇怪。

规模小的，派兵剿灭；规模大了，形成燎原之势，就要权衡，对制度进行调整，采取绥靖政策。

每当“法”给统治者带来麻烦，激起民变的时候，脑袋清醒的会顺应民意，作出让步。

什么是“民意”，在专制集权社会，民是一个很悲哀的群体，而民意包含的不仅仅是愤怒，而是长久以来的血与泪的伤害。

民意是“法”的对立面，如果民意，必须得去倾听，那么仍摆脱不了专制意识下的影响。

真正的民主社会，并不存在民意的，民意已经变成了“法”，大家共同制定、遵守和监督，谁都有权提出反对意见，谁都有权修改。

“法”的真相

法是势力均衡的结果，是多方实力的一场博弈。

一桌人，有强有弱，强者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其他人没有能力对抗，只能被动接受；一桌人，势力均衡，谁也灭不掉谁，那么谈判吧！大家相互妥协，达成一致，这也是法。

前者是专制时代的法，后者是民主时代的法。

丛林社会里，强者说出来的，就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