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地区的军事移民—以苏浙皖交界地区①为中心○葛庆华摘　要:太平天国战后,大量被裁撤的湘、淮军士兵和遣散的太平军战士涌入江南各地垦荒,构成战后“下江南”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量军事移民的迁入,对战后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江南地区;军事移民中图分类号:E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03)04-0111-06太平天国战后的江南地区,人口凋零,土地荒芜,从而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下江南”移民浪潮②。

在中国近代这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中,大量被裁撤的湘、淮军士兵和遣散的太平军战士移居江南各地。

此处,笔者拟以军事移民最为集中的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探讨此类移民的类型、地域分布及其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移民的类型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深受战争的破坏,“江、浙、皖三省被贼蹂躏之地,几于百里无人烟。

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

”③人口的大量死亡流徙,使得江南地区从战前的人满为患、耕地不足,一变而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为了迅速恢复残破的经济,清廷于同治五年(1866)谕令各省招垦荒田。

在清廷及地方大吏的督饬下,各州县先后设立了“劝农局”、“招垦局”或“开垦局”等机构,负责招垦事宜。

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垦辟荒废的土地,就必须解决人少地多的矛盾。

为此,苏浙皖三省大力招徕外省、外府县农民前来就垦,从而掀起了大规模“下江南”移民浪潮。

在迁往江南地区的移民中,除了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外,还有一类特殊移民,据当时《申报》报道:“皖浙大吏以国课攸关,招徕客民开垦,其间应募者,非漏网余匪,即遣散游勇。

”可见,战后迁往江南各地的军事移民包括以下两种:一是湘、淮各军裁撤的散勇。

湘、淮各军虽为挽救清朝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们是为了镇压太平军而临时组建的,不属于正规军。

按照清朝的制度和惯例,这些征募来的军队在战事结束后,必须解甲归田。

鉴于嘉庆年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后,解散乡勇曾遗留下许多后患,清廷对湘、淮军的处置,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

同治三年(1864),清廷采纳富明阿的建议,对裁撤的兵勇区别对待:“有业可归,有田可耕,有亲戚可依者”,派员递送回籍;无可依赖之人,则就地安插垦荒。

谕令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乔松年和吴棠等地方大员,“严饬所属,悉心酌核,妥议章程,派委贤能地方官实心经理”④。

各省大吏遵照清廷谕旨,对裁撤兵勇进行了安置。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饬令“所撤遣各湘勇委员押令,悉数溯江西上,毋得停留”⑤。

同时,对部分兵勇就地安插。

如左宗棠在浙江创行“撤勇归农之法”,就地安置一批裁撤兵勇;曾国藩派遣五千名湘勇在建平县(今郎溪县)垦田⑥。

虽然地方大吏派人押送裁撤兵勇还乡,但这些散勇并非如其所愿,安静回籍,他们往往逗留不去,留居江南各地。

江苏巡抚李鸿章在同治三年(1864)七月的一封信中谈到:“所虑已撤之军,驱遣未净,或致逗留”。

丁日昌继任巡抚后,两次饬令遣撤兵勇回籍。

可见,散勇已成为当时地方大员颇为棘手的一个难题⑦。

不仅江苏,浙西地区同样如此。

《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报道:“此外更有遣撤之勇流落不归者,亦改而务农。

”那些返乡散勇是否安于田亩呢?时人对此表示怀疑:“迨军事平,议遣散,曾文正公深悉其难,胥厚给资斧,勒限还乡里,使复故业。

斯举也,余深疑之”⑧。

事后的发展,证明了此人的怀疑有着相当的道理。

揆诸史实,战后湖南被遣撤的兵勇多达数十万人,“逮至凯撤回籍,则已无田可耕,无业可执,遂致生计日促,游手日多。

”⑨因生计无着,许多人不得已逃往他乡就食。

“客民逃荒而就外方觅食者,惟两湖为最多。

盖军兴以后,所遣撤之勇,大半皆此两省之人,恒产既无,谋生乏术,遂扮作难民模样,颜求食,亦万不得已之事,其情原可悯也”⑩。

于是,许多散勇流入本区,成为战后本区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是被遣散的太平军战士。

太平天国战争后期,太平军纪律松弛,军纪败坏,烧杀掳掠之事时有发生,从而引发了百姓的反感和愤恨,后者对逃出的太平军战士往往加以杀害。

如在江西玉山县,“军兴以来,有自贼中逃出者,各处乡团率截杀邀功,其幸免者身无寸缕,编草菅自盖,行乞于市”1,许多人不得已留居本区。

同时,为了分化太平军,清廷实行安抚政策,“由贼中自拔来归者,朝廷无不宽其既往,量予安插”12。

于是,部分被遣散的太平军将士被安置在本区各县垦荒。

如太平军将领韦志俊在贵池降清后,韦姓广西人被安置在宣城水东镇13。

因此,上述《申报》有关“皖、浙大吏以国课攸关,招徕客民。

其间应募者,非漏网余匪,即遣散游勇”的报道,反映了在应募垦荒者中,太平军将士占了一定的比例。

此外,参与战后垦荒的,还有返乡的太平军战士。

战争初期,太平军以广西、两湖人为主。

但至后期,其人员构成发生明显变化。

如同治元年(1862),李秀成所部太平军“大半苏、浙、江西人”;古隆贤所部“多系皖南被胁之人”14。

战争结束后,这些太平军战士基本上都返回故里。

如金坛人费仁源,“随贼数年,崎岖数千里。

……迨甲子贼退,始旋故里”15。

可见,在战后的本区移民中,太平军战士颇不乏人。

二、军事移民的分布随着大量裁撤军人的涌入,军事移民在本区的分布形成一种格局。

据《申报》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报道:“今杭之临安、湖之安吉、孝丰以上,徽之广德以下,历年所散之兵及他省之荒民,动有亿万计。

”16可见,在江南各地都遍布军事移民的足迹,下面分区看一下其分布状况。

苏南地区句容县。

据县志记载,“同治六年(1867),清廷为防范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下旨裁撤大批湘、淮、楚军在江南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仅楚军约有八千人在句容圩区安家务农。

太平军在天京陷落后,约有三千人逃亡句容茅山山区,落户成家”17。

可见,在战后句容的外来移民中,有不少被裁撤的楚军和逃散的太平军战士。

溧水县。

县志资料中未见有关军事移民的明确记载,但据笔者调查,该县李厚发先生的岳父,原为湘军马夫,被裁撤后流落溧水18。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只有这么一个特例,只是一些流落溧水的普通士兵不见于记载罢了。

宜兴、荆溪县(今宜兴县)。

“流氓者内多散贼,无锡富安乡起,由宜兴和桥、张渚、罗埠,延至浙江之长兴、余杭一带”210。

这段记载明确说明,当时宜兴、荆溪两县麇聚了大量被遣散的太平军战士。

湖州府战后的湖州府,大量招徕两湖等地移民前来垦荒,前来应垦者“半皆散勇”20。

因此,湖州府属各县成为裁撤散勇的重要迁入地。

长兴县。

“自左伯相创行撤勇归农之法,于是荒田始渐开垦”21。

长兴县作为当时左宗棠安插裁撤兵勇的县份之一,必定有大量散勇迁入。

德清县。

“同治四年(1865)客民散勇来邑垦荒”2,可见战事甫毕就有散勇迁入德清。

因迁入的移民“占据土著田产,但缴官租,并未升科”,曾引起朝廷的注意,说明当时军事移民有相当的数量23。

武康县。

战后的武康县人口稀少,“省中倡议撤遣营勇,给资以使归农,就各县荒田而分授之,令其垦种。

……客民安之。

”24可见战后初期有遣散的兵勇迁入武康。

乌程、归安县(今湖州市)。

战后裁撤的湘军营勇纷来两县垦荒,“此辈多湖南人,类为遣撤之勇”。

他们迁居后,其家乡的亲族乡党遂攀缘而至,“洪杨乱后,湖南人随湘军来此垦荒者甚多”25,从而使得两县集聚了大量两湖移民。

皖南地区光绪八年,御史陈启泰奏称,“安徽降众散处,不一而足;各处撤勇,纷至沓来”27。

作为移民最为集中的皖南地区各县,更是遍布军事移民的足迹。

广德州(今县)。

同治三年(1864)前后,两湖散勇迁居广德,“不用置产而有田可耕,不用建屋而有房可住”27,成为广德第一批移民。

建平县(今郎溪县)。

战后,湖南兵勇纷来建平垦荒。

据《上海新报》同治十年报道:“曾中堂于克复金陵时特遣湖南勇丁五千名赴建平县安插,并令开垦自食其力。

湖南勇丁自到建平,于田之荒者辟之,屋之倾者整之,数年来安居乐业,几忘其为湖南人矣。

”28迁入建平的军事移民,对荒田的垦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南陵县。

南陵也是裁撤散勇麇聚县份之一。

解甲归田的湘军士兵迁居南陵后,趁人烟稀少、田价低廉之际,纷纷购置田产,在他们的带动下,大量湖南农民前来南陵定居29。

此外,一些致仕的军官也留居本区各县。

如宁国县把总韦士圣,“去官,家于宁,子孙遂为宁国人”;两江尽先补用都司徐荣福,“致仕后,爱宁(国)山水清幽,风土淳朴,遂买宅家焉”30。

此类移民虽然数量不多,但因其身份特殊,上层关系多,经济条件优裕,容易在迁入地定居、发展,对迁入地的影响亦较大。

三、移民对江南地区的影响大量军事移民的迁入,对战后江南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及时地满足了江南地区对劳动力的迫切需要,成为垦辟荒田、恢复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鄂湘营勇被撤不归者,自杭之临安、于潜,至湖之孝丰、安吉,西入泗安、广德,接皖境而至宁国,北临太湖与苏属吴震分界,周围不下千里,其间山岭重叠,溪涧纡回,擅山田林木之利,十余年来越聚越多,荒僻之土已成繁庶”31。

迁入本区的军事移民,虽促进了荒地的垦辟,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大量麇集本区,对社会、经济不免会带来负面影响。

战后本区社会秩序混乱、土匪猖狂、帮会势力横行,与此密不可分。

军事移民因久处军中,裁撤后不能安于农事,又缺乏其他谋生手段,许多人即以窃掠为生。

同治二年(1863),左宗棠指出,“游勇之害甚于盗贼”。

诚如左宗棠所言,散兵游勇成为影响战后本区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

“江南北各属禀报抢劫之案,日必数起,多有执持火器拒伤事主。

”32同时,有些军事移民还流而为匪,成为清末民初太湖土匪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道光年间,太湖就有枪匪活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枪匪先后受到太平军和清军的打击和收编,势力衰微。

战后随着裁撤的湘、淮军的涌入,太湖又处于“匪氛不靖”的状态。

据光绪九年(1883)御史黄兆极奏称,“盐枭及散勇踞太湖为巢穴,四出抢掠。

”3这些土匪的成分,“半为昔年裁勇,半为盐枭,有红帮、青帮各种名目。

其籍贯以皖省之焦(巢)湖人为最多,两湖人次之,温台人亦杂出其间”。

在太湖土匪中,有土帮、客帮之分。

所谓土帮,即由当地土匪结成的帮派;客帮,则是外地土匪流窜而来,或是游勇、移民流而为匪结成的帮派。

清末太湖客帮土匪名目繁多,有巢湖帮、湖南帮、河南帮、江北帮、湖北帮、山东帮、温台帮等。

其中对本区危害较大的首推巢湖、湖南和河南三帮34。

巢湖帮。

巢湖帮在太湖客帮土匪中势力最大,其形成与战后裁撤的散兵游勇有很大关系。

“淮军平苏留营甚多,后因饷绌,陆续遣散,无业可执,遂以贩私糊口。

庐(州府)、颍(州府)地瘠,食力维艰,乡里无赖来相依附,滋蔓既久,遂成合众,名曰`巢湖帮'。

”35巢湖帮“专事贩盐聚赌,有时亦抢劫勒赎”。

殆至清末,当地无赖随声附合,党羽日多,势力大增,滋蔓更甚,成为影响江浙社会稳定的一大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