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惠州府进士初探

◎ 陈友乔

进士是帝国精英、“科举社会”的宠儿。研究一地人文，进士群体是不可掠过的要目。关于明清广东进士群体研究，没有这方面的专文、专著以及硕博士论文1。至于惠州府进士，《惠州文化教育源流》一书有所论及，包括进士赖以产生的文化因素（如学校、家庭、学术传统等）、进士数量、进士群体中代表人物的作为等方面；但该书对明清惠州府进士的时空分布、仕进情况、生成机制缺乏系统梳理2。因此，这就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一、明清惠州府进士的分布及成因

弄清楚数量，是进士群体研究的前提。本文拟在掌握惠州府进士规模的基础上，进而尝试着对其分布规律进行探究。

1、惠州府进士的数量

关于进士数量，由于统计标准、资料来源的不同，统计结果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关于惠州府进士，《惠州教育文化源流》一书的统计数字为96人，其中明代45人，清代51人。该书沿旧志之误，统计有些问题：一是没有严格区分著籍地和乡贯，而是兼收并蓄。比如，明代李初，江西庐陵人，寓归善，明代陈吾德，归善人，新会籍，该书将二人均计入归善进士。这类情形不一而足。二是存在着漏计与错计。比如，将兴宁漏计；所收明代和平黄周星，前志及《明清进士题名碑錄索引》均无载；将博罗崇祯十三年特科张仲友计入3。本文主要以著籍地为准，根据《明代登科录汇编》、《明清进士题

1 《中国珠江文化史》在第七章《明清时代的珠江文化》之第三节《珠江流域的教育文化》论及广东的科举成就以及社学义学、私塾家馆、书院。（参见黄伟宗，司徒尚纪《中国珠江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此外，《岭南文献史》在第六章《明代的岭南文献》以专节论及广东的科举成就以及社学、书院等。（参见乔好勤主编：《岭南文献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中分别按著籍地和乡贯对广东省及其所辖府州县的进士进行了统计（参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第第二章之第56～59页以及附录之第271～274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参见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等著：《惠州文化教育源流》第四、五、六、七章及附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3 参见刘溎年修，邓抡斌纂《惠州府志》卷22《选举表上》载广东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四）》，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等著《惠州文化教育源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0～413页。 名碑錄索引》、《清朝进士题名录》等资料，参合地方志资料，并吸收了学界的一些新成果4，最后得出的统计数字为98人，其中，明代44人，清代54人。

2、惠州府进士的分布

惠州府进士数量在全国并不占优势。在明代15个、清代19个直省中，广东均排名十二5；在广东省府际（含相当于府的直隶州）之间，惠州府均排名第五，其中，明代占全省进士的5.2%，清代占5.3%；并且，县（含散州）际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明代惠州府领一州十县，归善为首县，进士分布呈现出高度集中的两极格局：归善、博罗并驾齐驱，各为15人，两县占惠州府进士总数的68.2%；其余一州八县占31.8%，其中，长宁、和平、连平等州县颗粒无收。此外，根据吴宣德的研究，按籍计，明代进士府均154.4人，县均17.4人 [1]67。而惠州府仅为全国府平均数的25.7%，惠属各邑无一达标，平均4人，为全国县平均数的23%。

清代惠州府领一州九县，归善仍为首县。较之明代，其进士分布格局有较大的变化：一是呈现出梯次分明的格局，归善为第一梯队，海丰、连平为第二梯队，其余为第三梯队。二是两极格局瓦解，归善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博罗则退居第三梯队。三是集中程度有所降低。归善进士虽最多，但仅比第二梯队的海丰、连平多2人，已丧失昔日遥遥领先的优势；各邑的差距趋于和缓，最多为10人，最少为3人，其中，归善、连平、海丰3县（州）共26人，占惠州府进士总数的48%。四是在科举实力总体平稳的格局下呈现出局部此消彼长的态势。博罗从第一梯队沦为第三梯队，连平、和平实现零的突破而有新的表现，尤其是连平跃居第二梯队，表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

表1

明清惠州府进士县际分布

县（州） 明代进士人数 清代进士人数

归善 15 10

博罗 15 5

兴宁 3 4

河源 2 3

长乐 2

4 关于惠州府进士数量，吴宣德在其研究中，对明代惠州府及其所属州县进士进行了统计（参见吴宣德著《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但是，笔者不赞成其将崇祯十三年特用出身263人以及崇祯十六年11人纳入进士研究（参见龚延明等：《明代登科录进士总数考》，《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陈长文：《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科年考实——兼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问题》，《文献》，2005年第3期）。

5 参见吴宣德著《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县（州） 明代进士人数 清代进士人数

海丰 5 8

长宁 0

龙川 1 6

永安 1 3

和平 0 4

连平州 0 8

合计 44 54

3、惠州府进士分布探因

进士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通过对这种差异性进行分析，可以抉发出影响分布的各种因素。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历代科举人才的产生都不均衡，其地理分布折射出各地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2]324”

明代惠州府进士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可论列如下。一、归善为首县，作为惠州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进士较多，自不待言。二、博罗虽不是首县，但其人文发展程度较高：博罗人文开发较早，是惠州府建置较早的属县之一6；此外，有毗邻府城的地缘之便，可得其人文教化之沾溉。三、和平、长宁、连平建置时间不长，人文开发较晚，这是其无所斩获的主要原因。其中，和平为正德十四年（1519）置县，长宁为隆庆元年（1567）置县，连平最晚，为崇祯六年（1633）置州。

至于清代，大致有几方面的原因：一、归善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如前所述，乃是由于其作为地域性行政中心，“较普通州县更容易获得科举上的优势。[1]83”二、博罗之所以丧失其优势，除了绅士移居之外 ，还有重要一点，即明清鼎革的影响。易代之际，岭南是抵抗清军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在这场天崩地坼的巨变中，博罗世家大族子弟在抗争失败后拒不与清廷合作。即以博罗韩氏为例，可为岭表士大夫抗争史的缩影。著名的遗民僧函可，俗名宗騋，是韩日缵的长子。他志在恢复，经历了九死一生。在鼎革丧乱中，“其弟驎、马录、骊以抗节，叔父日钦、从兄如琰、从子子见、子亢以战败，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马录妇以不食，骊妇以饮刃，皆死。即仆从婢媵，亦多视死如归者。[3] 353”因之，一如岭南其他地区，博罗入清后“学者无闻，人才浅露”[4] 365。三、连平、和平有的新表现，主要归因于客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客家文化“自明代初露头

6 关于博罗建置时间，其说不一：一为秦始皇三十三年，与龙川并隶南海郡，嘉靖《惠州府志》、光绪《惠州府志》、崇祯《博罗县志》等主是说；一为西汉所置，道光《广东通志》主其说。姑将两说并存，待考。 角以后，清代更有进一步发展，外出读书求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进士地域分布格局，使得东江客家亚文化区内的连平等地“大有后来居上之势”[4]370。

二、明清惠州府进士的仕进等级构成

进士被称为甲科，分为一、二、三甲三个等级。就仕进情况而言，在科、贡两途中，贡不如科目，甲榜进士重于乙榜举人[5]266。而在甲科之中，一甲进士与传胪被称为“巍科”，其初仕情况相对稳定，受职早，起点高，明显优于二、三甲。

进士的结构比例、巍科人物的多少，是反映一地科举实力和文教水平的重要参数。明清惠州府进士98人。就进士的结构比例而言，一甲颗粒无收，二甲21人占21.4%，三甲77人，占78.6%。就巍科人物而论，明代全国共有394人，广东为10人，清代全国531人，广东17人[6]63；而惠州府明代阙如，清代仅1人。

进士的殿试成绩，也就是其仕进起点。明清惠州府进士在数量及其结构方面并没有优势可言，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整体仕进成就。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品以上的高阶官员较少。明清两代共11人，占11.2%。其中，尚书2人，总督1人。二是中下级官员所占比重较大。两代共78人，占79.6%，其中，四、五品的中级官员28人，占28.6%；六、七品的下级官员50人，占51%。

就总体而言，虽然明代惠州府进士数量要少于清代，但其仕进情况却优于清代。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官员品级总体优于清代。三品以上的高阶官员明显多于清代，明代为10人，占22.7%，清代仅1人，占1.9%；六七品的下级官员大大少于清代，明代为14人，占31.8%，而清代多达36人，占66.7%。二是重量级人物大大多于清代。明代涌现出了叶梦熊、杨起元、韩日缵等名公巨卿，为政学两界声名显赫的全国性人物。相对而言，有清一代则声光黯淡，没有出现与明代相俦匹的人物。但是，清代有其特色，那就是出现了一些进士家族，如连平颜氏、何氏、和平徐氏等，为惠州乃至广东的科举文化增色不少。其中，以连平颜氏最显，为岭南乃至全国赫奕的阀阅世家，有“一门三世四节钺；五部十省八花翎”之说。

明代兵部尚书叶梦熊 明南京礼部侍郎杨起元

明礼部尚书韩日缵 清闽浙总督颜伯焘

明代惠州府进士仕进情况优于清代，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庶吉士制度的补偿、矫正作用。明代从二、三甲进士中考选庶吉士送翰林院进学。庶吉士“一入史馆，即与六卿抗礼，……二十年间，便可跻身卿相清华之选，百职莫敢望也。[7]316”惠州府有庶吉士5人7，其初仕起点并不高，仅杨起元为二甲，其余均为三甲。得益于庶吉士制度，李学一、杨起元、韩日缵等3人均跻身朝廷大僚：李学一为苑马寺卿，从三品；杨起元为吏部侍郎，正三品；韩日缵为礼部尚书，正二品。因之，如果没有庶吉士制度，他们循着殿试成绩进入仕途，很难会取得如此成就。如有的论者指出的，庶吉士制度“不仅对于减少考试偶然性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选拔边远落后地区人才进入统治核心具有重要意义。[8]133”其二，清代官制满汉差异的总体格局限制了惠州府进士的仕进成绩。满汉职官之间的差异在满洲政权创立之始即已现端倪。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对这种差异以制度和条文的形式进一步加以确认和强化，“首崇满州”，压抑汉官。迨至晚清新政，迫于时势，虽然清朝统治者曾作出试图消融职官制中满汉畛域的姿态,但由于改革主导者狭隘的民族本位立场，使得改革流于形式，并随着武昌城的隆隆枪炮而终局。由于长期存在的满汉畛域，造成满汉职官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是惠州府进士品级总体较低的主因。

7 据光绪《惠州府志》卷21《选举表》以及卷32《人物传》，有庶吉士5人，即李实、李学一、杨起元、曾舜渔、韩日缵等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