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梁启超对文献学的贡献
发表时间：2012-01-19T15:10:28.060Z 来源：《时代报告（学术版）》2011年11月供稿作者：王海霞
[导读] 梁启超在文献学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中国文献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王海霞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河南郑州 450001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1-1413（2011）11-0000-01
摘要：梁启超在文献学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中国文献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本文主要从梁启超辨伪思想、目录学思想、图书分类体系及校勘等方面来简述其文献学贡献。
关键词：梁启超；文献学；贡献
1 引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
广东新会人。
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
1.1 主要文献学成就
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对中国近现代文献学的创立和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1920年，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首次提出了“文献学”的概念；[1]1923年，他在《读书法讲义》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文献学”的概念，[2]梁启超既是“文献学”又是“中国文献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他还提出了改造旧史编写的办法等七项主张，并对考证之学作带有辩证观点的陈述。
至于他的《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姚名达等笔录)，则是我国近现代第一部文献辩伪的理论专著。
所有这些，在中国近现代文献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意义。
这里，笔者主要从四方面略述梁启超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辨伪思想、目录学思想、分类思想、校勘学思想。
2 辨伪思想
“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
”[3]在我国，汉代时学者已经开始文献辨伪工作，但真正把辨伪当成一门学科，则首推民国时期的梁启超。
他于20年代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年）等著作。
这些著作不仅构建了新史学的理论体系，且以理性的思考，运用近代科学的方法，构建辨伪学理论框架。
在这几部书中，他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对辨伪的必要性、伪书的种类、作伪原因、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等方面，都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梁启超辨伪思想集中体现在辨伪方法的总结上。
他在明代胡应麟《四部正伪》辨伪八法基础上，提出辨别伪书的十二条公例。
这这十二种方法不仅囊括了胡应麟八法的全部内容，而且更加具体、更加严密，对今人的古籍整理工作仍具有指导意义。
3 目录学思想
3.1 主要目录学著作
近代，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图书馆学尤其是图书分类法的引进，使中国的目录学走出了一条既有中国传统特色又有现代西方特点的独特道路，梁启超正是这条道路的倡导者、实践者。
梁启超的目录学著主要有：《西书提要》（1896）、《西学书目表》（1896）、《东籍月旦》（1902）、《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读书分月课程表》（1923）、《戴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1923）、《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5）、《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1925）、《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1926）、《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1926）、《考诸子略现存之书》（1926）、《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1927）等十多种。
3.2 对目录学作用的总结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对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提出了四点见解: 一、目录有助于辨章学术，知类通方。
他认为，学术愈发达，著述种类便愈繁绩。
博览目录不仅可以辨析流别，区分门类，“称学海之派分渊汇”，而且有“知类通方”之效。
二：对于学术与分类的关系，他认为传统的四分法已不能适应西学书目的需要，图书分类标准应与图书内容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他十分推崇道安、僧祐、道宣等人对佛经目录的分类和著录方法。
三：他认为，目录学的根本任务是为读者服务，为读者提供方便。
“著书足以备读之顾问，实目录学家之最重要之职务也。
”[4]“就目录学的立场言之，则取便查检，已正是此学中一重要条件”。
[5]近代目录学的理论核心的提出，标志着以文献整理为中心的古典目录学开始向以读者为中心的近代目录学转变。
四：他把目录与目录学看成是帮助查考各时代著述史、图书史、学术文化史、藏书史和读书治学的重要工具。
通过目录可考查古今所有一切图书。
4 分类思想
他对图书分类、图书著录很有研究,先于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
通过全面、系统地对古代到近代的书目,并进行考察、分析研究,他认为经史子集为甲乙丙丁四集的分类程式不是十分科学的；并注意到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的关系,在对前人各书目的分类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的分类理论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他译进的西书和日本书籍的分类方面。
他所著的《西学书目表》、《东籍月旦》等书目是以学术分类为基础编撰的。
1896年撰写的《西学书目表》,完全不同于四部分类的新分类体系将所有西书归纳为学、政、教(宗教)三大类,28个小类组织图书,在当时这样设置大小类目是比较科学、合理的,注意了各门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排列次序也很有规律。
为了避免图书分类的分歧,他常常给各个类目下定义、定范围,凡一书可归两类的,按其分编原则是“因其所重”,即根据图书的内容重点进行归类;另外,对一些多主题的图书不能用重点主题讲行归类的,也提出了应归这类而不归入别的类的理由。
如:《照相略法》和《色相留真》等书不归光学归工艺之书；《行军测绘》不入兵政,而入图学;《御风要术》不入天文,而入船政等。
他的“因其所重”的归类观点,类似现在学者所主张的:“有些学科门类,关系到两个学科部门,一般是按照它们的重点关系分”(见《中国图书分类法》第二版),说明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5 校勘学思想
5.1 校勘的定义
中国古籍在传抄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差错，这自然会影响到文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文献校勘学便应运而生。
“所谓校勘，是
指用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及有关资料加以比较，或用其他的方法，考订文字的异同，恢复一部古籍的本来面目。
”[6]校勘是一项使古书恢复原貌的工作，目的是求得古书“真”。
5.2 校勘学思想
他在校勘学上的思想的成就，主要见于《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校注古籍部分。
他总结了清儒校勘的成就，探讨了校勘的规律性的东西。
在校勘理论上其论述独树一帜、卓有建树：一方面对中国校勘学的理论发展作了系统的总结，另一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见解，从而把古典校勘学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他在总结历代尤其是清代校勘成就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校书实践，主讲了四个方面的校勘方法：版本互校、他书比较、本书比较、运用语法字法推校。
这四个方面大抵包括了历代校勘的一般方法。
虽然比较粗糙，但这四种方法却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
该理论是陈垣四校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先河，在中国校勘学领域具有上承感性认识，下启理论归纳的过渡作用。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8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362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05页
[4]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123页。
[5]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目录学之位置》，《饮冰室合集》第九册专集六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6] 时永乐：《古籍整理教程》，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作者简介：王海霞，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