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探源欧式雄(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上海　200080) 摘　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植根于西汉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又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它是在摭拾并放大了传统的天命观,继承和发展了思、孟的天人合一论,推演了邹衍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相结合的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董仲舒;探源中图分类号:K23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04)05-0079-05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甚广,它曾经泛滥古代,涉及近代,乃至今日也不无其影响。

天人感应,并不是董仲舒首创,但他却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

特别是他把天人感应精心地编织到神学目的论之中,遂形成较为精致的思想体系,从而把天人感应思想推向了峰巅。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首先植根于现实社会的生活之中,同时又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本文的重点在于顺着历史的轨迹,探寻这一思想发生、发展、变迁的线索,弄清其逻辑发展的路向。

(一)为探其渊源,就不得不把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加以简要地概括。

董仲舒认为,天是万物之始祖,宇宙中之至尊。

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四时的更替,国家的兴衰治乱,都是天的意志表现。

大千世界纷纭繁复的现象都是天有目的地安排,万物是天创造的,天创造万物是为了养人;伦理道德也是天生出来的,天生出伦理道德是为了规范人心。

阴阳的入出,五行的生胜都是天按着一定的目的规定好的。

董仲舒的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

那么天的意志是如何体现的呢?是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来表现的。

因此欲观“天志”,明“天道”,就必须“明阴阳之入出”,辩“五行之顺逆”。

他用阴阳四时的变化来论证“天心”和“天志”。

他说“天心”是“仁”。

“天地之常也,一阴一阳。

阳者天之德,阴者天之刑。

”“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悬于后而守空处。

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不任刑也。

”①因天是好德不好刑的,故曰“天心”为“仁”。

天又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之志。

“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

”②他又用阴阳五行的变化和所谓的阳尊阴卑,来论证天是有伦理道德的。

人世间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关系,是天意决定的。

他说“王道之纲,可求于天。

”③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有两个理论根据,即天人同类和物同类相动。

他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④又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⑤他以音乐上的共振现象和自然界中“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⑥的现象得出物有以类相应的结论。

既然物同类相应,天与人又是同类,天人感应则是顺理成章的了。

以上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大体。

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在论证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时,借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使阴阳五行说成为他哲学思想的理论支柱。

因此,我们探求董仲舒神学目的论的思想渊源,就得上溯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学说这两个源头。

(二)天人感应的先决条件是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神,这种天命观念在殷周时已经产生。

天人感应正是从这个母体上生发出来的。

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把自己说成是天的子孙,统治人民的权力是“天”给予的。

夏说:“有夏服天命。

”⑦商说:“帝立子生商。

”⑧周说:“丕显作者简介:欧式雄,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教师。

文王,受天有大命。

”⑨这种天命观主要谈天对人的主宰作用,人对天的作用则很少提到。

这是人在自然的、社会的重压下,尚未认识到自我力量的反映。

在《尚书・洪范》里则谈到了人的行为可引起天的感应。

美行则有好的征验:做事严肃,就能有适时的雨水;处事得当,就能有充足的阳光;见事明白,就能气候和暖适时;谋事合理,就能气候寒冷适时。

……反之,恶行则有恶的征验:做事狂暴,就淫雨不止;办事僭妄,就长久干旱;贪图逸乐,则久热不凉……这种人的行为对上天的影响曲折地反映出人的作用的提高。

春秋时,天人感应思想已广泛流行。

这在《春秋》、《左传》、《国语》里多有反映。

文公十四年,彗星入于北斗。

周内史叔服便预言:“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⑩晋候问日食的原因,士文伯便对曰:“不善政之谓也。

国不用善,则自谪于日月矣。

” λϖ他们或者以天象预测人事,或者说人事能影响上天,其根据则是天人感应。

总之,战国前的天人感应思想,作为一种宗教迷信,已广泛存在。

但是,从内容上来看,它是赤裸裸地讲天命,谈灾异;从存在形式上来看,尚是散乱的、零碎的。

因此,这个时期的天人感应说,尚是十分粗陋的。

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形式的。

阴阳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成了闪着神秘灵光的东西。

然而早期的阴阳五行非如此,它是在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产生的,主要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唯物主义思想学说。

而且早期的阴阳五行并非一体,是各成体系的。

阴阳观念早在殷代已经产生。

甲骨文记载,晴天为阳,阴天为阴;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含义逐渐扩大,举凡一切对立、对物、互相消长的因素都称为阴阳。

在自然,天为阳,地为阴;在人类,男为阳,女为阴;在性情,刚为阳,柔为阴。

显然,这是对客观物质感性认识的抽象,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

早期的五行思想,也属于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

最早明确提出五行的是殷周之际的箕子。

这记载于《尚书・洪范》。

《洪范》里的五行,是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五种物质。

所体现出来的五行思想,是人们通过对大自然的长期观察和反复实践,所做出的自然界物质间相互关系的总结。

尽管人们对这五种物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尚停留在初级阶段,没有经过理性的加工,但他们在探讨其性质及其关系时,毕竟是从五种物质的本身出发,因此说是朴素唯物主义的。

把五行提到哲学高度的是史伯。

他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 λω这里五行说显然成了宇宙构成的元素论。

春秋时期,五行思想进一步发展,并发生了初步的演变。

《洪范》里的五行虽已涉及到五行间的关系,但还停留在表面上。

它只是笼统地把它们“一曰水,二曰火……”地罗列出来,还没有确定主从生胜的关系。

一来由于这种思想体系本身的需要,二来由于生产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使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了可能。

所以春秋时期很多人比较深入地探讨五行间的关系,产生了多式样的五行相胜说。

如史墨提出:“火胜金”,“水胜火”的说法。

作为相胜说的补充,兵家孙武提出了“五行无常胜”,后期墨家则有“五行毋常胜”之说。

这反映了人们对五行关系的认识在逐步深化。

春秋时,五行被无限制地进行推演,把五行于五声、五色、五味、五官相配合,并用五行相胜之理来说明社会上的事变是有定数的。

这样,先前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五行说,开始用于社会人事,朴素的五行说日益被神秘化。

总之,战国前的阴阳、五行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宝贵哲学思想。

它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化和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

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它尚未和宗教迷信划清界限,存在着为唯心主义利用的弱点,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毕竟是它的主流。

(三)各自独立的阴阳五行,在战国时则融为一体,形成完整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且开始为天人感应所利用。

这样,原来的阴阳五行发生了质的变化,天人感应获取了新的形态。

这种融入阴阳五行学说的天人感应,奠定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基础。

阴阳和五行的合流,完成于以邹衍为首的阴阳家之手。

《史记》说邹衍“观阴阳消息”,“演五德终始”,其五德就是五行。

可知他是阴阳和五行并提的。

使五行说发生质变的代表人物是思、孟和邹衍。

孟子喜言“五等”、“五世”、“五服之制”,他根据“临民以五”的数字形式,编造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 λξ的历史周期。

这些以五为纪的说法,根源于五行。

这样,朴素的五行说便被输入了“时”、“数”的血液,导出“时”、“数”的规律,五行说便变得神奇起来。

思、孟还将木、火、土、金、水五行比附仁、义、礼、智、诚五德。

这就给五行赋予了伦理道德的属性。

邹衍继思孟之后,则直截了当把五行说成是“五德”。

又由五行相胜,推出“五德终始”,用“五德终始”的造说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

这就使五行说发生了质变。

对于天人感应,思孟和邹衍也从不同的方面加以发展。

思孟在传统天命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论点。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意思是说,人只要“至诚”,则可“尽性”,“能尽性”便和天浑然一体了。

这种思想孟子说得更明白。

他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

”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

” λψ他把心、性和天连在一起,逻辑地得出“万物皆备于我”和“天人合一”的结论。

既然“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则是理所当然的了。

邹衍则把天人感应和五行结合在一起。

《吕氏春秋・应同篇》里保留了邹衍的五德终始思想。

其中说:“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螟大蝼,黄帝曰:‘土气胜’。

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又先见草木秋冬不杀。

禹曰:‘木气胜’。

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又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

文王曰:‘火气胜’。

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

水气,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帝王将兴,天先见祥瑞,这和子思的“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龟蓍,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和(《中庸》)的天人感应说是一脉相承。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邹衍的“天人感应”同先前直接讲天命或简单地谈灾异不同。

他所讲的符瑞是和五行相应的。

这样五行便进入了天人感应,把早期简单的天人感应说推进了一大步。

利用阴阳五行说论证天人感应的代表作是《管子》和《吕氏春秋》。

这种和阴阳五行说结合在一起的天人感应,则直接为董仲舒所继承。

下面重点分析一下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同《管子》及《吕氏春秋》的联系。

《管子》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思想见于其中的《五行》、《四时》、《形势》、《幼官》诸篇。

其基本思想是“政教必合于天地,刑法必合于时令。

”以阴阳五行为其逻辑的出发点,认为阴阳五行的变化决定四时之属性,而行相应的政事,布相应的命令。

为了和五行相配,它把一年三百六十天按七十二天为一季分成五季,把五行、五季、五气、五德等组合搭配在一起,并牵强附会地规定了君主每季的衣食住行及所要行的政事,以阴阳五行为间架,编织一个天、地、人相融相通的关系网。

五行有常轨、四时有次序、政事有定数,不得紊乱。

若按四时之序,行相应之政,则会出现好现象:春行春政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藩。

”夏行夏政则“九暑乃至,时雨乃降,五谷百果登。

”若不是这样,则要出现灾变:“春行冬政则凋,行秋政则霜,行冬政则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