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述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演变。

答：中国古代刑罚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发端于夏、商两代，于西周时期实现了奴隶制五刑的完善和制度化。

西汉文、景二帝对肉刑的改革和武帝时期开始的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是中国封建制五刑的发端，使中国古代刑罚制度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这一进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加快，最终完成于隋唐。

《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律，它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完善和最终确立。

唐之后的历代：宋、元、明、清对刑罚制度都做过修改、损益，但基本维持了：笞、杖、徒、流、死五刑的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2.论述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及表现。

答：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

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

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

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

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3.试述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权保障体系。

答：中国古代特权制度是用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它的特征是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背离了法律的正直目的——维护社会的公正性。

但这种“非法之法”却在中国古代社会得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可和遵守“，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被广泛地运用。

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能得到延续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所以，中国古代特权制度是以因社会各阶级的等级关系不同为基础的不平等社会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各种特权。

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

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

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

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古代特权法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员和贵族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之外，在法律上也能享受到很多的特权，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八议、请、减、赎、官当等等。

八议是指八种人犯罪之后，不由司法机关直接审理，而是由大臣们讨论后，交皇帝决定如何处罚。

一般情况下，都能得到减、免的优待。

请是比八议低一等的特权，在唐朝法律中规定，三种人可以享受这种特权，一是皇太子妃祖父一系的亲属，二是有八议特权的人的父系亲属以及孙子，三是五品以上的官员贵族。

请的范围适用于两种人，一是六品和七品的官员，二是有“请”这种特权的人的直系亲属和兄弟、姐妹、妻子。

赎则适用三种人，一是有上述三种特权的人，二是八品、九品官员，三是六品、七品官员的直系亲属和妻子。

此外，五品以上官员的妾也享受此项特权。

赎罪用不同数量的铜来赎。

官当又叫当，指官员犯罪可以用官品来抵当，主要当徒罪和流罪。

一般情况下，品以上可以当二年，九品以上可以当一年。

中国古代特权制度最初是由家族发展而成的。

4.从《法经》到《宋刑统》，中国封建法典在编纂体例上经历了哪些重要变化？答：从《法经》到《宋刑统》，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内容的丰富、法律编纂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国法典的编纂体例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重大变化：（1）《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它开创了我国古代法典“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编纂体例；并且法经在结构上明显地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前五篇，相当于近代法律的分则；一部分是第六篇《具法》，相当近代法典的总则。

汉律基本沿袭了，《法经》的总分结构，只是在第六篇《具律》之后增加了三篇内容。

2.（2）曹魏时期编纂的《新律》，在体例结构上首先对《法经》作出了突破。

《新律》改《具律》为《刑名》，并且将其从第六篇提升到律首，这样能更好地起到统摄全律的作用。

（3）《晋律》又将魏《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法例》两篇，仍置于律首。

刑名和法例，将总则内容区分地更为明细。

（4）《北齐律》合《刑名》《法例》为《名例律》，冠于全律之首。

这种体例基本为隋唐所沿用。

（5）唐宣宗时期编纂的《大中刑律统类》，首先将刑律划分为门，并在律后附以有关的令、格、式、敕。

此后，五代时期的后唐、后周，都仿照《大中刑律统类》的体例编纂各自的法典。

（6）宋代的基本法典《宋刑统》，称“刑统”而不称“律”，即采用分门别类的编纂体例；新增加了“起请条”，并总括“余条准此”列于《名例律》之后。

5.清末修律的指导思想、过程及影响？指导思想：（1）西法与中法结合，务期中外通行。

“务期中外通行”是晚清修律的宗旨和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它通过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人的论证和修律实践得到了具体的贯彻。

（2）修律与研核法理结合。

从变法修律的需要出发，探讨西方法理学，用以指导改革旧律，创建新章。

（3）修律与促进法制文明相结合。

参照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和法律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皇权起到了极大的保护，封建残余重。

过程：（一）《大清现行刑律》（1910年5月15日颁布）（1）公布的原因与过程。

《大清现行刑律》是清政府在《大清律例》的基础上稍加修改，作为《大清新刑律》完成前的一部过渡性法典，于1910年5月15日颁行。

（2）主要内容及变化。

内容基本秉承旧律例，与《大清律例》相比，有如下变化：①改律名为“刑律”；②取消了六律总目，将法典各条按性质分隶30门；③对纯属民事性质的条款不再科刑；④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罚手段，如凌迟；⑤增加了一些新罪名，如妨害国交罪等。

（二）《大清新刑律》（1911年1月25日公布）（主要内容及发展变化：抛弃了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以罪名和刑罚等专属刑法范畴的条文作为法典的惟一内容，在体例上抛弃了旧律的结构形式，将法典分为总则和分则；确立了新刑罚制度，规定刑罚分主刑、从刑；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资产阶段的刑法原则和刑法制度，如罪刑法定原则和缓刑制度等。

（三）《大清商律草案》1.清末的商事立法（1）第一阶段，商事立法主要由新设立的商部负责。

1903年，修订的《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在1904年1月（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奏准颁行，定名为《钦定大清商律》，是为清朝第一部商律。

此外，清政府还陆续颁布了有关商务和奖励实业的法规、章程加1904年6月颁行的《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同年7月颁布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1906年5月颁行的《破产律》等。

（2）第二阶段，主要商事法典改由修订法律馆主持起草，单行法规仍由各有关机关拟订，经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审议后请旨颁行。

在此期间，修订法律馆于1908年9月起草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9月农工商部起草了《改订大清商律草案》，此外还草拟了《交易行律草案》、《保险规则草案》、《破产律草案》等等，但均未正式颁行。

在此期间公布的单行商事法规有《银行则例》、《银行注册章程》、《大小轮船公司注册章程》等。

（四）《大清民律草》结构：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其中：（1）总则、债、物权三编由日本法学家松冈正义等仿照德国、日本民法典的体例和内容草拟而成，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民法理论、制度和原则；2.修订民律的基本思路，仍然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格局。

并未正式颁布和实施。

影响：（1)清末变法修律导致中华法系走向解体。

传统的“诸法合体”的形式已被抛弃，中华法系“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点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清末修律标志着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中国传统的封建法制开始转变成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显著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制。

(2)清末变法修律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通过清末大规模的立法，参照西方资产阶级法律体系和法律原则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对后世特别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3)清末变法修律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现代的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

清末变法修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和传播了西方法律学说和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使得近现代法律知识在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从而促进形成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法制观念。

4)清末变法修律在客观上有助于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6、新民主主义时期各阶段的宪法性文件及土地立法的主要内容？答：宪法性文件：（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2）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3）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土地立法的主要内容：（1）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确定没收土地财产的对象和范围，规定了土地财产的分配方法，原则上确定农民的土地私有权。

（2）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地权条例》（3）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确定土地财产的分配方法，确定土改执行机关7.评析汉朝的春秋决狱。

答：正面影响：“春秋决狱”的核心是“论心定罪”，也就是按当事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及量刑的轻重。

其积极作用有：(一)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有重大推动作用。

(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春秋决狱”案件有不少都是用《春秋》中的“君亲无将，将则诛焉”的原则，对直接危害封建政权和皇权的犯罪给予严惩维护皇权在很人程度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历史上看，在皇权巩固的时期，国家都是统一的，国家统一时期，社会基本是稳定的，人民生活也相对安定些。

反之，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

（三）对封建法律中有乖人情之处有所纠正。

（四）在量刑上改重为轻，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春秋决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罚株连家族的问题，对减轻秦朝以来的严酷法律制度有一定的帮助。

“春秋决狱”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汉朝政权统治，并将儒家思想带进法律之中，进一步加强儒家思想对统治阶级的影响力。

（五）对中国古代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是“原心定罪”，董仲舒说:“《春秋》之决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特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意即:《春秋》决狱必须根据犯罪事实来探索罪犯的犯罪动机等主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