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方言的语流音变李如龙(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摘要:汉语方言的变声、变韵、变调,以及轻声、儿化及其他小称音变等,可统称为语流音变。

它不是纯语音的联合音变,有时是为了区别词义和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而形成的。

各种音变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顺序,一般从连读变调开始,而后产生轻声,进一步发展为合音(包括儿化、小称变韵和小称变调)。

各种音变是唐宋以来多音词大量产生后发生的,是自北向南扩展的,现代方言中是北方变得多,南方变得少。

关键词:汉语方言;语流音变;多音词中图分类号:H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2)06-0043-08汉语方言的变调、变声、变韵以及轻声、儿化、小称音变等现象,本文统称为“语流音变”。

近二三十年来,关于汉语方言的语流音变已有很多调查报告,各种复杂的情形令人目不暇接。

“语流音变是方言在一定的语境中所发生的共时变异”,[1](P117)更具体地说,语流音变是单字音在多音连读时所发生的变化。

现代汉语方言中,语流音变的种类有多有少,音变的规律也各不相同。

有的方言同时存在着多种语流音变,其中的规律还十分复杂,有的几乎没有连读音变,或者虽然有一两项,规律却很简单。

总的说来,汉语方言的各种语流音变都很有特色,它既不是单纯的连音变读(sandhi),也不全是表示语法关系的手段。

所谓形态音位(morphoneme),既是一种联合音变,也体现了某些历史音变。

这些现象体现了现代汉语方言的语音结构系统的重要特征,很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试讨论汉语方言音变的类型、成因、性质、途径和历史发展过程。

一、语流音变的类型轻声、儿化、变调、变声、变韵、小称等音变现象是现代汉语特有的,这些名称是中国学者按照汉语的习惯所定的。

中国学者不太重视规范术语,因而有些名称至今还不是十分统一。

例如“变调”多指多音连读字调变化,有的学者把粤语的“语素变调”也称为变调,那并非多音连读时发生的,如果这种语素变调也算变调,“四声别义”不也是变调吗?轻声其实也是一种变调,·43·收稿日期:2002-06-20作者简介:李如龙(1936-),男,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可是通常并没有作为变调来分析。

本文所讨论的“语流音变”就不包括“语素变调”在内。

儿化是最早发现的“小称”,但是“小称”用开之后,儿化也没有同其他的小称合起来分析。

名称、术语是否妥当,其实是反映了对现象的分类和性质是否有了科学的认识,要对种种音变作综合的研究,首先要从分类开始。

关于音变的分类,40年前,我在研究厦门话的变调与轻声的时候,曾经提出:“传统的音变的分类,只有联合音变和历史音变。

这是从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两个角度来分的。

如果我们从音变———语音现象和其他语言结构要素(词汇、语法)的关系来看,有的音变只是语音范围内的变化,与词汇、语法无关。

……而另一些音变则是和词汇、语法密切相关的。

比如普通话里用轻声区别词义(‘东西’的‘西’读轻声与非轻声意义不同)、从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由于‘儿’的意义的虚化而引起的语音上的‘儿化’,就都是这类音变。

厦门话的变调和轻声正如上面所介绍的,也是词汇———语法的需要所决定的。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语音变化的类型,从他和语言结构各要素的关系着眼作另一种划分,即把它分为‘语音音变’(或称单纯音变)、‘词汇音变’、和‘语法音变’。

”[2](P114)许多新发现的厦门话的变调与轻声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提法是合理的、必要的。

李荣先生在《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一文中指出:“温岭话有两种变调:一种变调受音的环境制约,另一种变调不受音的环境制约,前者是连读变调,像北京话的变调似的。

后者逢入声还要改变韵母,和广州话的‘变音’、北京话的儿化作用相似;为了和前者区别,可以管这种变调叫做‘变音’。

”[3](P65)他在《温岭方言的变音》一文中又说:“本调和变调之间是语音变化的关系,本音和变音之间是语法变化的关系。

”[3](P55)李先生说的“变调”和“变音”就是“语音变调”和“语法变调”的区别。

如果仅限于多音连读而发生的变调来说,有语法意义的称为“变音”,无语法意义的叫做“变调”,这种区分是十分明确而妥贴的,因为“变音”不但可以是变调,还可以是变声或变韵,有时还可以兼有其中的两项。

然而,如果就已经知道的方言事实来说,这种区分法却很难涵盖所有的复杂情况。

例如,闽语的连读变调既不是单纯的联合音变,也不是像吴语那样的有语法意义的变音,有时还是区别词义的手段:厦门话“日头”前字变调读[lit5-2 thau24]指的是“太阳”,后字轻声读[ lit5thau24-1]意思是“白天的时间”;福州话的变声不变声也可以起区别意义的作用。

“大头”读为[ tuai242-32 thao52 ]意思是“大脑瓜子”,读为[tuai242-32 lau52 ]意思是“(动物)的体积大”。

又如北京话的轻声,有的是词汇现象(作为区别词义的手段),有的是语法地位所使然。

可见轻声是“词汇变调”和“语法变调”,但是,伴随轻声而来的变声和变韵(“三个”的“个”声母浊化,“进来”的“来”韵母变为单元音),却又是与词汇语法意义无关的联合音变。

看来,对于各种语流音变应该进行两种分类:从音变的方式看,可以分为变声、变韵、变调以及合音等;从音变所反映的内容说,可以分为纯语音音变、词汇音变和语法音变。

对于具体的音变项来说,这些分类不一定是排斥项,而是可以兼容的。

各种方言里的不同的音变,完全可以在这样的分类的框架里作出具体而明确的定位。

按照上述的分类法,就一些发表过的报告材料,可以列表比较如下:·44·表1若干方言的音变方式和音变原因比较音变方式音变原因变声变韵变调合音多音连读区别词义区别词性北京变调+ +北京轻声+ + + +(习惯轻声) +(东.西)北京儿化+ + +(花.儿) +(盖.儿)获嘉变韵+ + + +(帽) +(地名)获嘉儿化+ + +(篓儿) +(说话.儿) +(光光儿)获嘉变调+ +温岭变调+ +温岭变音+ + + +(表小等) +(名词化+ )建德儿尾+ + + +遂昌变调+ +遂昌儿尾+(表小)绩溪儿尾+(数量结构)黎川变音+ +(表小) +(动词)萍乡变调+ +(轻重读)长沙变调+ + +(结构有关)娄底轻声+ +(词缀叠音)福州变声+ + +福州变韵+ + +厦门变调+ + +(结构有关)厦门轻声+ + + +(以上各点材料依据:获嘉:贺巍,1979、1982;温岭:李荣,1985;建德:曹志耘,1996;遂昌:曹志耘等,2000;绩溪:平田昌司等,1998;黎川、萍乡、长沙、娄底:《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各分卷)二、语流音变的成因和性质汉语方言的语流音变的形成,首先是由于多音连读。

唐宋以来,汉语的多音词大量产生,这个结论已经有很多数据可以论证。

据董志翘统计,晚唐日本和尚圆仁用口语写成的8万多字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就有双音词3 882个,占该书所出现的新词语的90%以上。

[4](P177)另据程湘清统计,《敦煌变文集》的复音词共计4 347个,用一定的语法格式构成的约占90%。

可见,到了中晚唐,多音词就已经在口语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5](P1)向熹说:“复音词大量产生是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特点。

中古产生的新词绝大多数是双音词。

上古词汇以单音为主,到了中古,就口语而论,复音词变得逐渐占有优势了。

”[6](P494)口语是一个词一个词说出来的,词与词之间常有不同的的停顿,一个词之中也停顿,就成了口吃,听不懂了,这是一种常识。

“各种连读音变是汉语多音词占了优势之后所引发的现象。

因为多音词把几个语素的意义重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于是要求语音上也把几个音节也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连读音变就是把几个音节结合成一个新的语音单位的组织方式。

”[7](P92)多音词的快读是产生语流音变的第一动因,如果不参杂其他原因,这种联合音变便是纯语音的变化。

北京话的连读变调是最典型的联合音变。

只要说得快,没有逻辑重音,一句话可以是一个连音组,非末音节一概读变调,例如:上声字组成的句子“请你给我买两把小雨伞”,除末字外一概可以读变调。

换言之,这种变调与不变调同词义及语法关系无关。

温岭方言的变调也是只“受音的环境制约”,与多音词的意义和结构没有关系的音变。

·45·产生语流音变的第二种原因是词汇方面的原因。

汉语的“字”绝大多数是语素,语素的意义不断在变化,“字”则是相当稳定的,于是,一个字,尤其是常用字,便可能作为几个语素,以不同的构词方法构成一连串的词。

有些多音词就成了用字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同形词,有些方言便利用连读音变的办法来区别这些同形词。

例如北京话的“兄弟、地道”,读不读轻声,意思是不同的:不读轻声的“兄弟”是兄与弟,读轻声的是兄之弟。

“地道”不读轻声是名词,读轻声是形容词;福州话的“变声”有时也用来作为区别连音组是否成词、表示不同意义的手段。

“旧底”的“底”不变声读[g]是词组,意思是旧的底;变声读为[l]是时间词“以前”。

厦门话的轻声和不轻声,有时是泛指和特指的区别,“三日”的“三”读变调、“日”读本调,是数量结构“三天”; “三”读本调、“日”读轻声,是偏正结构“三日那一天”。

发生语流音变还有语法方面的原因。

从共时的角度看,许多方言在连音组内要不要变调、怎么变法,是受语素之间的语法关系制约的。

例如长沙方言,二音组的后音节除阳去外一概不变调,后音节若是入声字,前音节是否变调就是构词方式决定的:凡偏正结构变(阴平、阳平、入声变为44调,阴去、阳去变为22调),主谓、动宾结构不变。

又如苏州方言,“热菜”,两个字都不变调,是动宾式,意思是把菜热热;菜字变调,是偏正式,指热的菜。

构词方式所以会成为制约音变的因素,是因为在不同的结构方式里,语素之间的关系紧密度不同,结合得紧音变就多,结合不紧就可能不变。

这是构词法制约音变的例子。

北京话的轻声除了常用词的后音节习惯上读为轻声之外,其他的轻声都是词在句子当中的语法地位所决定的。

例如,人称代词做宾语、动补结构中的趋向动词补语、大多数用于动词之后的助词(如着、了、过、得、地、的)等等,这是人所共知的。

闽南话的轻声大体上与此相仿, 此外还有一些规律也与语法有关。

例如并列复句用来做对比的成分常常读为轻声(“早起读即本,下昼读许本”,两个“本”读轻声)这是语词在句中的语法地位(句法)决定连音变化的例子。

从历时的角度看,有不少语流音变是历史上的“语法化”所带来的结果。

如“着、了、过”原来都是动词,虚化为表示时态的助词之后,不少方言读为轻声,就是典型的例子。

重读变为轻声正是实义变为虚义的需要,语音形式随着语法意义的变化而变化,达到了新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