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投行的研究文献综述一、引言相对于亚洲开发银行来说，亚投行的区别性在于：该机构具有更强的市场化色彩，扶贫这一目标更弱，其为亚洲的资金相互流动形成了一个关键性的中枢。

实际上，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亚洲来说，市场可能是促进其接近潜在增长率的最优要素，譬如，资金的流动具有很强的收益率导向的话，可能在最大程度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并且资金的不断派生也会形成货币流通速率的不断上升，从而带来财富的帕累托最优。

关于亚投行的研究非常的多，下面分析关于亚投行的研究文献综述。

二、关于亚投行的研究关于亚投行财政热点问题研究的非常的多，笔者对相关的文献进行整理分析，主要包括如下这些：陈言（2013）在《对亚投行说“不”，日本还能挺多久？》一文中讲到，从2013 年10 月中国提议组建亚投行，到2014 年10 月拿出具体方案，日本政府及媒体一直在质疑亚投行能否保证融资的公开与透明，能否杜绝腐败，能否保护好环境等一系列问题。

在G7 国家中的英法德意决定加入亚投行，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作为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访华，表示“美国希望与亚投行合作”时，只有日本政府与媒体坚持对亚投行持怀疑态度，人们很难为日本僵硬的政策与舆论找到理由。

宗禾（2013）在《法德意均同意加入亚投行》一文中讲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仅将夯实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将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及对区域发展的贡献水平。

“研究如何将亚洲的高储蓄变成高投资”将是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任务之一。

周艾琳，王琳（2015）在《跟美国唱反调欧洲四大经济体投奔亚投行》一文中讲到，“亚投行作为一个新的国际机构，在借鉴国际组织的机制的基础上，还会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机制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成立之后，亚投行会经历一段调试期和各成员国在新机制下的磨合期。

但是，在目前尚未有具体项目运行的情况下，日本的担忧显然更像是无端猜测。

一个机构在运行初期可能是不完美的，但是可以通过自我学习、与国际其他机构协调合作进行自我完善。

例如亚投行成立之后，可以积极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加强在相关领域的合作。

因为，目前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需求如此之大，足可容纳几家国际机构运作。

而且，多家机构的竞争合作可能会比一家来得更好。

王木克（2014）在《亚投行：韩国的机遇与纠结》一文中讲到，如果说未来区域基础建设呈现出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继而由面连成片的现实路线图，那么这一路线图的指向与朴槿惠总统上台以来提出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欧亚合作”战略构想是契合的。

余丰慧（2015）在《美国该不该加入亚投行》一文中指出，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看中的是亚洲以及新兴市场国家是目前世界经济最具活力和发展最快的地区。

而欧洲由于老牌资本主义包袱和资本主义的“老年病”，多少年来经济发展缓慢，特别是欧债危机以后，经济基本处在停滞阶段。

向欧洲这样的地区，其经济复苏完全依靠内力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之小，必须向外“扩张”、向外寻求经济拉动力。

李罡（2014）在《欧洲主要国家何以加入亚投行？》一文中讲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亚投行运作成熟后，将会鼓励使用人民币，带动人民币在亚太地区的使用和流通，这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将带来下一轮的金融变局。

英国与中国的金融合作一直走在欧洲国家的前列，英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与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国家，在人民币国际化日益加快的背景下，英国正在积极建设伦敦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李忠献宫伟瑶（2015）在《亚投行：促进亚洲金融业发展新路径》一文中讲到，过多的外汇储备只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话国家意志力得不到充分体现。

中国一直是不结盟国家，但是亚投行的设立就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方面结成经济上的盟友，投资利益是一致的。

整个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大概需要8 万亿美元，每年需要数千亿美元，亚投行未来可以投资1000 亿美元，可以从诸多可投资项目中选择优质项目，确保一定的投资回报率。

陈季冰（2014）在《亚投行：抛开旧秩序的新尝试》一文中指出，多年来，中国将自己视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言人，为了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获得更多话语权付出了诸多努力，但收效甚微。

这使得北京对于西方主导的现有多边机构日益失望，金砖银行等机构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在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战后国际金融秩序之外另起炉灶的尝试，亚洲开发银行也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IMF和世行的负责人由欧美把持、亚行的领导人由日本人担任，也一直是一个不成文的约定。

赵鹏（2015）在《亚投行“朋友圈”扩大的背后》一文中指出，近年来，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经济重心己经出现东移趋势。

亚投行旨在对亚洲地区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投资。

法国和德国表示，欧洲希望与国际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创造一个在治理、贷款及公共工程等领域遵守最高标准的机构。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日前发表文章称，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亚洲将迎来基础设施完善的热潮，拥有丰富城市建设经验的法国和欧洲将大有可为。

按照目前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超主权评级方法，在西方多国加入之前，由于亚投行的成员国也为潜在的贷款国，且级别普遍较低，因此亚投行的评级级别经专业人士预测可能与中国的主权评级一致，低于多数多边开发银行的级别，但西方各国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被动局面，会提高亚投行的评级级别，继而降低其融资成本，更好地实现其最初目标。

这些国家的加入，将较大程度改变亚投行的股东格局，提升西方世界对亚投行的认可程度。

王红茹，朱禁拨（2015）在《亚投行,平衡的支点》一文中指出，二战结束70年来，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宰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美、日等发达国家拥有绝对主导权和垄断权。

国际金融秩序的失衡，使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受到严重制约。

全球的平衡增长急需一个新的支点。

亚投行的诞生恰如久旱逢甘霖。

王璐瑶（2015）在《亚投行：一次国家集体表态背后是全球经济结构变迁下的博弈》一文中讲到，亚投行的实际运行可能远非目前看来这般乐观。

疑问包括，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是否可以在决策机制和治理标准方面展现全新面貌，中国作为发起人和第一大股东是否也会使外界产生一家独大的顾虑，以及在透明度、议事效率和执行力方面能否满足期待。

毕竟，中国目前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游戏规则设定方面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王婧（2015）在《市场前景和价值获多方认可亚投行创始成员申请国新增德法意》一文中讲到，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重挑战，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蕴含的商机和发展动力日益增加。

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0 年至2020 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本设施如果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则需要筹集至少8 万亿美元资金进行建设，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将难以满足上述需求。

史可杨为敩（2015）在《亚投行金融攻略》一文中讲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加入亚投行的经济体和APEC会议期间宣布筹建的丝路经济带的吻合程度颇高，因此外界普遍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成立的意义解读为中国正在迎来资本和过剩产能输出的新时代。

然而，分析人士对笔者表示，亚投行的意义远非如此。

三、结语关于亚投行的研究非常的多，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各国加入和亚投行的意义的研究，对于亚投行的具体实施问题研究的非常少，对于反对加入国家的理由研究也非常少，因此加强对亚投行的风险的研究也非常有必要。

参考文献[1] 王健. 亚投行背后的战略角逐[J]. 社会观察. 2014(12)[2] 陈季冰. 亚投行:抛开旧秩序的新尝试[J]. 中国中小企业. 2014(12)[3] 钟玲. 亚投行,新的基建投资机遇?[J]. 进出口经理人. 2014(12)[4] 刘英,王晓甜,袁野. APEC框架下构建亚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研究[J]. 中国市场. 2014(45)[5] 李皓.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制度设计[J]. 中国金融. 2014(12)[6] 王木克. 冷眼东北亚亚投行:韩国的机遇与纠结[J]. 世界知识. 2014(22)[7] 中国筹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J]. 进出口经理人. 2014(11)[8] 盛斌,褚欣宇,高础拉乎.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J]. 中国海关. 2013(12)[9] 孙兴杰. 亚投行的前景与挑战[J].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 2014(10)[10] 方芳,李聪. 基于金融功能视角下的互联网金融的思考[J]. 广东社会科学. 2014(05)[11] 刘英. 金融助力“丝路”战略[J]. 中国投资. 2015(03)[12] 郭峥嵘. 如何认识多边开发银行的不足[J]. 金融博览. 2015(03)[13] 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24个[J]. 时代金融. 2015(04)[14] 杨海霞. 编者的话[J]. 中国投资. 2015(03)[15] 丝路金融起步[J]. 中国投资. 2015(03)[16] 庞珣. 新金融开发机构展望[J]. 中国投资. 2015(03)[17] 杨海霞. 丝路金融的风控创新——对话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J]. 中国投资. 2015(03)[18] 樊远. 浅谈商业银行如何防范信用证的OFAC制裁风险[J]. 现代经济信息. 2015(03)[19] 杨立霞. 发达国家信用卡管理经验与启示[J]. 河北金融.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