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状况及原因分析通常意义上，人们把东汉明帝遣使者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1]。
事实上，佛教传入年代应早于此，《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评注引《魏略·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伊存口授《浮屠经》”[2]，说明西汉末年，佛教就已经传入内地。
但在佛教内传后的几百年间，佛教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它只是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
“虽然在东汉末已有人信仰佛教，但开始还只准西域人奉祀，汉人要出家为僧，政府是明令禁止的。
”[3]佛教作为一种“夷狄之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汉族正统思想观念的偏见与排斥。
如当时人言：“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祀奉，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
魏承汉制，亦循前规。
”[4]又“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
”[5]“佛陀乃千年前一外夷，……佛教经典亦彼外夷之糟粕。
”[6]然而，在魏晋南北朝短短三百余年之际，佛教取得了爆破性的发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外来小教成为中国当时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并且由此确立其在思想界的支柱地位，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单从一系列的数字中，我们就可以窥见当时佛教迅猛发展之大势：“据公元477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6478座寺院，僧尼共67258人。
公元512-515年之间，寺院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朝末年，寺院达30000座之多，僧尼总数200万人。
”[7]“东、西魏分裂，周、齐对峙时，两国僧尼总数几达三百万左右，占当时北方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8]与此同时的南方，“寺院数字约在1768-2846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24000-82700人之间。
”[9]同样，佛经也大量的被翻译和传播开来，“据开元释教录，三国下至隋前，……译经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四千一百八十六卷，……若据隋志，乃有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
即就一千六百部计，在此四百年中，以平均每年当出四部十卷。
”[10]魏晋南北朝佛教之兴盛，可以从寺院经济之繁荣上表现出来。
当时寺院之豪奢，南北方大致相类，现以北方为例。
《洛阳伽蓝记》中所叙：“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
”[11]“庄严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异，难可具陈。
”[12]“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
”[13]此等描绘，虽有言词艳丽之嫌，但从中大致可以反映出当时寺院之富庶。
实际上，在中国佛教之发展过程中，寺院经济状况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础性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自从传入中国起，就与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认为：“丝绸之路也是佛教借以传播之路。
”[14]而丝绸之路主要是商业贸易往来的通道，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早期佛教传播过程中，就带有某种商业性质。
如康僧会“其先康居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沚。
”[15]自西域来华的安清，“吴末行至扬州，使人货一箱物，以买一奴。
”[16]《弘明集》牟子《理惑论》中也说：“今沙门，……取贱卖贵，专行诈诒。
”[17]可见，早期佛教就与商业活动有着不解之缘，而这最初的商业活动，给寺院经济奠定下了起始的基础。
自永嘉南渡至隋灭陈重新统一的这二百七十余年的南北分裂时期，可谓是寺院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繁华之状，在前已有描述。
现在我们要探求的是，为何这一分裂时期会给寺院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契机，且这一现象在南北方都出现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因此，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不仅要从这一分裂时期的总体时代特征上加以把握，还要从南北方具体情况上考虑，以便得出一个完整的印象。
关于寺院为何能聚敛大量财富的问题，前人已作了不少研究，总体上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吸收大量流民为寺院劳动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战事频繁，其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大量的流民。
一方面，乱世期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安置如此巨额的流民，另一方面，西晋时期的士族，在永嘉之乱中受到很大冲击，大批士族地主南迁，“一般来说所偕者止于父母兄弟辈近亲。
”[18]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封建庄园也无法起到吸收流民的作用。
同时，一些地方性政权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异常残酷的剥削他们所控制的那部分农民，也使其民加入流民的行列。
如史书中记载：“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
”[19]可见，当时社会矛盾在于，大量存在的流民与缺乏的社会收容实体之间，于是乎，寺院就自然的扮演了这一“慈善收容所”的角色。
寺院吸收大量流民，使之成为其依附，史有所载：“道人又有白徒（未出家而为僧院服役的男丁），尼则皆畜养女（未出家而为尼寺服役的女子），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20]此种说法，虽不免夸张，但寺院控制大量依附民，确实不争的事实。
寺院吸收流民，往往打着“慈善”的旗号，但事实上，“寺院对孤寡的抚恤并不是纯粹的慈善行为，在寺院大量财富渐渐转为土地资本情况下，这些被抚养的孤儿往往就成为寺院的无偿劳动力。
如道安入寺之初，‘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苦，曾无怨色。
’（《高僧传》卷五本传）这样，招纳孤寡的行为就成了一种高效的投资，使寺院财富进一步增加。
”[21]由此，我们可以定论，乱世所造成的流民，使寺院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上层社会的佞佛施舍之风。
当时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佞佛之风气，南北方皆然，其原因涉及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本文在后会有论述。
不可否认的事，上层社会贵族官僚的施舍，也是寺院财富的来源之一。
《洛阳伽蓝记》中所载八十多所寺院，宗王所立者十，宦官所立者五，帝王所立者五，官僚所立者五，外戚所立者三，可见舍钱立寺为上层社会之一风尚。
若不能立寺者，亦大加施舍，以求立碑，如“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以下。
”[22]当时施舍之盛，可谓是“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屐；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
”[23]在同时代的南朝，也存在此等现象，“竭财以趣佛，破产以趋佛。
”[24]其中，尤以梁武帝为甚，史载他于大通元年、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三次在同泰寺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
”[25]社会上之普遍佞佛之风，与贵族官僚的大量施舍，构成了寺院财富的重要部分。
三、寺院享受经济特权。
寺院经济发达的一部分原因是它是一种特权经济。
其特权主要表现在：一、它的依附民制度合法化，在这里主要以北朝为例：北魏时允许寺院拥有僧祗户和佛图户。
僧祗户是向寺院缴纳定额地租——“僧祗粟”的依附农民。
“这种缴纳是储积之物，以备在荒歉之年用来分给人民。
”[26]而实际上，“收到的租谷，不用来‘济施’，而是用来作为寺院高利贷的资本，来‘规取赢息’。
”[27]同时，政府也为寺院的收息行为提供了保障，史载：“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县为征。
”[28]寺院与官府勾结，可见一斑。
佛图户制度是招募刑徒和官奴来为寺院服役，“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
”[29]“他们同样是寺院的依附者，只是经济地位比僧祗户还低。
”[30]二、寺院可以豁免赋役，“那些生产僧祗粟的田免除其他一切杂赋，僧祗户则免除了兵役。
”[31]可谓是“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32]。
寺院及其依附者独立于国家编户之外，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至于，寺院为何能享受到此等特权，我窃以为当时寺院与政府在经济上存在某种共生关系。
一方面，政府给予并保护寺院的特权，另一方面，寺院也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协助政府聚敛财富的作用。
而这种作用相对于政府明显的赐予特权来说，则更为隐秘。
有的寺院附近设置租场，“寺东有中朝时常满仓，高祖令为租场，天下贡赋所聚蓄也。
”[33]“寺南有租场”[34]。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两者关系的怀疑。
我们是否可以猜测，寺院由于其特殊的身份，被政府视为一个相对安全的财富的聚集地，这一作用在乱世中应该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由于寺院对政府的这一作用，才使得政府更要对其加以保护，并赐予种种经济上的特权。
四、寺院自身参与商贸活动。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指出了早期佛教就与商贸活动密切相关。
而在此时，寺院“至于营求汲汲，无暂宁息。
或垦殖田亩，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35]可见，寺院参与商贸活动的积极性不减，这也可以作为其财富的一个来源。
由于寺院当时过分的投入经贸活动，使其越来越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使得其纯洁性受到人们的质疑，一些人对此指责说：“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颂，不干世事，不作有办。
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即起，……”[36]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对这一世俗化倾向作否定的评判，我们必须看到，寺院参与商贸，使得佛教更贴近市井小民的生活，也使其更易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这对佛教能迅速而广泛地融入中国社会，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
以上，我们是从经济角度来探讨寺院经济繁荣的原因。
但我们知道，寺院经济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发展，佛教能在短期内取得在中国社会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也必然与当时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佛教繁荣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永嘉之乱后，中国一度出现了思想真空。
在北方，由于汉族统治的统一帝国的崩溃，一向被视为汉族文化之股肱的儒家思想受到很大冲击。
儒家的一整套关于忠、孝、仁、义的学说，在五胡并乱的动荡时代，显得苍白无力。
因为，儒学（主要指的是董仲舒所立之公羊学）是与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模式紧密相连的，显然，其政治基础的垮台，使其失去了依靠，虽然其影响还在，但毕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虽然一些入侵的少数族首领有比较深厚的汉学修养，这在赵翼之《廿二是札记·僭伪诸君有文学》中有了深入的阐述，但作为整个少数族而言，在短期内很难完成汉化，加之当时激烈的民族矛盾，使得少数族往往带有某些“仇汉”心理，更不可能要求其接受被视为汉人之教的儒学。
同时，大量士族的南迁，使汉族的文化中心一度南移，南北政治上的阻隔使文化交流亦不甚顺畅，从而在北方一度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真空状态。
这给佛教的渗透带来了契机。
史载：“张野……称其世为冠族，游学许洛。
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学，道阻不通，遇释道安，遂以为师。
”[37]由此可见。
与此同时的南方，虽然一时出现了士族文化的繁荣，但也存在思想真空的情况：一方面，门阀统治的确立使得皇权衰微，在士族重玄学的风气下，儒学处于劣势，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皇权来维系，使它的影响缩小，不能在社会上起思想统领的作用。
而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则属于一种贵族化的文化。
由于当时“政治的动荡造成统治集团的封闭化，而文化的破坏造成了学问仅在某一家族中流传”[38]。
如当时煊赫一时的王氏“七叶相传，人人有集，”[39]但这一文化上的盛况却无法突破家族的界限，它只能局限在社会上层那一个狭小的圈子中，而这一圈子之外则出现了所谓的思想真空，佛教则起了填补这一真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