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中国文学界的兴起及发展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五四以来的精神解放和对西方文艺参照系的迫切渴求，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和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
这些现代化思潮在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对中国文学与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这一时期,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传入中国有两种途径.一种方式是我国的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种新思潮向国内引进,偏重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价值。
早在1914年5月一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十卷十一号上刊载的钱智修《梦之研究》一文中提及：“梦的问题，其首先研究者为福留特博士，Dr.Sigmund Freud”，“福留特氏，为吾人所不愿遇见之者，乃为吾人所欲为所欲得者，当于梦中实现之”。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自此开始传入。
1919年，在美国攻读心理学和生物学的汪敬熙在《新潮》第2卷第4期撰文介绍了1919年7月英国伦敦大学的六位心理学家关于弗洛伊德的本能和无意识理论的大辩论。
接着在新潮第2卷第5期发表了《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上发表文章介绍弗洛伊德的本能和无意识理论，指出精神分析学说对心理学有着重大影响。
1920年的《东方杂志》十七卷二十二期上又刊登科学消息《佛洛特新心理学之一斑》，简明扼要却较早地介绍了弗氏学说。
1920 年,《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在《民铎》杂志的二卷五号上发表《论精神分析》，简要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生平,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精神分析理论，解释了“本能”、“发泄”、“里比多”、“自我”、“情结”、“压抑”等概念。
1921 年, 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18卷14号)一文,最早涉及弗洛伊德的文艺美学思想，高度赞扬“福鲁德的学说，一方面创造了心理分析一个独立科学，使神经病治疗学和变态心理学受莫大贡献；一方面放些光彩到文艺、宗教、教育、伦理上去”。
章士钊自1923年接触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兴味大起,觉得“反复诵之，词气骤难尽晓，故中途执卷未释”（《孤桐杂记》，1927）。
后又全译了弗洛伊德在1925年撰写的《自传》，并与弗洛伊德建立了通信联系。
章士钊翻译的《茀罗乙德叙传》，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高觉敷在20 世纪20 年代中期翻译了弗洛伊德1909 年在国克拉克大学的演讲《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 连载于《教育杂志》第17 卷。
他还在《教育杂志》《学生杂志》《中学生》等刊物上, 撰文介绍精神分析学说。
30 年代, 他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的代表作《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这是后来一直通用的版本。
这些出自心理或哲学家或革新者的介绍，较为系统、客观且相对独立于其它学科，然而所产生的影响却大大偏离了引介者初时以之革新社会的目的。
其在专业方向上的效应远不及在文学领域引起的反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扬起了一面鲜亮的旗帜。
另一条途径是中国的文艺学家从精神分析学说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对中国文学艺术现代化的指导价值出发而进行的苦心孤诣，主要是从日本文学中吸纳。
自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扎根，并在不同时段发挥了其无法预知的巨大功用，乃至后来的众多文学作品中不约而同刻上了“弗洛伊德痕迹”。
1921 年, 郭沫若发表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一文, 从人的本能欲求与封建礼教的冲突出发，运用精神分析的观点，认为《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 纪念塔。
”1922年3月周作人在他的《沉沦》一文中谈到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它是文学创作动机的一种理论根据。
他倾心于“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的看法，以此来考察文艺和性欲的关系，较为深刻地领受了弗洛伊德学说。
1922年12月，由仲云所译的日本文学博士松村武雄的长文〈精神分析学与文艺〉在《文学周报》开始连载(第57-71期)，这是见于二十世纪中国最早的系统、明确阐述精神分析文艺美学思想的专论，对精神分析文艺美学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1924年鲁迅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其中充斥的“冲突”、“压抑”、“苦闷”、“本能”等性心理术语，揭示出这种冲突压抑而生的苦闷便是文艺创作的动力，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接受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关于‘文艺是苦闷的象征’的理论，显然在中国新文学家那里大受青睐。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郑伯奇、郁达夫等都认同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这构成了创造社的文艺自我表现说。
而厨川白村进而将‘苦闷’作了深入的开掘，提出‘人间苦’‘社会苦’‘劳动苦’，这引导无论‘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艺术家都从‘苦闷’中契近社会人生。
鲁迅对此理论大加称赞，意在推动文学走出肤浅的社会现象再现的困境。
这些实与周作人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观相近。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27 年, 郁达夫的《文学概说》一书中提出，“‘生’就是使无意识的活动变为有意识的, 有意识的活动变为反省的, 反省的活动变为道德的活动”，初步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
1934 年, 他在《戏剧论》中指出,“在种种情欲中, 直接动摇我们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
诸本能之中, 对我们生命最危险而又最重要的, 是性的本能。
”郁达夫认为：“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它的作品更大”((文艺鉴赏上的偏爱价值))。
基于这种认识，性苦闷、性冲动的描写成了郁达夫小说创作的一种特色，特别是以《沉沦》为代表的早期小说。
1933 年, 朱光潜出版了《变态心理学》, 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学说。
1936年又出版了《文艺心理学》, 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心理逻辑，从而使中国文学艺术在理论自觉层面研究的更为透彻。
如果说二十年代中后期尚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一些精神分析的实践者，那么到了三十年代，连精神分析的提倡者也已经寥寥无几，一度引发热潮的精神分析学甚至遭到冷嘲热讽。
“1928年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发现了人的阶级性。
这是继由五四发现人的个人性、社会性再向另一端推进的结果。
”这使得左翼文学在为中国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的同时，“进而以人的阶级性、革命性取代人性、对峙人情”。
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于“人性”的极大张扬，无疑是与主流社会思潮背道而驰的。
鲁迅就对《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特刊里编者引用弗罗伊德的表示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这一说明，大加批评。
他开始嘲弄向来所喜爱的弗罗伊德“不过，弗罗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而表示“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
然而难得的是，在精神分析学传播进展不大的30年代，作为海派文学重要一支的新感觉派仍是坚持将其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理论指导，以施蛰存为最高成就代表者，创作了《将军底头》、《春阳》等一些列优秀作品。
当然，“乡下人”沈从文关于人性世界的探讨和讴歌，亦或多或少沾染了精神分析的气息。
40年代是一个“救亡压倒了启蒙的年代”，抗日救亡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基本方向。
“文艺的任务就是‘尽量鼓起民众抗战的情绪，唤起民族意识，鼓吹民族气节，描述抗战实况’。
”（张申府：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自由中国》第2号（1938年5月10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于个人精神世界和人性深处的关注自是无人问津，文学传播更无从谈起。
不过这时也仍有一个例外，就是孤岛文学代表的张爱玲。
她“注重写人物意识的流动，注意暗示与象征，善用联想，特别是对人物病态心理的描写与解释等”。
张爱玲的代表作《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等作品中，都可找到性本能冲动过程中，“本我”与“超我”的印迹。
到了五六十年代，随着“建国以后时代的社会主义转型，从根本上为文学艺术的发展确定了政治方向和文化要求”，“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本时期上升为文学与所有外部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是十七年文学思潮的主要特点”。
弗洛伊德学说的出现往往是对之作为历史唯物论的对立面的批判与否定,在这一时期,二三十年代的“弗洛伊德热”可以说彻底冷冻。
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新时期文学在发展中开始自觉地把西方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作为革新文艺的主要参照”。
在这样的环境下，西方现代文艺作品的评介和翻译再次变得火热起来，“当人们的话题不断渗透到西方现代派产生的社会思潮和哲学基础问题，大多数论者意识到，文学与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其中就有“在弗洛伊德泛性欲主义影响下对人类潜意思的开掘”。
从伤痕文学关注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灵感受，到反思文学对人的反思和人性的新的思考，新时期文学越来越接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研究领域。
“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相关的一批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洛丽塔》、《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等再次出版…弗洛伊德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坛以被误解的‘泛性论’渗透在众多作家的创作中，对张贤亮、王安忆、苏童、刘恒、莫言、张洁、张弦、张辛欣、张抗抗、刘索拉、路遥、残雪、孙甘露、贾平凹、王蒙等人的创作中都有深刻的影响影响”，给沉寂的文坛带来了新的活力。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的‘觉醒使他变得无用’的人生悲剧，‘不但爱的枷锁规范着他，也有一种近似先验的边沿和界限的不可逾越’，封建文化以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姜赵氏、静宜这样的家庭细胞代代延续...”很明显地受到了精神分析的干预。
张贤亮“在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和剖析中…深入人物的潜意识领域进行分析，展示富有层次感的心理世界”。
其极具争议的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描述了主人公章永璘因为长期的监狱生活，“生理和心理备受压抑，本能的欲望仅能以窥伺癖这类扭曲的形式得以缓释，而性的能力却丧失了”，更是将精神分析予以实践的典例，当人的性本能被压抑，其精神和生理都会遭受无可缓解的压迫。
“80年代中期以后，围绕着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热’，渐渐取代了‘弗洛伊德热’”，小说中的先锋、实验意识日益强烈。
但这并不意味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就此偃旗息鼓。
在90年代小说中，新写实的刘恒作品中仍“弥漫着较强的心理分析色彩”，铁凝的《大浴女》“借用‘反思对话’的文体形式，借尹小跳的内心反思与对话将她和其他众多人物的潜在隐秘心理都尽现出来”，以及女性小说创造中“对女性扭曲的心路历程、欲望和灵魂的透视”。
其中，陈染的《私人生活》中，“恋父/弑父情结，恋母/弑母情结…这些主题与潜意识深处的桀骜不驯的本我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本我的欲求与意愿正是以伦理化、神圣化为己任的主流的公共话语所要屏蔽与抑制的”（王宏图：《私人经验与公共话语---陈染、林白小说论略》，《上海文学》1997年第5期）更是直白无疑地展现了“潜意识”、“超我”与“本我”的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