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早期的史籍记载三国时代的吴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1万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宣州”，到达了夷洲。

夷洲在什么地方历来都有争论，有的认为在今天日本或冲绳，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夷洲即今日台湾。

有的学者指出：“夷洲之方向，地势，气候，风俗与台湾极相似，舍台湾外无可指，且近时日本人曾在台北发现指掌型之古砖，推其时代即属于三国，故夷洲之为台湾，绝无疑义。

”有的学者认为，成书于公元264年至280年的《临海水土志》所记的夷洲，在地理方面无一不与今日之台湾相合，如方位：夷洲在临海东南”，临海郡北起浙江宁海一带；气候：夷洲“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物产：“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文化特征：如凿齿，“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台湾北部的泰雅人，直到明清时期，仍有此风，男女青年相爱，男“凿上颚门旁三齿授女，女亦凿三齿付男，期某日，就妇室婚，终身依妇以处”。

又如猎头，勇士“战得头，著首还，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

台湾土著居民长期保持这种风俗，所屠人头，挖去皮肉，煮去脂膏，涂以金色，藏诸高阁，以多较胜，称为豪侠云”。

据上所述，《临海水土志》描述的夷洲就是当时台湾的情况。

吴国孙权派遣官兵前往夷洲，规模很大，时间很长，前后经历一年之久，卫温、诸葛直到达夷洲后，由于疾疫流行，水土不服，“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不得不带领数千名夷洲人返回大陆。

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到达台湾。

同时，由于这次行动，使丹阳太守沈莹有可能通过到过夷洲的官兵和由官兵带回的夷洲人，详细地了解夷洲的情况，写出《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有关台湾情况最早的记述。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下令羽骑尉朱宽与海师何蛮一同人海，经过艰难的航行，终于到达流求(台湾)。

因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

第二年，隋炀帝又令朱宽再去慰抚，但“流求不从”，仅取其布甲而返。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派遣武贲郎将陈棱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率领东阳(今浙江金华、永康等地)兵万余人，自义安(今广东潮州)起航，到高华屿，又东行二日到酲髓屿，再航行一日，便至流求。

当地土著居民“初见船舰，以为商旅”，相继前来贸易。

这说明当时已常有大陆商人在那里通商，所以当地居民见到船舰才习以为常。

陈棱要求当地酋长欢斯渴剌兜投降，遭到拒绝，于是隋军“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隋代称台湾为流求，但《隋书》中的流求指的是什么地方，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早在19世纪末，荷兰学者施列格在《古流求国考证》中从地理方位、王居及民居、政治、衣饰、兵器、战争、学术与宗教、外貌风俗及习惯、丧事、动物等12个方面，详细论证古中国地理家记载之流求，即今日之台湾。

此外，大陆、台湾和日本的许多学者也都主张流求即台湾。

但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流求即今日之冲绳。

如果用《隋书·流求传》与《临海水土志》互相印证，并与台湾土著居民的生活形态相对比，可以看出其中的历史渊源关系。

澎湖驻军与巡检司的设立关于汉人在台湾地区的活动，在唐朝有施肩吾《岛夷行》一诗述及，但因没有其他史料可证，许多人怀疑其真实性。

到宋代，就有了明确的记载，楼钥《汪公行状》指出，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汪大猷知泉州郡，“郡实濒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忽为岛夷号毗舍邪者奄至，尽刈所种”，汪大猷认为原来春季遣戍，秋暮始归，花费太大，因而在当地造屋200问，“遣将分屯”㈩。

真德秀的《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则直接提到澎湖：“朱宁寨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间，毗舍耶国人寇，杀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阚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澎湖。

”因此，《汪公行状》所云海中大洲“平湖”应为澎湖无疑。

稍后，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写道：“泉有海岛日澎湖，隶晋江县。

”有的史书还说澎湖“宋时编户甚蕃”。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澎湖已有不少居民，并在那里定居，而且已经从事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朝政府已经在澎湖戍兵防守，澎湖在建制上已经归福建晋江县管辖了。

宋代大陆人民迁居台湾地区的原因，从福建来说，主要是隋、唐、五代以来中原人口多次南迁，使福建得到开发，但由于山多地少，土地一般比较贫瘠，产粮不多，而人口增长却很快。

唐天宝元年(742年)福建五郡共9．1万余户，41万多人。

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达139万余户，282．8万余人，400年问，人口增加近6倍，以致出现地狭人稠、生活困苦的状况，正如北宋末年方勺在《泊宅篇》中写道：“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为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

”其次，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

五代十国时，福建佛教势力大量扩张，王审知“雅重佛法”，增设寺院267所，到北宋初年，泉州已有“泉南佛国”之称。

到南宋时，泉州寺田已占土地总额7／10，漳州寺田多达6／10，这就使得一般民人所占土地更少。

第三，政治动乱迫使一部分人民遁逃台澎。

沈文开在《杂记》中说：“宋时零丁洋之败，遁亡至此者，聚众以居。

《噶玛兰志略》也说：“宋零丁洋之败，有航海者至此。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大约北宋末年，最迟于南宋时，已有较多的大陆汉族人民东渡台湾海峡，到澎湖从事打鱼、捞贝和耕种。

到了元朝，到澎湖的汉人更多，他们已在此地建造茅屋，过着定居的生活，不仅到海上捕捞鱼虾，而且在岛上种植胡麻、绿豆，放牧成群的山羊，形成男子耕、渔、牧，女子纺织的聚落社会。

大陆汉人开拓澎湖之后，开始向台湾岛发展。

据亲自到过台湾的元代著名地理学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记载，当时台湾东部高山峻岭，林木葱郁，西部平原土地肥沃，种植黄豆、黍子。

大陆商人将处州的瓷器等货物运到台湾与当地土著居民交换硫磺、黄蜡和鹿皮。

随着大陆人民的不断迁居澎湖，宋、元王朝也开始经营台湾地区，南宋乾道年间已派兵到澎湖巡防。

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海船副万户杨祥请求带兵6000人前往流求招降，如其不服就发兵攻击，朝廷从其请。

当时有从小生长福建沿海、熟知海道利病的吴志斗主张先从澎湖发船往谕，了解水势地利，然后发兵。

当年10月，元政府命杨祥为宣抚使，给金符，吴志斗为礼部员外郎、阮鉴为兵部员外郎，给银符，往使流求，这是元朝当局经营流求的开始。

第二年，他们从汀路尾澳起航，船行不久，望见一个低而长的岛屿，杨祥以为已到流求，率众船停靠岛边，命令刘闰带领200余人分乘11艘小船上岸。

岛上的人听不懂他们的话，引起争执，元军被杀3人，不得不撤到船上，继续航行，抵达澎湖。

第二天，因吴志斗失踪，只好返航，招谕流求的任务没有完成。

过了5年，成宗元贞三年(1297 年)，元朝政府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并由福州“徙治泉州，以图流求”。

同年9月，福建平章政事高兴派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二人率军再次赴流求招谕。

这七八年是元朝积极经营台湾的时期。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为了便于在流求的活动，元朝当局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

《岛夷志略》记载，澎湖“地隶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差科”。

巡检职位很低，秩九品，“职巡逻，专捕获”，其下有巡逻弓手，专管查缉罪犯，在澎湖还可能兼办盐课㈥。

澎湖巡检司的出现，说明了元朝政府已经在这个地区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

日本的侵台活动16世纪后期，日本丰臣秀吉用武力迫使琉球国王称臣纳贡，接着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台湾。

1593年，日本出使吕宋的原田喜左卫门，路过台湾时，递交所谓“招谕”文书，要台湾像琉球一样向日本称臣纳贡，否则就要发兵攻伐，遭到拒绝后，又派遣钦门墩率领200多只战船，准备进攻鸡笼，占领澎湖。

由于明朝政府已在澎湖设防，才没有得逞。

德川家康上台后，继续推行丰臣秀吉的侵略政策，1609年，命令有马晴信率船到台澎地区，侦察海湾港口，调查物产资源，招谕台湾向日本纳贡。

有马晴信船队到鸡笼，遇到当地居民的顽强抵抗，“一月不能下，则髡渔人为质于鸡笼，请盟。

鸡笼人出，即挟以归”…。

德川家康又派许多使者直接到台湾要求通商贸易，但是这些使者都没有受到土著族的欢迎，反而有的被杀，有的被拘留作为奴隶。

1615年，德川再次命令村山等安组织大规模的武装征讨。

村山等安是一个靠航海贸易发家的富商，在他担任长崎代官期间，积极发展与英国、荷兰等国商人的贸易，同时与住在平户的中国海商李旦也有来往。

当他获得德川家康授予赴台湾的渡航船御朱印状后，积极征集士兵和船只，准备各种战略物资。

村山准备侵台的消息很快传到琉球，中山王尚宁特遣通事渡海向明朝政府报告：“倭造战舰五百余，胁取鸡笼山岛野夷。

”福建巡抚黄承玄认为如果日本占领台湾，会构成对东南沿海各省的严重威胁，他调兵遣将，作了积极的防范，同时移咨浙江巡抚，督促温州、处州的将领防止倭寇的突然袭击。

1616年5月，村山等安派遣他的次子秋安率领13只船，离开长崎，远征台湾。

船队驶到琉球海面被暴风雨打散，只有一只船到达台湾，遇到土著居民的顽强抵抗和包围。

明石道友率领的两只船，航行到福建闽东海面的东涌，挟持明朝的侦探董伯起返回长崎。

这支远征船队由于遇到暴风雨和大陆军民与台湾土著居民的顽强抵抗，而完全失败。

1617年，日本又派遣明石道友以送董伯起回国为名，到达福建，“献方物，上章求市”，福建海道副使韩仲雍前去警告：“汝若恋住东番，则我寸板不许下海，寸丝难望过番，兵交之利钝未分，市贩之得丧可睹矣，归示汝主，自择处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郑成功收复台湾17世纪中叶的中国大陆与台湾17世纪中叶，不论对中国大陆还是台湾来说，都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明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4年)，李白成的农民起义军打连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象征着明朝统治的结束。

随后，清军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朝政权。

但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斗争并未结束，以南明政权为代表的明朝残余势力和以大顺、大西起义军为代表的农民武装，仍在神州大地上与清政权角逐。

在诸多的抗清势力当中，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郑成功，原名森，福建南安石井人。

明天启四年(162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平户。

他是明末著名的海盗兼海商郑芝龙的长子。

明崇祯三年(1630年)，郑森回到故国家乡，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

1645 年8月，郑芝龙和郑鸿逵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建立了隆武政权。

冬森谒见隆武，备受恩宠，赐国姓朱，改名成功。

因此，后来人们常称郑成功为“国姓爷”。

1646年9月，清军人闽，郑芝龙投降了清朝。

郑成功与父亲分道扬镳，走上坚决抗清的道路。

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今小金门岛)誓师起兵，1650年夺取了厦门。

从此，厦门以及金门成了他的主要基地。

这以后，郑成功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政治影响明显扩大，逐渐成为东南沿海最主要的抗清势力。

鼎盛时期，郑氏军队共有陆军72镇，水师20镇，士兵近20万人，并且拥有各种大小船只5000余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