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视角下看翻译主体性
西方的女性主义产生于18 世纪法国大革命，自此之后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庞大多元的体系。

女性主义在理论界中被广泛重视起来，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

翻译界的文化转向为翻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提供了一个平台，为研究翻译打开了一扇不同以往视角的新窗。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在这一“文化转向”的大潮中兴起的一派译论。

它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政治诉求在繁多的翻译理论中显得格外醒目。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20 世纪70 年代女性主义与翻译理论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结果，由此译者的主体性被凸显出来，同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变得更加丰富。

1回顾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翻译主体性纵观中西方翻译史，女人和译者同时被归入话语的低等地位。

译文被冠以“情妇”、“小女人”、“媒婆”、“不忠的美人”、“潘多拉”之喻等称呼，这些称谓无不表明了译文是从属于原文，是次要、派生以及被动的，如同女人从属于男人那样。

以西方女性为例，16 世纪欧洲，女性不能够畅所欲言，不能自由得展示自己的才能，她们的言说与行为受到各方面严格的限制。

在当时，女性只能被允许翻译工作，翻译的题材也只陷于宗教文本，而对于自主创作是得不到鼓励和支持的。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要想发表自己对社会、婚姻生活、政治上的见解，就必须通过翻译这个途径才可以实现，通过翻译加入个人的宣言，表达自己的诉求。

18 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浪潮使得自由平等的思想贯穿
了整个欧洲，西方妇女解放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三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带动了女性主义对父权中心制更为深刻和激烈的批判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者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中吸取养分，将女性视角引入翻译理论与实践之中，并且提出“女性的解放必须从语言开始”。

关于翻译译文与女性的地位长期的从属地位，Simon 批评道：无论被肯定还是遭谴责，翻译的女性气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比喻。

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的女性。

正如女性的处境一样，翻译由此变得边缘化：“翻译被诬蔑为一种写作方式，为版权法所排挤，为学术界所不屑，并受到出版商、发行商、政府和宗教团体的层层盘剥。

”翻译的女性化与其边缘化特征，体现了传统翻译关系二元对立的“主仆”关系。

译文只是原文的模仿，它受制于原文的权力之下。

由此，忠实性就变成了一部译作的好坏标准，对等于原作而言，忠实观主宰着翻译的标准。

自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兴起，传统的翻译观面临了极大的挑战。

传统译论中原作与译作的男一女、主一仆、中心一边缘二元对立在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中不再存在，“带着镣铐跳舞” 的忠实观同样也遭到了质疑。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重新对忠实做出了定义，认为“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
方案(writingproject) ――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
的! ”由此，译者主体性问题开始得到普遍而热烈的关注。

2译者主体地位之重新定义在传统翻译观中，作者被认为是主体，处于重要的位置，而译者被认为是被动传递，始终从属和忠实于原作的次等位置，译者作为隐形人，他的地位被边缘化，从而大大制约了译者主体的创造性。

法国翻译家兼哲学家Berman特别强调“翻译主体”的创造作用。

他说“我们应该将译者的主体性理解为(翻译中)复杂调节活动的一部分，而这种调节总给积极的、批判性的干预留有余地”。

女性主义翻译者从Berman翻译主体这一思想出发，并从女性主义的新视角重新定义了“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扩展延伸了“翻译主体”理论。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翻译主体，就意味着突出女性主义译者的主观创造和其劳动后的译作一译文的创造性。

这种强调颠覆了传统的原作与译作的“主仆关系”。

她们认为原文与译文构成的是一种共存共荣的平等关系。

在她们看来：
“作者和译者，原作与译作彼此构成了对方。

彼此生成对方，彼此都不是独立的主题，只是在相互中彼此滑入对象，并且成就彼此”。

“译者对原作的权威不可侵犯，只是顶礼膜拜”的传统观念在女性主义翻译者中已不复存在，女性主义者还从解构立场出发，否认原文意义的单一性和绝对性。

她们认为“译者不仅赋予原作以生命，还能决定赋予他们以何种生命，以及如何使他们进入译入语当中”这就意味着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通过自己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意义上的补充，充当原作和读者之间的纽带，是译作的阐述者又是作者，其创造性不容忽视。

她们以女性主义的方式改写原文，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结合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对原文进
行了一种创造性叛逆的翻译行为。

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识创造性叛逆；另外一种是无意识创造性叛逆。

女权主义显然属于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

Louise yon Flotow 在
Tanslation and Gender 中明确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些女译者已经认定他们有权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原文产生质疑，如果原文与女性主义观点相悖。

她们有权对原文进行干涉并作一些修改”。

女权主义译者主张对传统翻译的批评并不只局限于对一些词汇的更改，他们更多的强调是对调节言谈和写作中个别和集体主题干预的概念术语的批判。

为此女性翻译者通过各种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修改增补，这些有意识的修改正是女性主义译论针对于“忠实”而做出的“叛逆”。

通过这种导向，译者就自然地进行了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

这种女性主义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中的体现就是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她们从共同的翻译理论为起点，同时又创造新出新的女性主义思想载体。

她们呼吁“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性”。

这种通过译者主体性发挥出的创造性叛逆无不体现着女性主义的特殊性、差异性，它为构建女性拥有同等的男性话语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结语；对女性主义译者主体地位的反思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下展开了对译者主体的讨论。

它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女性主义不仅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更帮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翻译活动的意义与价值，审视了原作与译作，作
者与译者的关系，并通过与女性译者翻译的优点相结合，使我们对传统翻译观“忠实”翻译的标准产生质疑，它全面丰富了翻译研究和女权主义思想，为女性得到平等话语权提供了解决的问题和办法。

在承认其发展丰富翻译理论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方面的不足，由于女性地位的受歧视，女性译者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诉求愿望来对原文进行再度创作和改写，女性译者难免在翻译过程当中“过分地”对原文进行了再度创作和改写。

没有考虑到译文的交流前景，脱离了一般读者的阅读能力和经验。

由于女性主义译者主体强调创造叛逆性，就意味着其本身会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使得译者很容易加入自己本身的情绪和观念，从而改变了原文作者的写作风格。

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显得更是如此。

女性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地位同样需要经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