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鉴赏《谏太宗十思疏》【作品介绍】《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写于贞观十一年，劝谏唐太宗的上疏。

魏微一生上疏直谏二百余篇，常使李世民情面上难以忍受，有时甚至怒不可遏，但魏徵仍然从容尽言，而李世民事后也常常承认自己的过错。

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微去世，李世民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并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将魏徵比作“人镜”。

【原文】谏太宗十思疏作者：[唐]魏徵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2];欲流之远者[2]，必浚其泉源[3];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4]，居域中之大[5]，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6]，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7]，承天景命[8]，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9]。

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馀,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10]，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11]。

竭诚则吴越[12]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13]。

虽董之以严刑[14]，震之以威怒[15]，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16]，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17];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18];乐盘游[19]，则思三驱以为度[20];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21];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22];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总此十思，宏兹九德[23]。

简能而任之[24]，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25]。

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

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26]——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魏徵传》【注释】[1]疏：奏议的一种。

奏议是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总称，包括奏、议、疏、表等[2]长(cháng)：高固：使……稳固。

[3]远：使……流得远。

浚：疏通，深挖。

[4]当：主持，掌握。

[5]居域中之大：占据天地间的一大。

《老子》上篇：“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域中，天地间。

[6]以：用，行。

[7]凡百：所有的。

[8]景：大。

[9]克：能够。

盖：表示不十分肯定的判断。

[10]盖：承接上文，表示推断原因。

殷：深。

[11]傲物：看不起别人。

物：这里指自己以外的人。

[12]吴越：吴国和越国。

[13]行路：路人。

[14]董：督责，监督。

[15]振：同“震”,威吓。

[16]作：兴作，建筑。

指兴建宫室之类。

[17]谦冲：谦虚。

自牧：自我修养。

[18]下：居于……之下。

[19]盘游：打猎游乐。

[20]三驱：《易经》：“王以三驱。

”指狩猎有度，不过分捕杀。

三驱，网三面，留一面。

[21]敬：慎。

[22]黜：排斥。

[23]宏：使……光大。

兹：此。

九德：指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

[21]简：选拔。

[25]信者：诚信的人。

[26]百司：百官。

【译文】我听说，要让树木生长，就一定要使它的根本稳固;想要河水流得长远，就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使国家安定，就一定要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

水源不深却希望水流得长远，根不牢固却要求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着主持国家的重大责任，在天地间占有重大的地位，推崇皇权的高峻，永远保持永无止境的美善。

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到危难，戒除奢侈而厉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敦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

这也就像砍断树根却要树木长得茂盛，堵塞泉源却希望流水长远一样啊!凡是古代的君主，承受上天的大命，开始做得好的确实很多，但是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

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困难吗?大概是他们在忧患深重的时候，必然竭尽诚意对待下属，一旦得志，便放纵情欲，傲视他人。

竭尽诚意，那么即使像吴、越那样敌对的国家也能结为一个整体;傲视他人，那么骨肉至亲也会疏远得像过路人一样。

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结果只能使人们图求苟且以免于刑罚，却不会怀念国君的恩德，表面上态度恭敬，可是心里并不服气。

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

百姓像水一样，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

身为君臣，果真能够做到：见了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想到知足以警戒自己;将要大兴土木，就想到要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宁;考虑到帝位高随时会有危险，就想到要谦虚，并且加强自我修养;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江海是居于百川的下游;喜欢打猎游乐，就应该想到国君一年只可打猎三次的礼度;担心意志懈怠，就想到做事要谨慎有始有终忧虑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接纳下属的意见;害怕谗佞奸邪，就想到端正自身以斥退邪恶小人;加恩于人时，就想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赏赐不当;施行刑罚时，就想到不要因为正在发怒而滥施刑罚。

完全做到上述十个方面，扩大九德的修养，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选择品德高尚的人而跟从他们，那么，聪明的人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智谋，勇敢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气力，仁爱的人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实的人就会奉献他们的忠诚。

文臣武将都得到任用，君臣之间相安无事，可以尽情的享受游玩的乐趣，可以养生长寿，可以垂衣拱手，安然而治了。

又何必耗费精神苦苦思索，代行百官的职务，驱使聪明的臣子，就可以达到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了。

【解析】《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徵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

在这篇文章中，魏徵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

魏徵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

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

“太宗怀鹞”，见于唐人刘悚的《隋唐嘉话》，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名臣魏征的故事。

唐太宗喜欢玩鸟，有一天，他得到一只形态俊异毛色漂亮的鹞鸟，十分宠爱，便放在手掌中赏玩不已。

这时魏征从远处走来，太宗急忙把鹞藏在怀里;魏征发觉了，就近前来向太宗禀告事情，他乘便向太宗讲述古代帝王由于贪图安逸享乐、沉醉声色犬马而最终丧国灭身的事，劝谏“明君”当以此为戒。

魏征滔滔不绝地讲着不想停下来，那鹞鸟在太宗怀里快被憋死了，太宗感到可惜;但他一向敬重魏征，不想打断他的话。

魏征便没完没了地讲下去，直到那鹞鸟死在了太宗的怀里。

作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也有自己既敬重又畏惧的人，那就是著名的“谏官”魏征。

长期担任“谏议大夫”的魏征，是辅佐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先后上谏二百余项，他常常劝谏太宗以亡隋为鉴，居安思危，行圣贤之治。

魏征以忠耿直谏着称，太宗以善纳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传为千古佳话。

历史上唐太宗就曾将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座右铭，并留下“三镜自照”的形象比喻：“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至魏征比他早逝，他便哀叹“朕痛失一镜也”!皇帝也是人，玩鸟本身并无大错。

然而太宗玩鸟时却怕被魏征看见，他藏鸟于怀的举动，犹如顽童之惧怕严师，小孩之躲避父母。

他宁可将宠鸟捂死也不肯让魏征知道，这一细节更是将他的敬畏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

而“佯装不知”的魏征却喋喋不休地讲下去，有意让鹞鸟憋死怀中而达到劝谏之目的，这一充满智慧的细节也使故事增添了趣味，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简析】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

《旧唐书》曾赞扬魏徵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

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言穷切至”，使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

他还曾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

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讽读这篇奏疏，用来规戒自己。

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

即使到了今天，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以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的情况，指出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能“竭诚以待下”，必然使“骨肉为行路”，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

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

气势雄健有力。

【创作背景】这篇奏疏写于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

作者魏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敢于犯颜直谏的政治家。

唐太宗登基后，开始一段是较有作为的，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因为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不敢过分使用民力。

他曾说：“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

”(《资治通鉴》卷一〇九二)。

他做到了节私欲，明赏罚，听取下级的劝谏，被人们誉为“从谏如流”的君主。

可是，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加上对外战争年年胜利，边防日益巩固，国威远扬，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他渐渐骄奢起来，忘记了“以民为本”，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对人民作威作福起来了。

就从贞观十一年这一年来看，他先下令修了飞仙宫，后来又诏令修建老君庙、宣尼庙;二月巡游洛阳宫，六月巡游明德宫，十月猎于洛阳苑，十一月又巡游怀州，狩于济源。

老百姓为了服徭役，长年不能回家。

为此有的大臣向他进谏，如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百姓因“供官徭役，道路相继”，“春夏秋冬，略无息时”而“咸有怨言”(《贞观政要》卷十)。

他却说：“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

”(《新唐书·魏征传》)。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兴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

如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巡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建的亭台楼阁，便大发议论说：“(炀帝)将行幸不息，民怨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看起来他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但最后他却洋洋得意地说：“今其宫苑尽为我有。

”(《贞观政要》卷十)，并且照样地“行幸不息”起来。

又如要选拔人才，唐太宗说了千百遍，可是没有象样的行动。

魏征曾上疏说：“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