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瑞：法学研究中的事实与价值问题作者：李其瑞文章来源：西北刑事法律网点击数：214 更新时间：2009-9-15 发表评论[摘要]：在法学研究中，不同的问题域会引发人们对该问题域中所涉及的研究对象进行思考的不同方式。

休谟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法律世界的两种认识，即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如何的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法学研究的两大问题域——事实与价值。

因而，也使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就有着超越其自身的法学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休谟问题；事实与价值；法学研究一、休谟问题与法学研究中的事实与价值在西方法学史上，重视价值问题并用价值观点看待法律的首推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理论把法律区分为“实在法”和“自然法”，认为后者是评判前者标准，而使法律与价值得以交融。

但是，“事实如何，同人对它的理解如何，是不能等同的。

------人类对于价值问题的醒悟，是逐渐从自发到自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1]在近代以前的自然法思想中，人们还不能自觉地区分法律现象内部的各个要素，法律认识还局限在总体画面和一般性质的描述上。

那时的自然法理论实际上仍然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叙事方式，“是”（is）和“应当”(ought)在那里仍然是混同在一起的。

而人类理性自觉地意识到价值问题，真正把包含法律在内的外部世界区分为事实与价值两种不同认识要素，则是从休谟开始的。

在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主义兴起以后，人们对道德和社会问题的认识总是习惯于像讨论数学问题那样论证其确定性。

被视为是自然科学奠基人的笛卡儿就曾试图建立一门像数学一样的道德科学。

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哲学中发现像数学那样不证自明的真理，无数的争议和分歧就会结束。

斯宾诺萨也把几何学方法运用于伦理学的研究。

洛克则明确指出：“道德与数学一样可以证明”，道德知识可望取得与数学一样的真实确定性。

他说：“没有所有权，就没有对权利的侵害；这个命题像欧氏几何学的任一论证一样确实。

”[2]受科学至尊的影响，法学家们也试图把科学的精确性、确定性引入法学领域，“法学家也要在他们的知识领域里追求这些特性，以便骄傲地称得上…法律科学‟”。

[3]但是，这些把道德科学和社会科学试图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价值世界具有数学和经验方法无法适用于它的特殊性质，否则，伦理学便会成为一门自然科学。

”[4]休谟对那种自然主义的努力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区分了事实和价值，将有关道德关系的观念建立在有关自然历史的真实和世界运转的知识基础上。

------就这样，休谟瓦解了传统自然法的本体论。

”[5]休谟的观点虽然也是经验主义的，但是他却是彻底的经验论者，他认为“从形而上学、神学和自然科学中，不能得到普遍和必然的知识。

”[6]人们对世界的观察和归纳是不可靠的，例如，A事件后出现了B事件，人们总以为A事件是B事件的原因，B事件是A事件的结果。

休谟认为这只是一种先后关系，而非必然的因果关系,人不能靠先验的推理而得到这种关系的知识。

归纳问题作为“休谟问题”被提出后，它一直被视为是对因果关系或归纳法是否可以获得新知识的诘问，“甚至长期以来，…休谟问题‟被一些人视为…归纳问题‟或…因果关系‟的同义语。

”[7]其实，休谟问题在伦理学或价值论意义上，又表现为“是”与“应该”或“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因为，归纳问题在社会伦理领域引起的事实与价值问题要想得到解决，必然要依靠归纳问题本身的解决。

归纳问题不解决，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则会成为社会伦理现象中的永恒问题。

虽然休谟没有直言价值概念，而只是在阐述其道德理论时，间接地阐述了这一问题。

但是，归纳问题对获得新知识途径的诘问，必然使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得以彰显。

按照休谟的理解，科学研究所涉及的“是”的问题与道德判断所涉及的“应当”的问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从“是”中不能必然推论出“应当”，有关事物实际上如何的知识并不能告诉人们它应当是什么。

面对道德善恶这样的价值判断，以理性为特征的科学是无能为力的。

这样，休谟区分了事实与价值，提出了从事实判断能否推论出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的问题，以及这种推论的根据和基础是什么的问题。

从此，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这一休谟问题成为困扰人类思维的一个哲学难题。

继休谟之后，康德对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解说。

他认为休谟“把他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

”[8]他深感需要对以往的独断理论进行批判，并且要重新考察普遍性知识的可能和不可能。

康德明确把世界分为自然科学的知识领域和道德科学的价值领域，法学作为一种研究应用道德或实践伦理的学科，应被划在价值领域。

他说：人既是经验世界的人，要受到因果规律的支配，又是具有自由的道德力量的人，能够在善恶之间作出选择。

为了解决自然科学的理性和道德生活实践的理性之间的矛盾，康德设想“以事实为目标的…理论理性‟和以价值为目标的…实践理性‟的统一。

”[9]但最终却将这两者的统一求助于他所设想的灵魂不朽的上帝，而使他陷入了先验的唯心主义泥潭。

针对休谟问题引发的事实判断能否导出价值判断的难题，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10]休谟问题之所以在以往哲学中得不到科学解释，就在于事实与价值的两分论者总是在理论思辩和抽象逻辑的范围内兜圈子，把一个本来是实践范围的问题放在了逻辑的范围。

马克思从实践入手，在承认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前提下，把人的价值判断置于具体实践活动这一事实之中，使实践成为价值判断的现实基础。

实践何以能沟通事实与价值并从事实判断中导出价值判断？马克思指出了其中的奥妙：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不同之处就在于：动物只能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活动，它无意识地适应于自然的状态；而人的活动则具有两个尺度，一是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二是人自身的主体尺度。

人在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使事实与价值得到了沟通。

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在法律认识中表现为“法律是什么”与“法律应如何”的问题。

一般来说，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在法学理论中属于本体论的范围，是一种事实认知，它所展现的是法律现象产生、发展和变化的事实和根据。

这种事实和根据在理论上不仅是法律的真理所在，而且还是一切“良法”的最终根源。

而法律应如何的问题则是对法律的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既要以事实认知为基础，又是对事实认知的发展。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相互统一的过程：一方面，没有对法律现象的认知和内在规定性的揭示，就不可能产生对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的评判，而且对法律本来面目的认知愈深刻，人们对法律与自身价值关系的把握也就愈全面、愈合理。

另方面，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不是盲目的，总是受一定价值目标的导引，法律实践更是如此。

“只要我们不是以…是盲‟、…事实盲‟或…应该盲‟、…价值盲‟的眼光看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以把握事实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事业，与创造价值为目标的价值实现活动，正呈现出一种统一的趋势。

”[11]这样，无论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都可以看作是法律认识的必要环节，它们贯穿于人的整个法律认识的过程。

二、如何认识法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自休谟问题开始，在法学研究中是否可以运用价值方法？如果可以，价值方法应处于何种地位？就成为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

早期的实证主义者认为事实与价值不可沟通，他们主张“价值剔除”或“价值空场”。

英国法学家克特威尔在评价这种观点时指出：按照极端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在两种意义上应当是…摆脱价值观念‟的：它既不应当自身对其所观察的事物进行价值判断，亦不应该对其所观察的事物固有的价值的内涵和终极意义进行研究。

”[12]他批评这种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的观点几乎否定了价值的存在，其理由自当源于价值判断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论出来的“二歧鸿沟”。

实证法学关于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观点，充分地表现出他们对价值判断的轻视。

例如，奥斯丁认为法学研究中所追求的真实和中立，“可以彻底驱散伦理科学头顶所笼罩的迷雾，可以清除其中所包含的绝大部分的含糊其词。

”[13]因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功过则是另一回事；而功过与对错的价值判断是无法确定的。

凯尔森也把价值因素看作是一个由“情感”因素决定的、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只对判断人有效的东西。

法学应该是一门对事实上的法律进行认知的科学，而不是一种道德或政治上的情感发泄。

他指出：“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14]可见，在法律实证主义者那里事实与价值是分离的、没有关联性的。

法律实证主义硬性排除价值的做法，带来了犹如“恶法亦法”、“价值迷失”等在实践和理论中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

同样，强烈的价值介入也会使研究者产生偏见以至于失去研究的客观性，出现“义务本位”、“种族歧视”之类的扭曲理论和“价值暴政”。

这样，如何在法学研究中既保持客观性，又做到对道德合理性的价值考虑，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在研究过程保持“价值中立”的观点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

对此，韦伯给予了集中而充分的阐述。

按照韦伯的理解，经验科学向社会文化科学提出了客观性的要求，法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科学研究，需要“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和价值判断的关系。

”[15]至于为什么需要把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中加以排除，韦伯的观点不是要否定价值自身的意义，相反，韦伯看到了价值关联和价值解释在人类的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韦伯时代，许多人都把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看作是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不同。

持主观倾向的观点认为事物价值来源于“它是被想望的”，而持客观倾向观点的却认为“某事物之所以被想望是由于它有价值。

”[16]韦伯不同意这两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往往混淆了这两类问题：一类是可以从“逻辑演绎而得到的事实和经验事实”，另一类是“以实践的、伦理的或世界观的价值判断。

”[17]由于从事实角度看问题和从价值角度看问题，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视角，因果分析绝无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亦绝非因果说明，从存在无法上升到应当，解决存在问题的经验科学就不能承担、而且应该拒绝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从而保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

可见，韦伯是要极力消除人们的一种误解，即社会科学可以对相互冲突的价值作出科学性的认识和评价。

那种试图回答科学不能解决和无权过问价值问题的做法，是对科学精神的真正亵渎。

韦伯的价值中立强调：由于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不同，法学研究不应将主观性的东西试图纳入客观性范围来把握，从而纠缠于事实与价值的“无休止的争论”当中。

“价值的本质不在于真实的事实性，而是它们的有效性。

”[18]在韦伯的方法论中，价值无涉是与价值相关联的“无涉”，而不是鄙视价值或者不要价值。

他所倡导的“并非不去研究价值和道德，恰恰相反，由于价值与道德是社会行动和社会秩序形成中的重要因素，因此任何社会理论都无法回避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