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元龙（安徽三联学院思政部，安徽合肥 230601）摘要：复兴中华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历史使命的必然抉择。

民族文化的特殊内涵决定，复兴中华文化就是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民族文化的亲和力和向心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复兴中华文化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复兴中华文化划定了原则方向，即复兴中华文化必须遵循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正确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坚持走和谐文明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中华文化；复兴；认识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122-03 文化是一种复杂而丰富的现象，它的形成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史，即人类在面对强大的外部环境挑战以及应接挑战过程中形成的一切成果，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制度行为文化等。

所以，社会实践是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客观依据。

同时相应的文化品格也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由于人类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无序的状态，导致自然环境压力和社会生活压力也不断增加。

这是文化发展的唯物辩证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实现经济腾飞的目标，也包括健全和完善各项体制机制，社会成员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风尚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等。

因为在文化的复杂系统中，精神文化是对物质文化和制度行为文化的提升和概括，并对其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复兴中华文化即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和力。

一、复兴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华文化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既包括优秀的民族文化如民族精神，也包括糟粕部分；既包括传统的旧文化，也包括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形成的新文化。

正因为这样，复兴中华文化常常被误解为文化民族主义或将复兴中华文化简单化为复兴传统文化等。

因此，复兴中华文化首先必须弄清楚何谓“复兴”，以及何谓复兴“中华文化”。

首先，“复兴”隐含着这样的内涵，即曾经相当辉煌，后来由于某些原因中断或退落，现在再次实现辉煌。

之所以说中华文化曾经是世界文化的楷模，是因为中华文化不仅创造了自身的辉煌历史，也以其独特的价值文化、实物文化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那是人类在普遍落后状态下的相对突出，而且中华文化在近现代史上是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并险些湮灭于强势的西方现代文化之中。

所以，民族文化的再次辉煌不是对原有现象的重复或试图回到过去，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结合现当代社会实际实现创新发展并对世界形成吸引力。

只有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才能实现源源不断的大发展，才是真正的复兴。

所以，“复兴”既是“破”，也是“立”，并且重在“立”，乃至因为“新”而“兴”。

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其既是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更是在现当代的创新和发展。

其次，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是精华和糟粕的统一体。

5000年来，伴随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中华文化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争鸣”是中华文化大发展的典型，为此后数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始皇以“焚书坑儒”为代表的文化整顿使中华民族基本上实现了大一统，却使从诸子时代延续下来的学术争鸣噤如寒蝉。

西汉初期董仲舒提出“罢诸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一枝独秀。

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几乎都囿于解析儒学经典，尤其科举选拔制度使知识分子的一切思想活动仅在于如何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少有创新。

即使中华文化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但由于缺乏质的飞跃，最终濒临崩溃的边缘。

所以说，中华文化虽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但不可否认其也有片面性的一面，即使像“大唐盛世”、“康乾鼎盛”这样的大治，也不能掩盖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狭隘性。

因此，强调中华文化必须以承认民族文化的两面性为前提。

再次，复兴中华文化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必须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以及国内和国际等多视角来看待。

中国近现代史的屈辱和悲壮告诉世人，能否准确理解复兴民族文化的内涵是实现民族振兴的重要前提。

“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自强”等揭开了中华文化试图革旧鼎新的序幕。

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纲领开展自救运动，但这种保守的文化民族主义最终以甲午战败而告结束。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有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自觉，但又缺乏创新开拓之实质。

20世纪初广大知识分子还掀起研究国学以自救的热潮，如章太炎高扬国学，试图“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但是袁世凯称帝以及随之而来的尊孔复古的文化逆流，使国人对国学更加厌恶。

直至“新文化运动”提出许多新思维新观点，尤其是此后不久的“五四运动”将这次文化运动推向顶峰，可谓是中华文化的一次大解放。

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史说明，复兴中华文化必须坚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走民族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及成功，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开辟，是这种文化复兴理念正确性的最高验证，是中华文化在20世纪实现飞跃的最高表现。

因为这些文化现象符合历史潮流，在诸多方面超越了旧的文化传统，如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是最公正客观的，文化的参与者是最广泛的，文化成果的惠及者是最普遍的，文化形式是最喜闻乐见的，文化目标是最崇高和最科学的等等。

同时，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复兴中华文化不仅意味民族文化在国内的振兴，也包含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内涵。

中华价值文化的输出就是增强“中华文化圈”在世界的影响，进而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和亲和力。

所以，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既是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发展的重要举措。

总之，复兴中华文化必须明确“复兴”的内涵，以及坚持从历史和现实、从国内和国际、从理论和实践等多角度解析中华文化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只有这样，民族文化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需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决定，复兴中华文化必须以其为指导，坚持走民族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之路。

二、复兴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物质到精神思维、从体制机制到技术科学、从国家政治到个人的衣食住行，无所不包。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日渐突出，复兴中华文化成为可能和必然的社会课题。

首先，从可能性上说，相对开放与和平的国内外环境是复兴民族文化的重要前提。

复兴民族文化不仅意味着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意味着吸收和借鉴各种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更意味着在学习和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突破，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总体上和平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因为只有开放的环境，我们才有机会去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我们，以及自己认识自己。

只有和平发展的环境，我们的学习创新活动才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拉近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从而使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不再是空谈，这既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也为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从必然性来看，独具民族风格的中华文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敲响了复兴中华文化的警钟。

民族文化独特的内涵和存在形式决定，其对人的影响比其他任何途径都要深刻和久远。

纵观当今世界，尤其发达国家不仅注重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提升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十分注重在文化上实现自己的影响。

从现当代国际社会的发展事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相当的成果，并还在更加深入地施加影响。

例如20世纪末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直言不讳现代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同文明的差异，这实际上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的变种。

所以，抵制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和倡导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众多国家，尤其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共同选择。

由于欧风美雨的熏染以及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以道德伦理为根本的中华文化首当其冲，时常遭受冷遇甚至被歪曲。

不仅在国际社会如此，就连部分国人也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的不信任和不理解，淡漠民族文化和崇尚西方文化成为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取向。

这是对古老而精深的中华文化历史的极大讽刺。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华文化再造辉煌、增强抵御风险能力以及走向世界，是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历史使命。

民族文化是生产力的渗透性要素，尤其在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深入的现阶段，是否拥有强大而科学的社会文化是成功的关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所面临的各项挑战和机遇，既为复兴中华文化提供了可能性条件，也为复兴中华文化提出了必然性和紧迫性。

这既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民族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复兴中华文化必须强调的几个问题复兴中华文化既是对民族文化历史地位的肯定，也是对民族文化社会发展性的强调。

所以，复兴中华文化必须既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心存敬畏，又勇于开拓创新。

复兴中华文化既不是妄自菲薄，也不是自高自大，更不是搞文化霸权，而是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赋予民族文化以新使命新内涵，以强化和巩固中华民族的坚强大厦。

为此，复兴民族文化必须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强调中华文化不等于一般地肯定文化民族主义。

对待民族主义，我们既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一概接受。

民族主义能激发人们热爱民族社会的积极情绪，也可能使民族因此陷于保守、封闭和落后的境地。

中华民族具有丰富的民族主义历史，尤其在近现代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达到最高峰，成为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但其狭隘性也形影相随，即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具有极强的盲目排外、夜郎自大的保“本”情结。

其实在今天，我们中的很多人骨子里面还有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如“中国地广人多，无所不有”，“21世纪必然属于中国”等。

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我们容易盲目乐观，自高自大或封闭自守。

所以，强调与中国实际发展状况相匹配的中华文化更应该突出“理性”，敢于和善于创新民族文化。

因为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保“本”，更要在“本”的基础上走得更深更远。

只有这样，民族文化才能真正体现出民族性、科学性和时代性。

所以，复兴中华文化既是强调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化的价值，也不否定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学习一切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

第二，强调中华文化不等于默认“文明冲突论”。

恰恰相反，强调中华文化是要打破所谓“文明冲突论”的谬论。

毋庸置疑，当今世界的冲突是此起彼伏的。

直观上，我们很容易给之冠以某些文明之间的冲突，诸如“东西方文明冲突”、“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冲突”等等。

但是世界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各种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虽然大相径庭，但殊途同归，即都是人类在求生存谋发展中积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