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诗六义说
“六诗”“六义”说
与《序》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六诗和六义说。

《周礼?春官?大师》称“六诗”:“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毛诗序》则称诗六义:“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对于六诗和六义的解释，自郑玄起，就夹缠不清。

他似乎是把“六诗”和“六义”等同起来，把它们都当作诗体; 但又似乎是把比、赋、兴当作诗的表现方法。

到刘勰，已经把比、兴作为方法来论述了。

明确将“六诗”分成三体三用的是唐人孔颖达。

但同是唐人的贾公彦，却认为六诗皆体。

究系三体三用，还是六诗皆体，以后就一直没有明确过。

而正确的解读，对了解早期文学观念的形成与特点来说，却至关重要。

特别是对赋、比、兴的解读，不仅关系到对其原始义的的理解，实也关联到对于以后诗歌理论批评的认识，因为在我国古代的诗歌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中，赋、比、兴一直处于核心的理论范畴之列。

如果认为六诗皆体，那么就应该从功用上来理解早期的诗歌观念;如果赋、比、兴是诗之用，那么就应该从艺术的角度来理解早期的诗歌观念;如果先是体，后是用，那么就应该把前后分开说明诗歌观念是如何发展的。

或者正是由于它的重要性，近百年来，学者们下了很大的功夫，穷其究竟，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章太炎讲六诗皆体，但已指出作为诗体的兴与《毛诗序》的兴的不同。

郭绍虞进一步发展，指出“关键就在‘六诗’与‘六义’的区别。

讲‘六诗’，只能指诗体;讲‘六义’，就可以兼讲体和用。

”这就可以这样理解:“六诗”与“六义”是不同的概念。

当然他和章太炎一样，也认为六诗皆体，风、雅、颂与赋、比、兴的差别，只在于合乐与不合乐。

章必功则提出“六诗”皆用说，认为“六诗”是诗歌教学的纲领，它们的区别只在于教授的内容由低到高的过程。

对此一问题作了更为
深入的研究的，是王昆吾。

他明确论证了“六诗”是西周乐教的六个项目，服务于仪式上史诗的唱诵和乐舞。

其中风与赋是用言语传述诗的两种方式，分别指方音诵和雅言诵;比与兴是用歌唱传述诗的两种方式，分别指赓歌与和歌;雅和颂则是加入器乐因素来传述诗的方式，分别指乐歌和舞歌。

他还详细论述了从“六诗”到“六义”的演变过程及其成因。

看来“六诗”和“六义”的区别及其演变的脉络是清晰可见了。

但事实上还有一些不同的解释。

1986年，周策纵出版了他的《古巫医与
六诗考》，他认为“六诗”中风、赋、比、兴与古巫的名字相同或相关，雅、颂则和古巫的工作相关。

他是把“六诗”推原到更早的阶段去解释了，早到可以说与诗之创作相关。

与之相似的是赵霈林的《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他从原始兴象的产生与宗教观念的关系，到兴义的规范，作
了大量的论证，说明兴义的演变过程。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此一问题的复杂性。

从文学观念的演变考察，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六诗”中是否遗存有诗的创作之初(献诗或者所采之诗的创作之初)的原始义;二是诗教和诗之用(典礼用诗与外交场合用诗)的含义;三是“六义”的概念。

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内在脉络如何，似乎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来说明。

第一个层面与第三个层面(特别是其中的赋、比、兴)在作诗法上可能还有某些重合。

这些重合被后人囫囵为作诗法，如把“兴”解成“兴发感动”之类，并且用于解释后来的诗评，作诗法遂逐步成为赋、比、兴的正统解读。

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待专题研究来进一步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