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谈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黄晓峰钱冠宇发表于2015-06-14 11:18说到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似乎有很多方面可以说,您是怎么界定“影响”的呢?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
它的统治究竟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很难回答,但同样又很难回避的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长期研究元史,他认为,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可以从大统一、专制的强化、制度的断裂、经济的波动这四方面来看。
封面张帆像:李媛绘说到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似乎有很多方面可以说,您是怎么界定“影响”的呢?张帆:这个问题可以有几方面的理解。
第一,有些东西是自然发展的,从逻辑上推断,没有元朝也会这样,最多是进度、规模稍有差异而已。
虽然说历史不能假设,可看发展趋势确实如此。
比如过去经常讲的,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这件事发生在元朝。
但实际上,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是一个自然的趋势,即使没有元朝也会如此。
无论它是好是坏,和元朝都没有太大关系。
还有讲元朝经济发展成就,经常谈到棉花种植的推广,也是一样的道理。
没有元朝,棉花种植也会逐渐推广。
俗文学方面,杂剧、散曲等在元朝以前就有很好的基础,没有元朝同样也能发展起来。
因此上述种种,严格说来都不能算是“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第二,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元朝带来某种影响,但到元朝灭亡,这个影响就逐渐消失了。
比如像“四等人制”——这个概念现在有些争议,可能不太准确——以及儒士地位的下降,中西陆路交通的活跃,基督教的传播,这些影响在元朝灭亡后并没有延续下去。
它们可以算是“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但比较次要。
第三种情况,在元朝统治下出现某种现象,和前面的历史基本接不上,但和后面的历史能接上,这才是最主要的“影响”,是我们重点要谈的。
不过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三种情况,所谓主要的“影响”,其中相当一部分与金朝有关。
在很多时候,元朝和金朝的影响是混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划分。
金、元都是北方民族王朝,前后相承,对中国历史有相同方向的推动。
但毕竟金朝只有半壁江山,时间也相对短,所以它的影响会比较小。
下面我们要谈的问题,或多或少都有金朝的背景,但是金朝我们就不讲了,无论如何,元朝的影响是主要的。
您认为元朝的第一个影响是“大统一”,它与以往汉、唐的统一王朝有什么不同?张帆:“统一”这个词有点陈旧。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教授有一个提法,汉、唐的大帝国是转瞬即逝的,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汉、唐在内,本质上属于“小中国”。
到了元朝,加上此前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影响,中国才变成了“大中国”。
就是说,在元朝以前“小中国”是常态,元朝之后“大中国”变成了常态。
这种提法值得参考。
明朝版图比元、清小,但总体来说,从持续和有效控制的范围而言,它并不比汉、唐差,或许还强一些。
所以称元朝以下为“大中国”时代,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个“大中国”时代由元朝开启,这就是它对中国历史的第一大影响。
实际上在元朝,很多人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主要就是吹捧“本朝”版图辽阔,其他还真没有太多可吹的。
著名学者杨联陞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朝代间的竞赛》,其中讨论中国古代一些朝代的人如何歌颂自己的时代,如何总结“本朝胜于前代者”云云,很有意思。
可以看到,古人也很爱搞主旋律、正能量的宣传,不过在不同朝代,会结合自身情况进行不同角度的歌颂。
杨先生这篇文章漏掉了元朝,我们完全可以给他作一点补充,元朝人吹捧自己时代的时候,主要就是突出一个“大”字。
其他方面的,比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这类吹嘘都比较少见。
今天网上讨论“元朝到底能不能算中国”,如果从元朝当时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绝大多数确实认为元朝能够代表中国,是把元朝当作中国历代王朝当中的一环,拿来和其他王朝比较。
再做点具体补充。
今天中国的有些地方,是元朝把它纳入版图。
比如云南,云南在唐朝中期出现独立政权,更替了好几个王朝,有自己的文化,而且中原王朝也没有非要把它纳入统治的想法。
宋朝干脆置之不理,说“大渡河外非吾有也”。
因为以后王朝的重点发展区域都在北方,如果不是蒙古征服,很难想象会去开拓遥远的云南。
青藏高原也是如此。
元朝在这里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统治力度比内地低一些,广义上说也是“一国两制”的方式,但这比唐宋已经是巨大突破。
假设没有元朝,以后的王朝从宗教等因素考虑,或许也会经营这一地区,那可就要困难多了。
大统一带来很多间接的影响。
科技文化方面,像前面说过的杂剧、散曲之类,与元朝统治的关系可能不很大,但有些内容,比如天文历法,关系就比较大。
主要表现是郭守敬主持制订的《授时历》,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历法。
清朝人甚至说“有元一代制度,莫善于历”。
这样一部先进历法怎么做出来的?当然与郭守敬个人的学术造诣分不开,但大统一局面给他提供了以前没有的天文观测、数据采集条件,也非常关键。
郭守敬设立的观测点,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这是以前做不到的。
还有,统一局面和辽阔的版图开拓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增加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前些年学术界热烈讨论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一张十五世纪初朝鲜人画的世界地图,它是以元朝后期的两种世界地图为底图重绘的。
一般认为,除了朝鲜半岛以外,图中对大部分区域的描述是基于十四世纪元朝人的地理观念。
其中画出了非洲、大西洋等,说明当时元朝人对世界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明朝初年的郑和下西洋,只有在元朝的基础上才能搞起来,包括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海外地理知识等等。
另外,在元朝的统一局面下,民族迁徙、民族交往空前频繁,大量迁入内地的非汉族人口逐渐融入汉族,还形成了两个新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和回族。
这些变化都与大统一有关。
元朝作为异族入主中原,在对待其他部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和中原王朝的处理方式是不太一样的,这对它统治的有效性是不是有所增强?张帆:是这样。
我们强调元朝的大统一,不仅仅是版图辽阔,而且也在于统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或者说统治的深度。
这主要表现在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上,少数民族王朝有它自身的优势,更加能够切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
姚大力教授和杉山正明教授都有类似的看法。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您认为元朝的第二个影响是专制的强化,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张帆: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讨论过,尤其是前辈学者周良霄先生,他明确指出明清的“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很大程度上是受元朝影响。
“专制”这个词用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有一些争议,但我觉得约定俗成,没有太大问题,是可以用的。
这方面讨论比较复杂,暂且不谈。
专制,在狭义上就是指君主专制。
中国历史上从秦朝开始就有,但在宋朝已经有所放松,元朝又把这些放松的东西收紧了。
宋朝的君主专制相对来说有一些开明色彩,官僚机器和士大夫群体的自主性比较强,可以和皇帝讲道理,与皇权分庭抗礼,可到明朝却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这中间元朝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例如对臣下体罚或酷刑处死,这样的做法在宋朝已经消失,但元朝又出现了,明朝则变本加厉。
还有大臣向皇帝跪着汇报工作,皇帝不说“平身”不能起来,这样的礼仪很可能也始于元朝。
元朝带来了草原社会的政治观念:君臣关系就是主奴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仅限于君臣之间,也适用于君民之间。
在法理上,谁都没有人身自由,都是从属于大汗的。
它的君主权力,能够伸展到的边界比宋朝远很多。
不一定天天剑拔弩张,偶尔露峥嵘,就让你知道厉害。
举一个例子。
成吉思汗接班人窝阔台在位的时候,一个蒙古部落里突然谣传要“括民女”,就是大汗要把部落里的姑娘征集走。
大家吓坏了,能嫁人的赶忙嫁人。
窝阔台大为光火,据史书说他是个宽厚的人,可这次动了雷霆之怒。
原本没这个计划,现在偏要“括”给你们看看。
于是把该部落所有新嫁和未嫁的姑娘集中起来,据说有四千名,一部分纳入宫中,其余的当场配给部下,她们的丈夫和家人就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全都噤若寒蝉。
这件事在汉文史料中只简单提了一句,波斯文史料有具体描述,场面是很恐怖的。
用元朝人的说法,“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怯怜口”是蒙古语“私属人”的意思。
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幼,在人身关系上都隶属于皇帝,上面的例子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种理念。
与此相关,在元朝,老百姓在职业选择上也没有自由,由朝廷规定职业,而且不准改行,称为“诸色户计”。
这个制度在明初继承下来,明朝中后期才慢慢松懈。
皇帝或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控制明显强化,这自然是专制的表现。
说到人身控制,还有一个问题,与我们这里讲的专制关系不大,但也很重要,就是蓄奴现象。
中国传统社会早先一直有很强的奴隶制因素。
不过到宋朝已经快消失了,宋朝的奴婢丫鬟等基本来自雇用,属于契约关系,没有完全失去自由。
但元朝又把草原社会的奴隶制注入中原,出现大批来自战争劫掠的奴婢,都是世代为奴。
以后明清两朝的蓄奴现象也都很严重。
总的来看,宋朝社会层次的区分度是比较小的,就是说全体社会成员在人格上趋于平等,而元朝又把这种区分度拉大了。
另外一个与专制有联系的东西是分封制。
它与君主专制共同反映出“家天下”的政治思维。
天下属于皇帝所有,更准确地说属于皇帝家族所有。
只有皇族才享有国家主权,皇帝是他们的代表。
皇族以外其他人都是没有主权并且被统治的。
分封制在唐宋已经淡化,诸王只有虚名。
但到元朝又变实了,诸王不仅在草原有封地,在内地还有采邑。
明朝的分封制也比较实,尤其在明朝初年,这也是受到了元朝的影响。
您认为在专制问题上,元朝对于明清的影响,更多的是观念上的强化还是制度上的因素?张帆:在狭义的专制层面,就是皇权方面,主要是观念上的影响。
明朝改革了元朝的很多制度。
元朝皇帝在理念上专制,实际上却又不爱管事,比较懒,事情都交给宰相负责,宰相权力比较大。
正因如此,明初朱元璋就把宰相废了。
宰相权力大和皇帝专制好像是矛盾的,可就元朝来看又有一致性。
因为元朝的君主专制主要体现在法理上,实际政治运作中并没有充分落实。
宰相与皇帝的关系,好比管家和主人。
管家就是奴仆的头子,负责日常管理。
皇帝把工作委托给宰相,平时就不怎么操心了,甚至于连日常上朝的制度都没有。
这与游牧民族的性格有关,不计较细节,做事比较豁达,粗线条。
但就广义和相关问题而言,诸如君主与臣民的人格差距、对臣民的人身控制、蓄奴现象、分封制等方面,制度上的沿袭还是比较明显的。
您曾提到,不能把明朝之后的皇权膨胀完全归结于元朝的影响,宋元实际上还是处于加强状态的,这个应该怎样理解呢?张帆:现在一讲元朝就容易把明朝的事直接关联起来,但历史是复杂和多元的,除元朝影响外,汉族社会的皇权也存在扩张趋势。
只不过它的扩张又引发了制衡因素的加强,姚大力教授形容这种关系是“张力”。
就像拔河一样,你用力我也用力。
元朝的情况是拔河的绳子断了,张力基本消失,皇权单方面膨胀。
就宋朝来说,程朱理学对于皇权的巩固和扩张起了不小作用,因为它特别强调君臣伦理,将忠君观念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