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商场现代化》2005年10月(下)总第447期目前,弱势群体现象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说它是一个经济问题,是因为弱势群体在占有资源方面无法和强势群体相比较,从而导致其可资利用的资本极度馈乏;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因为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导致了弱势群体的心理失衡,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大量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出现。
因此,弱势群体问题既影响了经济的良性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的有序运行。
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弱势群体问题,虽然不一定完全打破传统的思维惯性,但是却能够拓展关于这一课题研究的思想空间。
一、弱势群体的特征及其构成目前,在概念界定上虽然暂时无法给出一个高度抽象直观的关于弱势群体的定义,但是在外延的勾画中我们仍能描绘出弱势群体的表象特征。
弱势群体具有以下特征:1.弱势群体之所以处于弱势地位大多数情况下是外源性的而不是内源性的。
除了生理性和自然性弱势群体,居于弱势群体主体地位的社会性弱势群体要么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要么是由现实的社会结构调整造成的。
2.大多数弱势群体虽然处于弱势地位但有强势的心理追求。
这一群体渴望实现自身的价值,渴望获得他人的尊重,渴望融入主流社会的生活。
而这种强势的心理追求最大的精神依托就是年龄优势。
3.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是非刚性的,具有非常强的弹性。
有些弱势群体成员可塑性较大,如果获得一定的外部刺激就可能很快走出弱势群体的圈子,甚至跨入强势群体的行列。
从社会维度考量,当前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一是农民工群体。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和我国社会流动政策的松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涌向城市。
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形不同,现在的农民工主体是更年轻、竞争力更强的青年人。
但是,年轻的农民工群体并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他们虽然居住在城市,但僵硬的户籍制度将其排斥在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之外,就业岗位上的歧视、执法上的歧视、劳动报酬上的歧视、社会交往上的歧视使他们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市民平等的公民待遇。
二是高校贫困生群体。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特别是1993年实行高校并轨提高收费标准以来,高校贫困生的数量逐渐增多,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200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560万在校大学生中,贫困生有100.5万人,特困生有44.9万人,分别占总人数的20%和9%。
高校贫困生已经成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弱势群体问题及其政策导向牟永福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摘 要] 弱势群体占有资源的弱势,可利用资本的馈乏,造成弱势群体潜在价值的失落。
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弱势群体的构成、原因及其解决方案是弱势群体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关键词] 弱势群体 资源 资本 价值为我国弱势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高校贫困生相对于其他学生或者其他强势群体来说,生活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
他们在生活上大多比较拮据,不得不时刻限制着自己生活上各个方面的花费,时常陷入窘境。
其次,高校贫困生由于贫困而很难享有与其他学生平等的学习机会和就业机会。
另外,由于贫困,高校贫困生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狭窄,可利用的就业资源非常少,从而在就业机会上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
三是下岗、失业人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加入到弱势群体的行列,而且趋于年轻化。
到1997年,在全国城镇失业人口中,30岁以下的青年失业人口占全部城镇失业人口的53.5%。
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于2001年底撰写的一份题为《上海青年失业问题的现状及对策分析》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2001年上海市16~25岁的失业青年占失业总人口的39.3%,26~35岁的占22.9%,36~45岁的占25%,46岁以上的占12.2%。
其中上海市仅25岁以下的失业青年就从1998年的6.91万迅速攀升到2001年的10.2万。
二、经济视角下弱势群体的形成及其负效应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
在这一历史断面上,体制的变革、政策的调整,导致社会分化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
目前,我国走的是增量改革之路,在新体制形成之时,大量的旧体制也得也保留。
但是新体制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与旧体制的不相容性。
改革催生了一大批原先的政治边缘群体成为新经济生活的主体,而当家作主的体制内群体却受困于旧体制,并逐渐落后于新经济生活。
同时,改革使得市场因素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旧体制,从而出现巨大的权力资本市场。
这给了实际操纵权力者进入市场的机会,而对另外一些人则意味着开始丧失单位内资源的支配权。
社会的转型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也包括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向多种形式分配体制的转换。
在这些转换中,弱势群体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资源优化配置;二是科技增效路径。
其结果就是有些产业成为夕阳产业而遭到淘汰;有些人则跟不上改革的步伐,成为社会改革的掉队者。
分配体制上的转换,特别是按要素分配的出现,造成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在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呈现极大的138《商场现代化》2005年10月(下)总第447期差异,财富更多地被少数人支配,而按劳分配的广大主体却只有形式上的平等。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即贫困文化现象。
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大部分弱势群体技能单一、知识贫乏,其所接受教育和再教育远跟不上时代步伐,其原有的劳动价值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断贬值,并丧失了竞争价值。
更重要的是弱势群体陷入于一种贫困的文化陷阱,受困于贫困文化而从根本上落入贫困,从而丧失了转变观念及适应新体制的能力和欲望。
弱势群体的价值预期及其价值选择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社会和自我的一种主观性回应,这种回应是弱势群体的一种个体选择,必然带有一定的群体倾向性。
当这种回应与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时,社会问题的产生也就成为必然了。
一是相对剥夺感的强化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弱势群体不同于其他弱势群体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们有强势的心理需求。
但是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又不能满足他们的这种需求。
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弱势群体本来脆弱的心理防线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这是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强化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流动的加快。
随着我国户籍制的松动和收入分配水平的拉大,社会流动性增强,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的机会。
特别是对于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弱势群体而言,这种相对剥夺感更被放大和强化了。
于是,他们感到社会不公正,就可能产生对抗性情绪。
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失范行为、与强势群体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犯罪现象,无不与这一因素有关。
二是弱势群体价值选择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其价值观念易发生转向。
由于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群体很容易遭受侵犯或者发生不幸,而当他们遭到侵犯或发生不幸时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救济,那么他们就会对支撑其生存的原有价值观念产生怀疑,甚至背叛。
三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价值冲突导致了社会结构断裂。
由于社会排斥的存在和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认同,弱势群体的社会网络资源很难得到有效的拓展。
于是,弱势群体很难融入到主流社会,更无法通过与强势群体的社会交往、人际互动培养起现代文明所需要的思维和意识。
其结果就是,两大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形成社会的两个断裂层面。
三、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政策导向由于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任何社会都无法保证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必须要通过某些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在稀缺的社会资源与各种社会需求之间寻求一种分配平衡。
1.调整资源的分配形式维护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需要调整、改变不利于弱势群体的社会分配政策。
首先要在社会的再分配中加大对弱势群体的适度倾斜。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资本的增值效用,会使社会贫富阶层差距逐步加大,出现两极分化趋势。
在社会各阶层中弱势群体的资本拥有量最低,其社会财富的占有水平也必然因资本的效用逐步下降。
因此,要建立具有宏观调控意义的再分配制度,增大对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社会再分配倾斜,使个人资本相对不足的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抗拒失业、年老、疾病的经济应对能力。
其次是降低“权力寻租”过程中社会资源占有的比例。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资源本是社会公共财富,严格规范社会资源的控制权与使用权,调整社会运行机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避免利用职业与职权之便增加部门与个人收入的不良社会行为,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2.从制度上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社会保障制度是为弱势群体提供防范生活风险的社会保险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有竞争就有淘汰。
但是,弱势群体的产生有时并非这样简单。
社会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准则,在这个准则下,人们进行各种活动。
但是,这种准则又有多少弱势群体的声音呢?主流社会把弱势群体排斥到了边缘地带,阻隔了弱势群体与主流社会的交往。
这一社会情境的压力迫使弱势群体做出了与主流社会价值认同相反甚至对立的选择。
如果把这种责任完全推到弱势群体的身上,显然有失社会公平。
因为,如果弱势群体仍然按照主流社会的价值标准确立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就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
况且,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弱势群体不想遵循主流社会价值,而是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接纳。
因此,我们不能把批评的焦点总是对准弱势群体,还应该从社会制度自身入手,建立起有效的弱势群体保障制度。
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主要体现为劳动保障、福利权益保障和政治权益保障。
保障弱势群众的劳动权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要在零售业问题上加以调控,保障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就业稳定性、劳动报酬、劳动条件、劳动时间等权益的顺利实现。
保障弱势群体的福利权益包括就业保障、养老保障、医疗工伤保障等等。
政治权益保障重要的一点是要实现弱势群体的民主参与社会管理的制度,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民主权利。
3.把社会救助作为制度保障的辅助形式关于社会求助,时下流行的现实不外乎两种,一种主张实行差额补足,认为应该对弱势群体发差额补助金,使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或贫困线以下的家庭都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准,拉平处于贫困线以下家庭参差不齐的生活水平。
这是凯恩斯主义者的主张。
第二种主张实行负所得税,认为高效率的经济运行源于市场竞争规则的有效作用,而补足差额式意味着实行了一种奖懒罚勤的非理性救助活动,其结果是扼杀经济活力。
于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了“负所得税”的理论和方法,其核心是在贫困线以下的公民可以从政府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自动得到补偿,使他们的收入超过贫困线。
参考文献: [1]潘本衡 肖冬梅:《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03年第6期[2]吴森富:《青年失业现象、原因及对策分析》《青年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