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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全世界最难的手术

我做了全世界最难的手术骨盆骶骨肿瘤,曾一度被称作外科医生不敢碰触的禁区:因为肿瘤紧贴着肾脏、坐骨神经、髂动静脉等重要脏器和大血管。

要在这个部位动刀子,一般人不敢。

但是他,偏偏不信邪,用了15年时间干出了一条“保命又保肢”的生路。

他,便是郭卫,被业界誉为骨肿瘤手术的“亚洲第一刀”。

要说中国有哪个学科的影响力在世界医学领域名列前茅,骨肿瘤绝对是其中之一。

造就这一影响力的,正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科主任——郭卫教授。

他曾说过一句很霸气的话:“不占领制高点,很多事情做着就没有意义。

”15年时间,郭卫突破了手术禁区,解决了骨盆骶骨肿瘤切除、重建的世界性难题。

他,被誉为骨盆骶骨肿瘤手术第一人。

郭卫常说:“能工巧匠是干出来的。

”年近花甲,他依旧一周五天、每天坚持六七个小时地站在手术台旁。

纵使拿下了诸多第一,他却从未真正满意。

“荣誉不重要,重要的是成就感。

”郭卫说,“你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儿,好多不治之症被我们治愈了,好多本该截肢的患者,被我们保下来了,这种感觉,特别好!”1郭卫教授脾气冲,尽人皆知。

“那就这样了?”门诊上,一位患者家属面对郭卫停掉化疗治疗的决定,很不客气地问道。

郭卫一听,直接怼了回去:“难道明知是'毒药’还用?”曾有不讲理的患者家属在他门诊上拍桌子,他直接拍了回去:“如果你觉得大夫是弱势群体就肆无忌惮,那就是开玩笑!”郭卫深知自己的脾气,但凡是觉得不合理的事情,他从不留情。

而一个实干型的医生却与他这副脾气相得益彰。

郭卫的手术,通常固定在七号手术间。

看过他手术的人都知道,手速极快,绝不拖泥带水。

一台骨盆肿瘤切除内固定手术,台上的女孩年仅22岁,正值花季时光,骨盆的重建质量,关乎她今后数十年的生存。

当天的手术由于肿瘤位置复杂,需要从前后路一起操作,中间需要给患者变换两次体位,因此需要准备的器械和辅料包自然不少,单单基础骨科器械就需要8包,平均每个包中50件器械,再加上重建所需,用到的器械多达上百种。

能同时hold这么多器械,并且能配合郭主任的,显然对助手和护士的要求会极高。

在同行看来,这些人的技术早已非常娴熟,但即便这样,不论是肌肉牵拉的方向、止血钳发出的动静,都会触动郭教授“大发雷霆”的点。

实话实说,做郭卫的助手,是一件“压力山大”的事情。

“再慢点!血管神经都在那儿呢!”“那边先按着,不做就先按着!”“(止血)夹,夹钳子得有个响儿!”“给我纱垫儿!再来一个!放上!绑!这个要快,怎么慢慢吞吞的!”……“手术时间越长,出血越多,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所以你想快点,同时希望助手特别理解你的思路,配合好。

”郭卫事后对笔者解释。

↑ 骨肿瘤的手术,用到的器械多达上百种,是所有手术中最多的。

这不仅是脑力劳动,更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术中敲、拧、凿、锯,都需要很大的力量。

“目前来讲,我们科里扳手腕大部分人掰不过我。

”郭主任半开玩笑地说。

十多公分的肿瘤,在无影灯的照射下,被一步步地剥离、切除。

24℃的手术室里,郭卫的额头布满汗珠。

“(后)背给我!”他转过头,迅速在助手消毒服上的擦了一下,眼神却丝毫不离病人。

剥离之后便是重建。

用钉棒固定两端没有切掉的髂骨,形成一个跟教堂一样的拱形结构,随后用一个异体骨顶住劲儿,相当于起到房梁的作用。

4根棒,10个钉子,一个异体骨,锯、削、敲、凿、拧,郭卫手上的动作行云流水,短短几个步骤,半骨盆就被干净利落地重建了起来。

“这跟做木匠有点相似,怎么样把它做得既符合力学原理又美观。

”郭卫开玩笑说:“应该让我们骨科的大夫都去学学木匠。

”而配合郭主任的医生、护士,短的磨合了数月,长的已经磨合了几年,对于他手术中的坏脾气已是见怪不怪。

“主任对每台手术,都非常非常追求完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杨毅已在这里工作了17年之久,他一语道破了郭卫急脾气背后的初衷。

拿组配式假体的置换来说,一般一厘米的误差在患者愈后是看不出来的,郭卫却要将这个误差控制在5毫米之内;一般骨科医生做手术需要佩戴护目镜,郭卫却从来不用,他说看得清、手术过程顺利才是最重要的。

“手术不能唬弄!要追求完美!一定要做到自己满意!”每天晚上,郭卫都会将这一天做过的手术在心里复盘一遍,思索哪个细节还可以做得更加完美,这个习惯至今不曾改变。

“(病人)都是奔着我来的,我给收进来,肯定要尽最大努力去做。

”2骨盆骶骨肿瘤,曾一度被称作外科医生不敢碰触的禁区。

在“生死存亡”之际,郭卫一头扎进了这个禁区,并成功上演了逆境突围。

曾有一位骨科医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两类手术我不敢碰,一是脊柱侧弯,二是骨盆骶骨,前者怕做瘫,后者怕做死。

这其中的缘由是:一方面,是因为骶骨肿瘤位置深,不易被发现,发现时往往已十分巨大。

在密布血管脏器的盆腔里,把肿瘤切干净本就十分困难,比这更难的是无法遏制的出血问题。

动辄一两万毫升的出血令很多人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则是术后100%的复发率。

就是这么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郭卫生生把它啃下来了,因为不做就得“死”。

1993年,郭卫博士毕业,并入职北大人民医院骨科,1996年赴美国著名的肿瘤医院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进修,1998年回国,2002年郭卫接手骨肿瘤科时,病区一共27张床,随时都有10张床空着。

这是郭卫的性格所不能容忍的。

作为一个地道的山东汉子,郭卫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就连年轻时跟人喝酒,一桌十几人,他也一定要把所有人喝趴下才罢休。

他笑言:“其实喝第一没啥好处,但就是要喝第一。

没办法,这东西克服不了。

”生死关头面前,郭卫想,科室要生存、要发展,就得做“突围”。

“别人干不了得事,我们来干。

越有挑战性,越要去干。

攻下来就'活’了,攻不下来就得'死’。

”此后,郭卫带领科室的医生们,决定攻克骶骨骨盆肿瘤这一难题。

经过反复研究和动物实验,找到了手术操作的要点和难点,手术终于得以开展。

每做完一例手术,由于放心不下患者,他总是亲自守在病房,连续几天不回家。

郭卫当年暗下决心:3年,当不好这个科主任,就辞职!15年时间,郭卫将骨盆骶骨肿瘤手术做到了世界第一。

骨盆年手术量250余例,骶骨年手术量300例,累计完成骨盆骶骨手术近3000例。

“这个数量肯定是全世界最高了。

我们做了全世界最难的手术。

”说起这一点,郭卫教授难掩骄傲,“美国一些知名中心,100年以来的病例数,和我们十年的病例数差不多!。

”郭卫这种跟自己较真的劲儿,为无数恶性骨肿瘤患者带来了最后的一道希望:“截肢,去了好几个医院都说要截肢,只有郭主任给了我们最后一道光亮”;“切了半个骨盆,您看我现在走的多好,上楼、下楼、跑步,啥也不耽误。

”术后的病人大多如此描述着自己的病情。

2013年7月,郭卫作为欧洲骨肿瘤年会特邀嘉宾,在大会上主讲了两个题目。

不少欧美同行听过他的演讲后竖起了大拇指:中国医生真的很出色!3后路全骶骨切除,是郭卫教授开创的诸多手术术式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

它将手术时间从48小时下降到了4个小时,使骨盆骶骨肿瘤手术得以规模化开展。

无法遏制出血,是当年摆在郭卫和团队眼前的第一个难题。

骨盆骶骨不像四肢,特殊的手术部位令止血带无从着力。

郭卫想到,老师徐万鹏教授手术时,曾经用消过毒的鞋带系在腹主动脉上,以达到止血的目的。

以此为契机,郭卫在2005年将腹主动脉球囊应用到了骨盆骶骨手术中,低位阻断腹主动脉,使得术中出血从10000ml大幅降低到2000ml。

出血问题解决后,下一个难点就是肿瘤的分离。

正如上文所提过的,盆腔内重要脏器血管神经密布,需要对解剖结构谙熟于心,才能将肿瘤安全分离。

↑ 曾有业内人士评价郭卫“脑子里就有导航仪”,对于盆腔里面的“线路”很清楚,血管在哪儿,神经在哪儿,大刀阔斧往里进,没有犹疑。

在熟知解剖结构的基础上,郭卫首次提出了骶骨肿瘤的外科分区及手术入路、骶骨神经源性肿瘤的外科分型及切除方法。

2007年,郭卫完成了第一例Ⅰ期前后路联合全骶骨切除。

随着手术例数的增多,技术日渐成熟,郭卫渐渐觉得,一台手术十几个小时,实在太慢了!尤其在中国病人这么多的环境下。

继而,他开始思考,能不能将手术切口从三个减少到一个?这便是“单纯后路全骶骨切除”的开端。

一个切口解决全骶骨切除,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全后路切除,需要从病人后方截断骶髂关节,但问题是,脏器血管全在前面,稍有不慎,就是可怕的大出血。

因而没人敢从后面截。

“我本来也不敢干,但脑子里忍不住总想这事,有什么办法能做成呢?”既然从外向里截骨,会损伤血管,那从里向外截不就安全了吗?郭卫想到了骨科截肢手术常用到的“线锯”。

将线锯从血管和髂骨的缝隙中掏进去,不就能从里向外截骨了吗?但如何能保证放线锯的时候不拉伤血管呢?郭卫用了一根最最简单的塑料管,用它把线锯导进去,最大程度保护血管。

2012年开始,“单纯后路全骶骨切除”成为现实,手术时间从十几个小时逐渐减少到4个小时。

“这个数字是全世界最快的,我们一年能做美国人10年的手术量。

”郭卫自豪地说。

郭卫说:“手术术式的演变,都是实战经验催生的。

你在手术时,不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想这个方法不太满意,有没有更好的?到现在也不能说是很满意。

”2011年,郭卫设计了后路半侧骶骨的切除。

“骶骨只被肿瘤波及了一半,另外一半没事,如果能保留半侧,能解决很多问题。

”该术式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国际上同行的认可,并接到了美国著名医学杂志Cliu Drthop Relat Res的约稿,在国际上首次发表了矢状位半侧骶骨切除术式,为该领域弥补了一项空白。

4学医对于郭卫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意外,时间久了,他却发现,自己“特别适合学医,特别适合做骨肿瘤大夫”。

创造力,给了这份适合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郭卫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正好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

年轻时,他干过木匠、做过钳工。

学木匠时,本来试用期是半年,他仅用3个月就转正了;干了仅一年,他亲手打了一套家具,给姐姐做嫁妆。

师傅夸他“悟性好”。

在青岛圆珠笔厂做工人时,他很快就做到了厂子里的第一高工——模具工人,一个月21块钱工资,郭卫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郭卫感觉到,当工人到头了,再在厂子里做下去没什么前途。

上大学成了他的此时唯一的执念。

机缘巧合,他考上了青岛医学院。

入了这道门,郭卫可说是一门心思扎了进去。

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医学。

当住院医时,他几乎钳子不离手,上厕所时都会拿根线练打结。

直至今日,郭卫依旧保持着这份专注,或许正因如此,灵感总会源源不断地造访他。

或许正因如此,灵感总会随时随地“造访”郭卫。

无论在飞机上,还是候机厅,郭教授常常有了思路随手就画,据说他还曾经在飞机的垃圾袋背面画过设计图。

他的办公桌上,随手就能找到新的假体设计图;手机备忘录里,五个月记录了30多个突发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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