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周明德慎罚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姓名：严华斌班级：10思政2班学号：2010614208
摘要：西周立国之初，其统治者周公旦吸收殷商朝灭亡的教训，为了维护统治秩序，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强调统治者以德治为主，以德化人，以刑罚作为辅助手段。

西周“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虽然只是适应周初政治形势的一种权宜之计和作为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手段，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先进的理论，起过积极的作用，它对后世的立法和司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关键词：明德慎罚
正文：西周时期，周公等西周统治者吸取了殷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明德慎罚”说，周公认为，统治者应勤政修德。

所谓“明德”，就是要加强自我克制，实行德治的意思。

因此，对于统治者本身来说，要严于律己，勤于政事，绝不可骄奢淫逸。

周公说“君子所其无逸。

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民之依”就是说，统治者不可贪图安逸，要了解一点小民的疾苦，然后对症下药，采取适当的措施，要像文王那样“不遑暇食”，不敢乐于游玩打猎；必须重视小民的力量，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必须宽以待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
所谓“慎罚”，其一，他要求对罪犯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对那些故意犯罪和惯犯，要从重惩处，虽然是小罪也应处以重刑。

而对于那些过失犯罪和偶犯，则从轻处理，虽然有大罪也可减刑。

其二，反对族株连坐，主张罪止一身。

强调“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只惩罚罪犯本人。

其三，反对乱罚无罪，杀无辜。

其四，刑罚适中。

就是用刑“不过”，又无“不及”，刑当其罪。

这些思想，在当时世界刑法史上是罕见的。

当然，周公并非一味讲宽大，也有严的一面。

他主张对不忠、“不孝不友”、“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等罪犯严加惩处，“刑兹无赦”。

明德是道德教化，是正面引导，是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

刑罚则是惩罚手段，体现了统治者“恶恶”之心。

其与教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如果不在适当限度内使用，往往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使民积怨，以致于威胁到统治者的政权。

“慎罚”即是认真地对待刑罚，在合理的限度内使用刑罚，使刑罚达到预期目的、避免事与愿违的结果的一种主张。

其慎用刑罚的基本要点，一是要慎重断案，不滥用刑罚，提倡罚当其罪，要十分谨慎地使用“中罚”，用刑不可偏重，也不可偏轻，要使刑当其罪。

二是在定罪量刑时，要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这在古代思想史上，无疑是一大贡献。

三是注重教化.周公认为教化与刑罚的目的都是勉励人民立德，如商汤代夏，以至帝乙，“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

教化是为道德教化，是以教化者首先须有“德”，因而《尚书》之“明德”首先强调君王之德。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当权者自己行为不端正.怎能去端正别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者以德治国，老百姓就会心悦诚服，如同众星环绕于北极星周围一样，四方之民自然会归附少他。

“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堰。

”当权者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

只要统治者能以德行事.老百姓自然就会好起来。

所以.为政者自己要起到表率作用，以身作则，励精图治，居安思危，自己率先循礼守法，上行下效，法令才行得通。

第二，先教后杀。

周公认为在教与刑并用的情况下，应当先以教化，给人以改过自新机会。

如经过教化仍犯，则为故犯，须以刑惩之。

如在“群饮”问题上，周公认为，商人饮酒以至于丧国，周人应以此为戒，经过反复教育，而仍“群饮”者，则“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因为周人群饮，是明知故犯，且危及政权。

商人“湎于酒”则“勿庸杀之，姑且教之，有斯明享”，因为商人有群饮的习惯且不以此为罪，故先教之而不杀。

明德慎罚对封建社会的影响。

自西周确立的德治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思想中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可以发现,注重施行德治的朝代,其政治氛围大多是非常和谐的。

我国历代开明的封建统治者，大都一手运用法制的强制力以维持国家的统治，一手运用道德教化从精神上纳民于“正轨”，综合运用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手段，共同为治。

春秋时期，孔子从“仁爱”思想出发，进一步发展了“明德慎罚”思想，主张以刑辅德，以德去刑，恤刑慎杀，极力提倡“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实行“德治”，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

正如他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就“德”与“刑”的关系而言，孔子首相强调的是“德”而不是“刑”。

首先，刑罚与“德化”、“礼教”相比，他认为“德化”、“礼教”是根本。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孔子总是强调“德行教化”，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是所谓“德主刑辅”。

在刑法上，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创立死刑复审。

在民事法律中，提出“薄税产”“制民之产”。

在汉代，董仲舒进一步完善了天命神权的封建正统思想。

由他所倡导并经《白虎通义》明确昭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后来成为封建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则；他所主张的“德主刑辅”，则被奉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

自汉代董仲舒以后，虽然在我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些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的法律思想，如王充的“文武张设”、李世民的“明罚弼教”、韩愈的“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丘睿的“礼教刑辟交相为用”、康熙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等等，但都或多或少受到董仲舒思想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德主刑辅的思想。

尤其《唐律》更是将“德主刑辅”作为其立法的指导思想，成为“德主刑辅”的经典。

“明德慎罚”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古为今用，德主刑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建设是一个从不完善向完善逐步发展的长期和艰巨的过程。

自改革开发以来以来，我国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已经决定了政治领域的变革必要性、急迫性。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就，但“人治”现象还在深深束缚着我国法制的发展。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个相当长的过程，这要求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教育，提高公民守法意识，这且有赖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道德水准及精神文明层次。

从目前我国法律建设的状况看，公民法律意识淡等等，是我国法制建设中比较薄弱的基础环节，只有人们法律意识和道德、文化修养的提高，才能促进他们更好地掌握、运用和遵守法律制度，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

一定的法律制度是一定的道德要求和文化的反映，道德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法律文化的发展，必然会促进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对社会主义法的实施具有积极影响，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法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许多原则和要求。

由此，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必然有助于增强人们守法的观念和自觉性，带动人们支持和拥护法的贯彻执行。

道德作为启发人们内心觉悟的无形力量，是国家强制力无法代替的。

在司法完善中，1954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199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以通知的形式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

将死刑核准权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不仅可以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将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非处死刑不可的犯罪分子，同时也使那些可杀可不杀的犯罪分子能够通过劳动改造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

它是我国“明德慎罚”的优秀传统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结论：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思想注重德礼教化，慎用刑罚镇压及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制宜的灵活决定的刑事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现代法律制度的完善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