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西周法律制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重点、难点：一、西周“明德慎罚”法律思想的产生及其内容；二、周礼、《吕刑》及礼与刑的关系；三、宗法等级制度与刑事、民事法律内容；四、司法机关体系的建立和诉讼审判制度的特色。

商末统治日趋腐败，社会危机不断加剧。

为了挽救垂死命运，殷纣王变本加厉，以严刑峻法疯狂镇压民众，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起兵灭商，建立周政权，定都镐京，史称西周。

到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时止，西周共传十一世十二王历时二百余年，成为继夏商之后的一个十分发达的宗族城邦制国家。

它所确立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和礼刑并用的法律体系，是中国早期法制建设初步走向成熟完备的典范，直接影响到后世两千多年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

春秋后期的孔子，就曾高度赞扬西周的法制文明和礼乐制度：“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他不仅毕生为恢复周礼所铸造的社会秩序而孜孜以求，并且还以西周的礼乐刑政思想为基础创立了儒家学派。

一、立法指导思想西周政权认真总结借鉴夏商两代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通过制礼作刑的立法活动，建立起一套礼刑并用的法制体系。

（一）“明德慎罚”对于夏商两代的政治法律思想，西周政权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首先，它继承夏商时期的天命鬼神思想与宗教神权观念，敬事“上帝”为神，宣称自己“受天命”。

如《诗·周颂·昊天有成命》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尚书·康诰》亦载：“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二后”即指文、武二王；“帝休”则指“上帝”赞扬文王的政绩。

西周效法夏商两代，不仅宣称自己“受天明命”，而且同样祭出“行天之罚”的大旗。

在坚持“天命”、“天讨”、“天罚”的神权法思想的同时，西周统治者也从夏商周三代的政权更迭中发现一个问题，即同样是“受天命”的夏商政权，却都“命不于常”，先后走上亡国之路。

如果不能及时找出夏商两代覆灭的原因，西周政权就难免重蹈覆辙，很可能也会像夏商两代那样，被另一个“受天命”的政权所颠覆。

因此，必须总结汲取夏商两代的失败教训，“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从夏桀和殷纣王暴虐无道的前车之鉴中，西周统治者逐渐悟出“天命靡常”，“天命不僭”，“天命不易，天难谌”的道理，开始怀疑“天命”的神权地位，甚至大胆提出：“天不可信！”为了“祈天永命”，珍视“天命”祐助，固然应“敬事上帝”，但更重要的是“不可不敬德”。

夏桀和殷纣王就是由于“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

（二）以德配天从夏商时期单纯宣扬“天命”、“天讨”、“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到西周政权发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人创造了“以德配天”的人本思想，并把“德”这一抽象的伦理道德范畴引入具体统治实践，发展为“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和“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在周人看来，要想“享天之命”，不被“天命”鄙弃，必须以德治民，慎用刑罚，因为“天命”是以民意关怀为旨归的。

周公就认识到：“天惟时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既然如此，像夏桀和殷纣王那样背弃德治、残害民众，自然要遭“天谴”，被“天命”唾弃。

这也就是它们相继覆亡的根本原因。

所以，古人曾评论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当然，“敬德保民”与“明德慎罚”绝不是只讲仁慈德政，而是有先决条件的。

对于“犯上作乱”的“小人”，不但不讲“保民”或“慎罚”，而且要“刑兹无赦”。

这并不违反“德”的要求，实在是由于“小人难保”，“民自速辜”，咎由自取。

在“明德慎罚”与“刑兹无赦”的法律思想指导下，西周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灵活确定刑事政策，创立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适用原则，强调“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这一法制原则把“明德慎罚”与“刑兹无赦”思想巧妙结合起来，构成一种辩证统一关系，增加了德与刑的可操作性，实现了“以德配天”的要求。

西周政权把天与德、德与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为指导，形成了“明德慎罚”、“刑兹无赦”及“刑罚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表明他们已由夏商时期的片面敬信天命神权和专任刑罚，发展到注重德礼教化、慎用刑罚镇压及灵活决定刑事政策。

这种宣扬德治、先教后刑、刚柔相济、德刑并用的法律思想，标志着西周政权的统治手段已趋于成熟，为后世“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立法概况：制礼作刑西周通过“制礼作乐”和编订刑书等立法活动，确立了礼刑并用的法律体系。

（一）制定周礼西周初年，成王姬诵年幼即位，由其叔父周公姬旦摄政，引起管叔、蔡叔、霍叔等宗亲诸侯的不满，他们勾结殷纣王之子武庚及东夷部族发动叛乱。

为了稳定宗法等级秩序，周公平定内乱、出师东征后，主持“制礼作乐”，决定建立一套系统详备的礼仪典章制度。

这就是《史记》卷四《周本纪》所说的：周公“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

所谓“制礼作乐”及“作《周官》”，即制定周礼。

这是周初进行的一次最重要的立法活动。

其最大的立法成就，就是通过制定周礼，建立起西周社会的典章文物制度和礼仪道德规范。

周礼以周部族固有的传统习惯法为基础，吸收夏商两代的部分礼制，经全面系统整理而成。

它集西周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之大成，所含内容极为丰富，调整对象非常广泛，大到国家政制法度，小至日常行为规则，涉及社会关系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有，无所不包。

正如《礼记·曲礼上》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根据周礼的内容与性质，古人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等说法，并进行过不同分类。

例如：《周礼·春官·小宗伯》分为吉、嘉、宾、军、凶五礼；《礼记·经解》分为朝觐、聘问、丧祭、乡饮酒、婚姻五礼；《礼记·王制》分为冠、婚、丧、祭、乡饮酒、相见六礼；等等。

无论怎样分类，其基本内容是大体一致的。

这就是《礼记·昏义》所概括的：“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

此礼之大体也。

”周礼作为西周的法律渊源，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法的功能和作用。

首先是调整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维护宗法等级秩序。

正像周人所说的：“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可见，周礼是规定国家根本制度、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法律规范。

周礼的另一个功能和作用是预防违法犯罪。

《礼记·坊记》明确提出：“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同书《经解》也指出：“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

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

”周礼正是预防违法犯罪肆虐泛滥的堤防。

没有这道堤防，社会秩序就难以稳定：“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

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

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

”正是由于周礼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因而统治者拼命鼓吹：“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治人之道，莫急于礼”。

基于周礼的内容性质和功能作用，它始终贯穿一条“亲亲”、“尊尊”的基本原则。

“亲亲”的内涵是“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要求每个人都从伦理亲情出发，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孝敬以父权家长、族长、宗主为首的尊长，做到长幼有序，“男女有别”。

“亲亲父为首”，以“孝”为核心，以男尊女卑关系为准则，旨在维护家庭、家族、宗族内部的宗法伦理道德秩序。

“尊尊”的内涵是“名位不同，礼数亦异”，要求下级对上级，小宗对大宗，臣民对君长，卑贱者对尊贵者，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严格恪守等级秩序，严禁违法僭越。

“尊尊君为首”，以“忠”为核心，以等级差别为准则，旨在维护君臣、贵贱、尊卑秩序。

这一原则反映了周礼的精神实质，奠定了西周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

（二）编订刑书西周初年已有刑书。

《左传》昭公六年载：“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据《逸周书·尝麦解》，“九刑”系“刑书九篇”。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有“《周法》九篇”，可能就是“九刑”。

“九刑”早已佚失不存，但《左传》文公十八年引周公《誓命》摘录有部分内容：“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

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

”按照这一刑律规定，毁坏法度为贼罪，隐匿贼犯是窝藏罪，窃取财物属盗罪，偷盗名器系奸罪，而主使藏匿罪犯，使用所盗名器，更是重大犯罪，一律严惩不贷。

从这些内容来看，“九刑”是关于惩治危害国家利益与社会秩序等犯罪的刑事立法。

西周中叶，“王道衰微”，“诸侯有不睦者”。

为了缓和社会危机，穆王命司寇吕侯“作修刑辟”，主持制定《吕刑》。

吕侯后被封为甫侯，故《吕刑》又名《甫刑》。

《吕刑》早已失传，现存《尚书·吕刑》系后世补作，但保留有西周《吕刑》的许多内容，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

它包括三章二十二项，涉及刑事方面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内容，通篇体现了“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第一章主要叙述制定《吕刑》的起因和经过，追溯刑罚制度的形成历史，阐明德刑并用的指导思想。

第二章系统规定了以五刑与赎刑制度为核心的刑罚体系及适用制度，并规定了一些司法诉讼程序和审判原则。

第三章再次强调德刑关系及对司法官员的办案要求。

《吕刑》作为一部刑事法律文献，是研究中国早期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重要材料。

（三）法律形式及礼刑关系西周以“明德慎罚”法律思想为指导，形成了礼刑两大法律渊源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相辅相成关系，奠定了后世礼刑结合的法制传统。

1、法律形式西周的法律形式，仍以礼刑两大渊源为主，但又比夏商时期有所发展。

其中具有习惯法内容的成文法形式已占重要地位，周礼、“九刑”、《吕刑》等就是典型代表。

它们集中出现于西周，是传统习惯法开始向早期成文法过渡的重要标志。

西周天子颁布的诰、誓、训、命等王命也是重要法律渊源，而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现存今文《尚书》中，周诰有《大诰》、《酒诰》、《召诰》、《洛诰》等，周誓有《牧誓》、《费誓》、《秦誓》等，周命有《文侯之命》等。

西周分封制度异常发达，各地诸侯方伯颁布的训命也是适用于本辖区的法律形式，同样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

所以，西周的王命更加广泛，包括两级立法，即周天子颁布的中央一级王法和各地诸侯颁布的王国一级王法。

西周作为幅员辽阔的宗法国家，对境内各类居民采取灵活制宜的法律形式。

例如：对原商政权统治中心的鲁、卫等国“启以商政”，以商部族的政制法律与传统习惯治理殷商遗民；对原夏政权统治中心的晋国则“启以夏政”，以夏部族的政制法律或传统习惯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