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一项概念史研究作者：李玉岩潘天波来源：《档案与建设》2019年第04期[摘要]中国大运河是中国南北交流需求不断深化的产物。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至今，中国大运河积淀了丰厚的文化资源，积累了厚重的精神产品，形成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文以概念史作为中国大运河研究方法，从时间、空间、功能上阐述运河概念的演进。

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大运河概念内涵不断丰富，其价值意义不断被深化。

[关键词]中国大运河概念史运河文化一、南北往来之中国大运河中国大运河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与自然水道或其他运河相连，用以沟通地域、水域区间。

中国大运河主要有三条：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隋炀帝因长安城不能适应其发展，遂迁都洛阳。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经焦作、新乡、鹤壁、安阳、邯郸、邢台，达北京（古称涿郡），南通郑州、开封、商丘、淮北、宿州、常州，至杭州（古称余杭）。

隋炀帝动用百余万百姓，于605年至610年疏浚古時开凿的旧河道，修成隋唐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运河，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长约1797千米，南起杭州，流经嘉兴、湖州、苏州、无锡、常州、扬州、淮安、宿迁、徐州、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德州、衡水、沧州、天津，到北京。

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为北伐齐国，于公元前486年开始，引长江水入淮。

后不断向北向南延长，经隋、元两朝大规模扩展、整治，京杭大运河基本形成。

浙东大运河即杭甬运河，由西到东经杭州、萧山、绍兴、宁波。

春秋时开凿绍兴山阴故水道，西晋时开挖西兴运河，后与曹娥江形成西起钱塘江，东至东海的完整运河水道。

南宋时期，浙东运河因南宋建都临安，成为最重要的航道。

中国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的总称。

2006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大运河由南向北，一路汇集多条自然河流。

“吸纳了京津、燕赵、中原、齐鲁、淮扬、吴越等六大文化带的文化资源，沿线积淀了丰厚的文化资源：漫长的河道，无数的码头、船闸、桥梁、堤坝及沿岸的衙署、钞关、官仓、会馆、庙宇和驿站，厚重的精神产品：文学、艺术、民俗、史学等，还有运河沿岸各种文化节庆及带来的品牌符号，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概念史又称历史语义学，即一种史学类型，最早出现于黑格尔《历史哲学讲座》。

李里峰认为：概念史研究各种文化中重要概念及其发展情况，并展示特定词语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语境和联想。

其独特的历史视角、考察维度模式不同于实证主义方式的研究。

“‘语境’、‘概念’和‘修辞’是其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关键词，其中‘概念’既是思想观念的核心和内涵，也是研究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单位’。

”[2]研究中国大运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慎终追远，而是探寻中国大运河流域的互动关系。

研究中国大运河不能被现在的知识制度、观念视野、思维习惯等禁锢，而是从不同的维度出发，对其进行阐述。

可通过中国大运河概念的迁流，对其背后的历史环境、社会背景进行新角度、全方位的解读。

二、中国大运河概念之演进中国大运河概念史的研究对象是运河，那么怎么定义运河呢？普遍观点，人工开凿的用于运输的河流称为运河。

中国大运河概念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大运河起初被界定为贯通于隋朝的隋唐大运河；元代以后，大运河指贯通于元代的京杭大运河；为申报世界遗产，提出包含整个大运河工程体系的中国大运河概念。

（一）从时间上看中国大运河概念根据时间维度，中国大运河概念的演变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春秋战国时期“邗沟”之概念。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战事频发。

吴王夫差要北上伐齐，争霸中原，但齐国路远艰险，道路不畅，依靠陆地运输战事所需军粮和辎重等物资不切实际。

当时吴国擅水，其优势即水军和先进的造船、开河、航运等技术。

那时长江与淮河之间并不互通，走海路又风疾浪大，风险甚大。

因此，公元前468年，吴国利用长江三角洲至淮河间天然河湖港汊密布的自然条件，就地度量，局部开凿，连接几个湖泊，通了由今苏州经无锡至常州，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故水道”，自扬州向东北经射阳湖，再向西北到淮安入淮河，即为邗沟，从此贯通长江与淮河。

此之为邗沟，盖因此运河以南端古邗城为起点。

邗沟是淮扬运河的前身，中国大运河最早开凿的河段，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秦、汉、魏、晋和南北朝继续延伸河道，先后开凿了大沟与鸿沟，从而连通江、淮、河、济四大水系。

第二阶段，隋朝至宋朝时期“漕河”之概念。

隋朝出现漕河之名，宋朝延续隋之说法，漕河被广泛使用，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中，宋代使用运河之名的文献多达90余种，有“运河之大利”的说法。

南宋江南运河河段首次出现“大运河”之概念。

很长一段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经济重心，北方比南方经济进步。

到魏晋南北朝时，四百多年的混乱，使得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北方经济受到重创和冲击，南方经济则发展迅速，成为了国家经济的重心。

隋炀帝即位后，由长安迁都洛阳，经济主要依赖江淮，格外重视江淮地区，但其政治中心不能随经济重心的变化而南移，因此隋需加强对南方的管理，洛阳需与江淮富庶经济区域沟通，北方需南方粮食物资供应。

同时，长时间的分裂割据，使得国家南北交流被阻断，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上升、经济的发展，这时迫切需要加强南北经济、贸易的联系。

公元587年，隋兴兵伐陈，从今淮安至扬州，改造邗沟，称山阳渎，又整改取直，不再绕道射阳湖。

公元605年，隋炀帝征集百万民工，开凿通济渠。

通济渠又名汴渠，是漕运的干道，西起今洛阳，引谷、洛二水入黄河，经板城渚口引黄河水入汴河，继商丘、宿县、泗县等入淮河，直接沟通黄河和淮河。

公元608年，又征发黄河以北民工，开永济渠，引黄河支流沁水入今卫河至天津，北通涿郡。

公元610年，由今镇江经无锡、苏州、嘉兴到杭州，通钱塘江，开通了江南运河。

至此，基本建成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相连组成，北通北京，南至杭州，全长2700余千米的漕河（隋唐大运河），形成多枝形运河系统。

唐宋朝时，对其作过一些修整，浚河培堤筑岸，以利漕运纤挽。

第三阶段：明清时期“运河”之概念出现。

明清时期的运河多指京杭大运河，此时“运粮河”这一概念多在北方流域使用，明朝正史文献虽称之为运河，但《明史》记载多为漕河，此时其他地方志、专书等亦多用漕河之名。

清朝设置“北运河”之管理机构，通常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及江南运河之称呼。

明、清两朝皆建都北京，在元运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扩建重修。

明朝疏浚淤废的通惠河闸坝，在山东河段进行黄运分离的开泇口运河、通济新河、中河等运河工程，恢复通航。

1411年扩建改造会通河，引水修柜，解决其水源问题，并增建船闸。

为避免受黄河泛滥影响，改经沛县、徐州入黄河的原泗水运河路线为经夏镇、韩庄、台儿庄到邳县入黄河的今韩庄运河线。

为保障运河通航安全，在洪泽湖、高邮湖一带修建运河西堤，运河东堤修建平水闸，用来调节此段运河水位。

清朝，在黄河东侧，今骆马湖以北至淮阴开中河、皂河，北连韩庄运河，南通今里运河。

至此，运河线路与黄河河道完全分开。

明清两代，国家高度重视运河之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及河道总督，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岸城市因漕运而迅速发展、繁荣。

运河（京杭大运河）即南北方交通的重要脉络。

第四阶段：建国以后“中国大运河”之概念。

建国后分别于1953年、1957年修建船闸，对大运河进行部分恢复和扩建工作。

1959年后，结合南水北调系列工程，重点扩建徐州段至长江段的运河河段，采取扩大沿岸灌溉及排涝面积等措施。

申报世界遗产时，发现京杭大运河不能包含整个大运河工程体系，于是提出了中国大运河的概念，但是此时的中国大运河只包括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两条线路。

2009年，从文化遗产保护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战略入手，浙东运河被加入到中国大运河概念中。

由此，中国大运河概念得到科学系统、完整的定义。

中国大运河是由申报世界遗产应运而生的一个新词汇、新概念，应从世界遗产的视野出发，以《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文本》中对中国大运河的科学、系统、完整的界定为依据，解释中国大运河的概念：“中国大运河是世界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国家管理的巨大运河工程体系。

”[3]中国大运河在英语中，表达为“The grand canal”。

（二）从空间上看中国大运河概念根据空间维度，中国大运河指自春秋时期开凿邗沟以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杭大运河及浙东运河的总称。

中国大运河概念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隋唐大运河。

此因隋朝修建，唐朝完善得名。

古书记载：“北至涿郡，南至余杭。

”其以洛阳为中心点，北通焦作、新乡、鹤壁、安阳、邯郸、邢台、衡水、沧州至北京，南经郑州、开封、商丘、淮北、宿州、常州、无锡、苏州、湖州、嘉兴到杭州。

隋唐大运河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八个省、直辖市，地跨十多个纬度，纵贯华北平原与东南沿海，是古代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脉络，亦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建设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

隋唐大运河由永济渠与通济渠两大水线组成，贯通南北。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征召百余万民工，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其疏浚前面王朝开凿遗留下的人工河道和自然水道。

今河南武涉至汲县段运河，即沁水、卫河连接而成；汲县达馆陶段运河，即曹操遏淇水入黄河古道白沟所成；馆陶及沧州段运河，由汉代屯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相通；沧州到涿郡段，利用漳水，經独流口与漳水相离，另辟新道，再与漯水相接。

唐朝则不懈地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数度开凿、疏浚、整改和修缮。

可以概括为：“四疏汴渠，五浚山阳渎，三治江南运河，二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灵渠，黄河汾水道。

”[4]这里的次数只是大型疏浚整顿的次数，实际上，运河通塞不定，疏浚与整治是经常而频繁的。

唐朝对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整治、疏浚是穷尽其力的，因此运河沿岸的干流和支流得以通畅，漕运事业得以兴旺。

通济渠又名汴水，将黄河与淮河相连，是重要的中原渠道。

由于连接黄河，所以河水含沙量较大，容易造成淤泥堵塞。

"塞长茭，决沮淤"，是每年初春必须的工程，否则河道淤积，阻断漕运，不良于航。

隋唐大运河的概念代表着连接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等水系的水利工程已经形成，加强了中国南北经济的沟通与交流，代表着沿岸城市借助大运河繁荣发展。

第二部分：京杭大运河。

此为连接北京与杭州的运河河道。

由杭州经嘉兴、湖州、苏州、无锡、常州、扬州、淮安、宿迁、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德州、衡水、沧州、天津至北京。

流经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直辖市，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等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