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课程概念从传统到近代的演变章小谦（浙江大学教科院，浙江杭州，310028）杜成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20006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总第90 期）课程是现代教育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几乎所有谈论教育理论的书籍都要涉及到课程这个词。

然而，给课程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却决非易事。

它不象教育机构、教育者、受教育者等概念，有公认的内涵和外延。

不管教育学者们关于教育机构、教育者、受教育者有哪些不同的学术见解，他们至少都很明确讨论的对象是什么。

可是，课程却是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课程观，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同时也有不同的课程概念。

F. M. 康纳利等人认为：“课程定义因研究者或实践者在其课程思考和工作中对概念的使用而有所不同，因此，没有超出特定的研究、论文、看法或值得讨论的政策文件等背景的特殊地给课程下定义的方式。

”[1]（p. 65）分析或者评价当代五花八门的课程理论，不是本文的任务。

但是，要展开课程概念史的研究，先确立一个大多数教育学者都能接受的关于中国近代课程概念的基本界定，还是很有必要。

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结束，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我们原则上接受中国课程史专家吕达先生的说法，“课程的基本含义是指学校课业内容及其进程”。

[2]（p. 2）如果有什么修正的话，那就是把“学校课业内容”改成“教育内容”，因为课程概念史的讨论，不可避免的要溯及学校诞生之前的教育时期。

概念史的探讨容易陷入从概念到概念的循环。

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概念的表达形式（通常就是词语）的变化能够反映概念内涵的变化，而且，概念演变的最终原因是由于教育实践的变革，那么，通过考察概念的表达形式的变化以及概念所反映的教育实践的变革去分析概念自身的演变，就能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获得关于概念演变的清晰图景。

一课程一词产生之前对课程概念的表述使用这样一个标题无疑要冒很大的理论风险，我们将受到两个方面的严厉质疑：一、课程是现代教育学的基本概念，而中国教育学理论形成于二十世纪以后，难道在教育学理论形成之前，就存在课程的概念吗？二、就算概念可以先于理论体系而产生，概念总是用词语来表达的，那么，在课程这个词出现之前，难道也存在课程的概念吗？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概念的确可以先于理论体系而存在。

概念是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石。

从逻辑上讲，因为部分是作为整体的部分而存在，所以，没有离开整体的部分，也没有离开部分的整体。

然而，用概念的基石构成理论的整体，决不是简单的观念上的演绎，而是展现为一个复杂的真实的历史过程。

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用概念构成理论体系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且，在概念构成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概念发展的历史还在继续。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概念先于理论而存在，由于理论而发展。

进入学术讨论范围的概念，总是某一学科的概念，它必须由一个词语来表达，否则，讨论无法有效进行。

但是，词语与概念的关系，是一种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

概念，就其本意而言，是指对事物的概括化认识。

只要我们认识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事物，而是这个事物所属的那一个种类或者它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一种概括。

这种认识，就是一种概念。

要表达这种概括化的认识，我们可以用一个词，也可以用一个短语；可以用一句话，也可以用一首诗，用一幅画。

不同的民族在其漫长的生产生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他们用以表达对世界认识的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然而，表达方式的差异，并不影响认识的深度、广度和高度。

有时候，用一首生动形象的诗所表达的哲理决不会比一部用哲学名词堆砌的论文更肤浅。

所以，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人们已经有了关于某一事物的概括化认识，但是，由于缺乏构造理论体系的兴趣或者动机，他们没有感到为这种概念寻找一个确切的词语表达的必要，因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概念是在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其它的方式来表达的。

唐代以前的课程概念就是如此。

如果课程的基本含义是指教育内容及其进程，那么，凡是存在教育活动的地方，就应该有课程。

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教育内容的教育，所谓“以不教为教”的道家教育，其实是以“清净无为”为核心内容的教育。

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目的没有计划的教育，所谓顺其自然的教育，表现在鲁索的《爱弥尔》一书中，其实是一套完备的教育大纲。

中国教育在春秋时期之前，尚未成为专门的社会活动，但是，这种和其它社会活动融为一体的教育活动，同样有它特定的教育内容，以及就教育内容而定的目的、标准和计划。

原始社会的教育状况，由于史料不足，我们难言其详，但是，从有关的传说中，我们还是可以略窥大概。

如《尸子‧君治》：宓曦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

……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

如《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

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使民知所辟就。

教民以猎、教民以渔、教民播种百谷云云，不见得真的是由某个不学而知的圣人教化万民，但是，作为一种民间传说，它无疑反映了原始社会生产劳动教育的状况，是教育起源于生产劳动的明证。

而“教……以……”和“教……做……”的句式，则是教育处于萌芽时期关于教育内容的基本表达方式。

以这种方式表达的教育内容，是正在形成之中的课程概念的基本内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原始社会没有文字，以文字形式记载的传说，是对原始社会教育状况的追记，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阐释。

它反映的教育观念，属于记载者或者说阐释者，而不属于原始人。

所以，“教……以……”和“教……做……”的句式，所表达的也是阐释者的课程概念。

春秋之前的奴隶制时代，虽然还没有出现专门化的教育机构，其关于课程概念的表达，也仍然采用“教……以……”和“教……做……”的句式，然而，教育的内容因为文字的出现而大大丰富了，仅仅用类似“教民以渔”这样的一句话已经不足以表述清楚，于是，采取了排比联言或悉数列举的概念表达方式。

如《周礼‧地官司徒》：（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

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周礼》所言“六艺”，学者多以为即西周学校所设立的学科，我们不赞成这种看法。

但是，既分教育内容为六艺，至少说明在西周的课程概念中，已经有了分科教学的思想。

春秋以后，私学兴起，开始出现专门的教育机构，课程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表现为：一、孔子删定《六经》，出现了专门用于教学的教材。

二、《礼记》开始依据学习者年龄阶段的不同，划分教学的层次，并在不同的层次提出不同的培养目标，课程概念中纳入了课程规划和课程标准的内容。

《六经》之说，初见于《庄子‧天道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

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庄子之世去孔子不远，其关于孔子的谈论应该有所依凭。

孔子以《六经》为教材的记载，还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

”《史记》所载，大抵可信。

《礼记》虽为汉儒所撰，其《大学》、《文王世子》、《内则》、《学记》诸篇所阐发的教育思想，应当是对战国时期教育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儒家教育理想的描绘。

《礼记》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早已得到学界公认，但是《礼记》中蕴涵的丰富的课程思想，尚未得到发掘。

我们认为，《礼记》在中国课程概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课程规划和课程标准的设想，在此之前，课程概念仅仅涉及教育的内容。

《礼记‧内则》云：六年，教之数与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

九年，教之数日。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

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

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敦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

这是一个略显粗糙却颇为完整的封建时代的教育大纲。

《礼记‧学记》规定了“大学”的课程标准：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

一年视离经辩志。

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礼记》，尤其是其中的《学记》对教育理论的论述是全面而深刻的，堪称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发展的一大高峰，有的学者甚至称《学记》为“教育学的雏形”。

《学记》所论，涉及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原则、教育方法等诸多方面，但是，《学记》中没有出现这些词语。

《学记》同样论及课程，也没有使用课程一词。

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不注重概念思维，不崇尚理论体系的建构。

其对概念的表达，往往采取将所论对象与最高层次的哲学概念如道、法、则等结合在一起的形式。

这种表达方式，一方面有利于从更高的抽象层次上把握认识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概念的分化，难以形成具体的学科概念表述系统。

《礼记》对课程概念的表述正是如此。

其对教育内容和课程规划的论述，是在《内则》的篇名下展开，其对“大学”课程标准的论述，则是以“大学之道”一语作总结。

由汉至唐，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总体上变化不大。

儒家经典和历代著名学者的注释合在一起被当着官学的教材使用，私立的教育机构一直大量存在，东汉开始出现为幼童编写的识字教材《急就篇》，佛教逐渐兴盛，融合儒佛道的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有这些，对课程概念的内涵以及表达方式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二课程一词在古汉语中的基本含义一般认为，课程一词最早出现于唐朝。

《诗经‧小雅‧巧言》云：奕奕寝庙，君子作之。

秩秩大猷，圣人莫之。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跃跃兔兔，遇犬获之。

唐代孔颖达疏“奕奕寝庙，君子作之。

秩秩大猷，圣人莫之。

”一句云：以教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也。

大道，治国礼法，圣人谋之，若周公之制礼乐也。

《汉语大词典》引“以教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也”一句，解释其中“课程”的含义为：“有规定数量和内容的工作或学习进程。

”由此义引申为“特指学校的教学科目和进程”，也就是近代教育学中课程概念的基本含义。

[3]（p. 6624）这种解释很成问题。

孔颖达的话是要说明为什么“奕奕寝庙”要由“君子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