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权利争议案例分析
【案例一】
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某胡同A号(下称：A号)西侧与某胡同B号(下称：B号)东侧之间，经查阅档案，B号属私房院落，文革期间交公， 1984年现状发还;后经几次继承，现产权人为赵某等5人。

A号院落1949年由私人登记;1951年变更为C公司; 1988年，D厂对此处房产进行了登记，产权来源为购买，此后，E 公司有偿兼并D厂，并于1993年办理了房产变更登记，并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1997年，产权人更名为E1公司，办理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2001年，F公司通过买卖取得该院落房屋产权，之后更名为F1公司，并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2004年，刘某通过买卖取得该院落房屋产权，之后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2008年，张某购买了该处房产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根据《北京市开展土地总登记发证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北京市第二次土地调查操作手册》的相关规定，在根据城调成果补充指界时，B号产权人之一赵某对双方院落之间界址提出异议，并向调查人员提交书面材料及照片。

经查：B号原房产九间半，交公期间拆除半间(东侧门道处)，1984年现状发还房屋九间，所拆除的半间房屋补偿款已领取;B号院落1982年进行翻扩建，院落西南侧及中部添建房屋，1988年北京袜厂对此处房产进行时，房产证附图已与老蓝图不同，与A号相邻的西侧已由院墙变为房墙，与现状一致，墙界表中记录：房墙均为自墙。

经过实地测量，并将测量成果与老蓝图所标尺寸比对，两院落范围确实发生过变化，争议土地面积为5平方米左右。

在查阅A号发证档案时发现，该宗地第一次发证为1993年，档案中四邻指界不齐，根据《北京市开展土地总登记发证工作的若干意见》相关精神，对于已发证的宗地，若当时发证程序不规范、档案不健全，需要予以补正，对于未指界的，要补充完整。

2001年，某法院审理了一起土地纠纷案件。

原告某村委会诉称，被告某中学所占土地系1990年镇政府征用原告的土地，当时的征地协议写明：镇政府征用原告15亩土地，其中14.5亩用来建镇中学，另外的0.5亩在办理征用土地手续后仍交还原告使用。

但镇政府在办理征用土地手续后，被告不顾原告的强烈反对，擅自在原告0.5亩土地修建了校舍，侵占原告土地至今，原告多次交涉未果，故诉至法院。

被告某中学辩称，镇政府征用的土地是15亩而不是14.5亩，而且其所占用的土地已办理国家征用手续，原告也已领取了土地补偿费。

原被告双方各出示了一份1990年5月14日同一天签订的征地协议，两份征地协议上面都有原告和某镇政府的公章，唯一不同的是：原告协议上写明被告建中学用14.5亩，另0.5亩土地由镇政府代征后交还原告使用；而被告所持协议上写明的是被告建中学用地15亩。

被告还出示了土地管理局、县政府、计委的批准文件以及原告支取征地补偿费的收据。

在庭审当中，被告提供的两份证据十分关键：一份是原告收取征地补偿款的收据，其数额恰恰是14.5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另一份是县计委关于筹建被告中学的立项报告，其中写明批准被告新建校舍共计64间(当时县计委本意上也只批准被告占用14.5亩土地建64建校舍)。

原告魏仕杏与被告冯金花分别于1994年间，向发展商谢世强购买宅基地各一块，该宅基地位于澄迈县老城镇江南路，两块宅基地相邻，宽8米、长16米，面积均为128平米，购地价均为人民币15万元。

1996年2月12日，原告魏仕杏和被告冯金花分别取得澄迈县土地管理局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1996年5月6日，原告魏仕杏与被告冯金花双方签订一份《宅基调换位置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为：“为了方便开展业务，双方本着互让、互助的原则，甲、乙双方经过友好的协商，现双方决定对换调整宅基位置（甲方由东边换到西边，乙方由西边换到东边），双方所持的国土使用证中的尺寸不变。

”但是，该调换协议签订后，魏仕杏与冯金花均未去澄迈县土地管理局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2001年9月18日，被告冯金花在与原告魏仕杏调换位置的宅基地上建起一幢两格四层半高、建筑面积为576平米的楼房。

2002年4月27日，原告魏仕杏向澄迈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试问：上面三个案例分别属于哪类土地权利争议？分别应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