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

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

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

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

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

他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

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活动的界限。

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是一种讲内心“省察克治”的唯心主义道德修养学说。

他所谓不曾被私意隔断的知行本体，就是指“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良知，认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行。

他的“致良知”即知行合一，就是“去恶为善”、“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

他声明：“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浚，1891年出生于安徽歙县近郊的小村庄，1910年，陶行知先生考入南京的金陵大学，在校期间，他开始研究王阳明的《传习录》，信奉“知行合一”。

他还将自己的笔名取为“陶知行”，目的就是为了发愤求知。

陶行知先生在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4] 。

这其实就是陶行知先生用他所信奉的“知行合一”在教育上的表达。

因此说，正是由于陶行知先生认识了“知行合一”，认识了教育的功能，才使得他走上教育之路。

1914年秋，陶行知先生自费赴美留学。

在此期间，他师从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杜威先生。

杜威先生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

范金豹先生在《陶行知先生的多次易名》中写到：“实用主义哲学属于‘行动的哲学’，重视‘行’。

王阳明的哲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同中有异”[5] 。

王阳明先生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杜威先生对知行关系论述之后讲：“从做中学”。

“从做中学”强调的是做是学的起点，即“先行后知”，这点是王学与杜威之学的不同之处，可他们都注重“知行合一”。

由于曾师从杜威先生，所以此时的陶行知先生对“知行合一”又多了一层认识。

1917年，陶行知先生留美归国之后正式改名为“陶行知”，并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

至此，陶行知先生真正的走上了教育之路。

三、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随着陶行知先生对“知行合一”认识的深入，其教育思想也在逐渐的成熟。

1917年，陶行知先生回国之后，提倡实用主义。

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到处碰壁，使得他认识到了杜威先生的洋教育理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要有符合自己国情的教育。

于是陶行知先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先生在《什么是生活教育》里说：“‘学校社会化’、‘教育生活化’、‘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

在陶行知先生看来，杜威先生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绝不是真正的生活教育。

陶行知先生还曾给生活教育下过定义，“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是教育法。

‘社会即学校’这一原则要把教育解放出来。

‘即知即传’这一原则要把学问从私人的荷包里解放出来。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

工学团或集体主义之自我教育是在团体生活里争取自觉之进步。

‘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这种教育观是把教育从游戏场、陈列室解放出来输送到战场上去。

”[6]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内涵非常丰富，“活”是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中心点，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先生对中国教育的独特贡献，我们应该把它继承发扬开来。

陶行知先生通过对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认识，使得他走上了教育之路，并通过对“知行合一”的批判、继承和发展，进而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为中国教育之改革事业奋斗终身。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也必须认识“知行合一”，认识“生活教育理论”，学习陶行知先生那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以便日后为中国教育尽自己之精力。

(二)大学生道德“知行合一”路径的选择传统说教式的教学方法在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中已无一席之地。

道德作为一种自律,只有学生内心受到触动,产生“共振”,才能做到知行合一。

大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曾郑重强调“请不要强迫孩子们学习,要用做游戏的方法”,“被迫进行的学习是不能在心灵上生根的”[5]。

因此,在教学方法上,应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参与兴趣。

笔者认为,实践性教学是实现“知行合一”的可行途径。

理由如下:一是有助于大学生摆脱道德认识的误区。

目前认为讲道德是大道理,不现实,远在天边,遥不可及。

由于大学生正处于从高中“封闭式”学习阶段到步入社会的过渡阶段,社会上的不良道德习气容易侵蚀大学生思想阵地。

通过实践性教学,有助于大学生学会从自我、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并认识到道德并非那么神圣,实际上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二是有助于大学生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践行。

通过“学中做”,用手、用心、用情去体验,使大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深刻体会,逐步形成一种稳定的道德习惯,乃至道德信念。

我们可以从物理学中的惯性原理推知,道德律同样有一种“惯性”效应,而且这种惯性是更持久的,甚至终生受用的。

三是有助于教学相长。

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开设的目的,传授知识只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促使大学生培养一种社会主义道德信念,去身体力行。

实践性教学,有利于教师从教学实践中及时发现问题,掌握反馈信息,调整教学方法,注意因材施教。

(三)大学生道德“知行合一”路径的实现如前所述,实践性教学法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能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面临的下一个棘手问题是,实践性教学如何去实现?首先,本课程的教学应立足本校的教学资源。

例如结合校训,利用校园文化,促使学生形成一种道德凝聚力。

我校的校训是“唯实惟新”、“至诚致志”,意思是倡导严谨治学,强调全力以赴,坚持与时俱进,崇尚以德为先,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弘扬了湖湘文化传统,彰显了现代大学精神。

其中,“至诚”,指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强调以诚相待,和谐相处。

为此,我们在学生中开展了有关校训的讨论,学生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发挥了主人翁精神,更有一种归属感。

又如我校两课部有相应的基地———湖南省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以及湖南省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研究基地,可以组织学生在基地参与式学习,激发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兴趣,开阔其理论视野,更好地“知”。

此外,可以利用相关学生社团,鼓励新生参与社团活动,如我校法律协会先后被评为“湖南省十佳学生社团”、“全国优秀社团”,而学生自己的社团,能使学生找到自信,乐于参与。

法律是最低底线的道德,学生在法律咨询服务中,通过对具体案情的诊断分析,能更准确地把握道德与法律二者的关系,提升其分辨是非、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以上教学活动,学生能从中去体悟道德的真谛。

其次,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实践活动。

教学实践,包括课堂内外,都可以展开。

诚然,课外教学实践,难免遇到经费紧张,人身安全等诸多问题,我们可以就近选择观摩场所。

例如我校地处湘潭,与韶山距离很近,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故居,让学生接受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洗礼。

课堂上,也可创设一些情景。

情景一: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

我们以大学生徐本禹贵州支教作为教学题材,放了录象实况,然后展开讨论。

这在学生中产生了一种震撼力,并认识到人生价值的实现并非以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而应考虑对社会的贡献。

“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去”,不少大学生纷纷表示毕业后将投身于支援中西部的志愿者中。

情景二:传统道德中的孝。

我们从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常回家看看》开头,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如何做才是“孝”,澄清了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

并以南方网讯案例“老迈父亲卖血度日供上大学,逆子疯狂慷慨泡网吧”,及催人泪下的反贪题材电视剧《老娘泪》中的故事,启发和警醒学生,让他们体会到父母的含辛茹苦,并布置了一道作业“一封家书”。

情景三:心理健康。

我们列出了一些容易导致学生情绪低落的情形,如失恋、英语四级通不过、亲人患上绝症等,分析面对逆境,如何减压,并鼓励学生交流心得体会以增强大学生的心里调试能力。

并通过优秀大学生洪战辉的事迹启发学生,困难当前,应迎难而上,积极乐观地迎接生活中的挑战。

再次,利用课程的关联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大一新生入校开设的第一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在大一第二学期开设“社会实践课”,笔者认为,“社会实践”课的调查范围,可以考虑加入思想道德的一些主题。

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调查、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城镇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情况的调查、家庭暴力的危害及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青少年上网成瘾与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等。

通过社会调查,让学生深入基层,走入群众之中了解实情,有利于增强学生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增加其社会责任感。

道德习惯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养成的,道德信念需要学生在生活中、学习中不断去深化、去稳固。

最后,利用好“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是相对课堂教学而言的。

如果说依据教材及教学大纲,在规定的教学时间里进行的课堂教学活动称之为第一课堂的话,那么第二课堂就是指在第一课堂外的时间进行的与第一课堂相关的教学活动。

第二课堂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多得的一种辅助手段。

第二课堂的形式多样,灵活性大,不受课堂教学时间、空间的限制。

笔者认为第二课堂的开展,应加强思想政治课任课教师、学生辅导员、班主任之间的沟通和联络,互通有无,有针对性地开展一系列活动。

具体项目有:道德专题讲座、名师在线答疑、学长帮带活动、先进人物学习报告会、道德专题演讲赛及辩论赛、道德名著读书交流活动、敬老院献爱心活动等。

比如道德专题讲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一门公共课程,教师一般有10人以上,我们可以办一个“双周道德论坛”,由每个老师就某一专题作学术报告,甚至可以让学生参与,举办道德学术沙龙,提高学生的道德理论认知度。

又如敬老院献爱心活动,把学生个人道德品质的提高同服务社会、回报社会更好地结合起来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6]。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