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看法1937年,已经在胚胎生物化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李约瑟博士,认识了三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此后,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感情,并献身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他对中国古代科技了解愈多、研究愈深,就愈在脑海中产生这样挥之不去的问题: 为什么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能有这么多科技成果,在总体上超过欧洲,近代科学却在欧洲兴起而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呢?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此一难题包含两个问题,既: (1)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2)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显然,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内在的联系。

前一问题是前提、基础,它不成立,后一问题便无的放矢;同时,后一问题又是前一问题的深化和发展。

因此,两者也可以简化为一个问题。

1991年,李约瑟在为王国忠所著《李约瑟与中国》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他在研究中国科技史过程中,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 “既然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提出这一难题,正展示了李约瑟的大家风范,表明他不止是出色的科学史家,而且还是深刻的思想家。

他并不满足于史料的爬梳考证,还力图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知识。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重要。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波普尔强调科学始于题,没有了问题科学也就不存在了。

确实,能够提出一个深刻的、覆盖面大的问题很了不起。

一方面,它体现了提出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引导提出者努力去破解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它又吸引一批研究者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工作,或深化或拓展,从而推动科学前进。

因此,“李约瑟难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已经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的通用术语。

一个学者提出的问题能够成为学科的术语,无疑是极高的荣誉。

然而,近几年来“李约瑟难题”似乎正面临“危机”,各种各样批评的乃至否定的浪潮向它袭来。

有的人认为它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可谓先天不足;有的人主张对它重新加以表述,使之精确化,例如表述为中国古代的技术一度领先世界,为什么近代落后了; 有的人指出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中国学者(例如任鸿隽先生)提出过类似问题,因此应该“正名”(例如称为“任鸿隽问题”); 有的人更加干脆,宣称它是“伪问题”,根本不值一顾,毫无研究价值。

透过这种种现象,我们看到中国学术界的思想确实大大活跃了,研究的视角、方法丰富了,各种不同的见解也能够发表了。

相对于一潭死水、一家独鸣的局面,显然是一种进步,令人高兴。

不过,对于其中的若干观点我却不敢苟同。

借此机会,我想申述两点看法:首先,我们无权修改或修正“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在长期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明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郑重提出的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事实或对象。

对于它,我们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答,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

如果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也可以否定它。

但却不能去修改或修正它,不管出于什么动机。

因为一经修改或修正,便不再是“李约瑟难题”,而是别的什么问题了。

比如改为中国古代技术先进,为什么后来落后了,与李约瑟的原意相差甚远,怎么还能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呢?其次,否定“李约瑟难题”缺乏根据。

后人固然可以否定前人提出的问题,但必须有充足的站得住脚的理由。

什么理由呢?就“李约瑟难题”而言,必须证明中国古代并没有取得许多重大的科技成就,在应用自然知识方面并不比西方先进,实际上,这就是要从总体上推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

或者,必须证明近代科学是在中国兴起而不是在西方兴起的,至少也要证明是在中国和西方同时兴起的。

实际上,这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写近代科学史。

宣称“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的人,有没有提供这样的理由呢? 显然没有。

笔者曾经冒昧地提出“超越李约瑟范式”的命题。

我以为,李约瑟范式可能存在两个偏颇: ( 1)过于偏重寻求中国科技的成就,似乎什么都是世界第一; ( 2)对“难题”的解答过于偏重社会经济因素。

很明显,这是在充分肯定李约瑟的研究及其难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不承继它,何来超越? 不超越它,何来发展? 因此,这是一个积极的合理的命题,并非消极的否定的命题。

李约瑟曾明确表示,他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回答难题,其尚待完成的里程碑式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后一卷便是对这一难题的回答。

可见,李约瑟对难题情有独钟,十分重视。

“李约瑟难题”与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是不可分割的。

他的伟大成就不仅表现在具体的考证上,而且表现在提出和回答难题上。

否定了“李约瑟难题”也就基本上否定或消解了他的工作和贡献。

对此我们一定要持严格的科学态度。

对待李约瑟难题的不同态度有关难题的种种不同看法,非常关键的一点乃基于对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存在不同看法。

为什么要把难题修正为限制在古代技术的范围之内? 因为中国古代无科学。

为什么难题是“伪问题”呢? 也因为中国古代无科学。

中国古代无科学,你却偏偏去探究为什么中国古代能取得那么多的科学技术成就,为什么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兴起,岂不是无的放矢?因此,这是一个不能不加以认真辩明的问题。

而要辩明这一问题,又不能不厘清科学、近代科学、古代科学等概念。

众所周知,科学是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

仅就自然科学而言,通常指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不仅要判明、发现自然现象、事实,而且要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知识,能够经受实验的检验。

近代科学比较明确,指16 、17世纪在欧洲兴起的自然科学,其基本特征是数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结合。

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科学与近代科学可以通用。

古代科学指近代科学产生前古代各民族、各国家在认识自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尤其是社会历史学派兴起之后)公认古代有科学,并且不能机械地套用近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古代科学。

不然,科学史家去研究古代科学史干什么呢? 那么多有关古代科学史的煌煌巨著岂不是可以付诸一炬吗?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呢? 对此,或许在如下两个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或歧见较少。

第一,中国古代没有近代科学。

这可能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命题,但由于一些人屡屡用近代科学的标准来套中国古代科学,作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结论,因而我不得不用这种有悖逻辑的表述方式,以示强调。

应该说,李约瑟对此是有清醒认识和明确论述的。

作为长期受西方教育并在自然科学上取得卓著成就的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他不可能不对近代科学的特征和方法有深切的理解和把握。

他明确指出: “当我们说近代科学只是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时代才发展起来的时候,我想,我们指的是唯独在那才发展出了诸如把数学化的假说应用于自然界、充分理解和使用实验方法、区分主要性质和次要性质以及系统积累公开发表的科学资料等近代科学结构的根本基础”同时,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杰出研究者,他也不可能不深切认识中国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之间的区别。

早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中,他就说: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以后,他有时干脆把中国古代的科学称之为“经验科学”,以区别于近代科学。

因此,中国古代无近代科学并不能动摇更不能否定“李约瑟难题”。

相反,这正是难题包含的内容。

第二,吴大猷先生并没有否定中国古代有科学。

过去一些人援引冯友兰先生的权威,来论证中国古代无科学论。

现在,吴大猷先生成了中国古代无科学常常援引的权威。

吴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前任院长,著名物理学家。

如果吴先生也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那么自然会是有力的佐证。

不过,依我看这可能是对吴先生的误读。

吴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注意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不要急功近利,对我们很有教益。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中国人不能因为读了李约瑟的书而“自傲自喜”,更是用心良苦。

吴先生在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总体评价上,可能与李约瑟有所不同,但他并未断言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

借重吴先生的权威并不能论证中国古代无科学。

当然,关键还在于客观的历史事实。

这是最公正最权威的“法官”。

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尤其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

这是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天文学。

我国古代不仅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天文观察记录,而且有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等理论假设。

举世公认,我国对日食、流星雨、簧星、超新星爆发等留下了丰富宝贵的科学资料。

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起,到清宣统二年( 1910年)止,哈雷彗星共出现29次,每次我国都有详细记录。

1054年的超新星爆发,也仅在我国有观测记载。

首次记录某一彗星和超新星爆发,即使在今天也是了不起的天文学成就!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齐之甘德、魏之石申已著有《天文星占》八卷、《天文》八卷,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定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 9年,木星为12年,还编制了最早的星表。

到了汉代,盖天、浑天和宣夜三说已形成,杰出的天文学家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他还创制了演示浑天思想的仪器——水运浑象。

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地动仪,也是张衡的首创。

这一些,总不能说是技术而非科学吧?再如数学,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已有勾股定理的记载。

秦汉之际的《九章算术》,更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代表作。

它选取246个例题,按解题的方法和应用的范围分为九大类,包括方田、商功、方程、勾股等。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指出: “《九章算术》是举世公认古典数学名著之一。

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的地位。

其中关于分数概念及其运算、比例问题的计算、负数概念的引入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等等,都比印度早八百年左右,比欧洲国家则早千余年。

”尔后,刘徽对《九章算术》的注解和对园周率的计算,特别是祖冲之求出了精确到第七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 3. 1415926<π< 3. 1415927,远远地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

这一些,也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彪炳业绩。

至于医学,更是中国古代科学延续至今的奇葩。

中医学不仅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诸如辩证施治、望闻问切等诊疗方法,以及独特的方药,而且对健康与疾病有独到的认识。

古代医家认为人体与周围环境之间,以及人体内部各脏腑之间,都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

《内经》上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因此,外在的邪气,即反常的风、寒、暑、湿、燥、火等,能引起人体的疾患,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保持机体的阴阳平衡,病邪就不易侵害人体。

到了明末,还进一步猜测到传染病是由一种“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肉眼看不见但又是从口鼻而入的“戾气’所引起。

中医还认为,人体内部存在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联络各脏腑和肢节的经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