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

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

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
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近年来，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这妨碍了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将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从而
进一步影响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增强。

基础科学研究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因此，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避免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

其次，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时代竞争和综合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人才，尤其是富有实际能力、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

然而，我国现行的知识型教育在某些方面对科技发展和创新仍然存在负面影响。

现在，大多数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仍然强调学生死记硬背、无保留地接受教师或教科书的观点，而不是鼓励学生用创新思维、多提问题的方法来学习。

中国需要提倡“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精神，弘扬学生的个性和自主精神，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从而切实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进一步加强创新教育。

最后，应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知识具有无限供应性、无国界性、非独占性等特点，因此，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就必须改变科学研究的自然发展状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及时掌握科学研究的最新信息。

我国应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措施和多种形式，强化中国科研人员同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科学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从而逐步使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更多项目中挤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领域，掌握世界科研的走向和最新信息。

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所谓民主无非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点，此外，我们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的“兼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我们国家一向注重实用，导致我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

不管过了多久，李约瑟问题依然是研究界里不停的研究话题。

作为哲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了有关科学类的问题，将更提升了我们的思辨能力，丰富了我们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范围。

对于其中各种解答，我们需要用理性的思维去辨别。

也有吸收其中精华知识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