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实施困境分析孙旭东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一次伟大实践，是俄国无产阶级打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十月革命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共处和竞争的世界新格局，这种格局不仅使不同制度的国家共处和斗争，也提供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相互吸取经验，促进各自繁荣。

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一个榜样，可以不通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开始了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历史征程。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列宁先后实行了两种内容截然不同且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争论的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

其中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途径，虽然在战后苏俄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它还是过早地夭折了，成为了历史的遗憾。

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内容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一种探索，其提出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

(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1.战时共产主义及其终结十月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苏俄，成为了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征程，可是帝国主义是不愿意看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存在的。

于是从1918年开始，帝国主义联合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到1919年3月至1920年10月帝国主义又先后三次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而俄国国内的自卫军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也充当其走狗，与之配合。

1918年8月30日，革命领袖和导师列宁又遇刺，身中三颗子弹，伤势十分严重，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的市民又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许多工厂因缺乏原料、燃料而停工、停产，交通运输几近瘫痪，苏维埃政权抵御侵略的物资后盾极其匮乏，国内形势岌岌可危，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取得人民的生存权利，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赢得这场战争。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一切为了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急关头，甚至最危急的关头到了”“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等成了当时最典型的口号，就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应运而生。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在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苏维埃政权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实行的，诚如列宁所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

[1]它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弊端，伴随着国内战争的基本结束，其弊端慢慢地表现了出来，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生产的下降，广大农民也强烈反对余粮收集制，要求经营和贸易的自由，这些问题，成为了1920年底1921年初苏俄发生经济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1年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敲响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丧钟，也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2.新经济政策的提出面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终结以及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苏维埃，列宁适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同时也适应了战争向和平的过度。

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拉开了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序幕，标志着苏维埃俄国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开始。

（二）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在俄国的经济实践中，列宁从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方面探讨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并写下了《论粮食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等重要著作，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第一，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政策。

他把粮食税看做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认为实行粮食税的必要性和目的就在于尽快地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满足小农和中农的正当要求，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并且“只有经过这种方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2]第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结合。

这一政策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第三，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苏俄经济。

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也是列宁的重大理论创新。

在列宁的实践中，国家资本主义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比小生产者、合作社经济更为先进的经济形式。

因此，列宁明确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经济上无比高于俄国现有经济，而在政治上并不包含任何使苏维埃感到可怕的东西。

新经济政策的这些内容，对于当时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而言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并且在实施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列宁逝世后党内斗争的影响等因素，新经济政策还是过早地夭折了，这不能不说是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种遗憾，也成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二、新经济政策困境因素探析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拉开了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序幕，标志着苏维埃俄国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开始。

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战后苏维埃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是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实施到1929年斯大林下令停止，仅仅存在了七年的时间，反思其短暂的实施历程，不难看出新经济政策是在面临诸多困境的条件下实施的，这些多方面困境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新经济政策过早地夭折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巨大遗憾，归纳其实施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影响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其整个政策是在矛盾当中运行和实施的。

归纳而言，主要表现为计划与市场的矛盾、经济与政治的矛盾以及成就与危急并存的矛盾。

第一，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在1918—1921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俄共（布）不仅采取了余粮收集制的农业政策，而且积极致力于对所有制的改造，表现为用行政计划来控制社会生产。

“1918年5月，被纳入国家计划的企业仅有512家，而1918年底就有1500家企业根据各级行政命令进行工作，到1920年按照国家最高经济机关的计划任务进行生产的则有2500家工厂”。

[3]并且这里主要指的是大型企业，并不包括中小企业。

对于这种计划化的体制，列宁在“十大”上指出，这是“一种错误”，这一“错误”的产生，一方面是“迫不得已：过去我们一直是生活在极端激烈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因此我们在经济方面只能按照战争方式行动，此外没有别的办法”。

另一方面“我们做的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这是不容质疑的事实”。

[4]但列宁并没有明确指出在导致战时共产主义的这两个因素中哪一个占主导地位。

而从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践来看，随着战争环境的改善，计划经济的集中程度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增强。

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因为对经济的过度集中而成为一种错误的话，那么通过新经济政策，重新认识市场关系的重要性就成为了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使命。

“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5]列宁时期新经济政策的市场化倾向主要表现为:第一，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自由在市场上出售其粮食。

第二，通过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中小企业进行出租、出售、归还原主以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

第三，一些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由指导企业生产转向预测经济发展。

第四，吸引外资以促进经济发展，加强苏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可是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与苏俄经济的发展，市场化中计划化的倾向慢慢地表现了出来。

1921年7月2日，列宁和莫洛托夫在发给西伯利亚的电报中指出，我们要求采取最坚决的手段停止谷物自由交易，把集贸市场全部关掉，并实行大量的义务交易，在这方面，军队必须支持西伯利亚的粮食机构。

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决议指出：党的“基本任务应当是全面加强直接由国家和国家机关管理的大工业，要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的国营大工业，就必须把最大部分的国家物资集中于国营大工业，另一方面也必须有计划地分配这些物资，以保证依靠国家供应的各企业能够不间断地进行生产”。

[6]计划与市场二元矛盾的影响，导致了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步履维艰。

2.政治与经济的矛盾在苏维埃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必然会对国内的政治环境提出一定的要求，它要求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以保证新经济政策的顺利实行，以此来促进苏维埃俄国经济的发展。

可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非但没有形成为新经济政策所必须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政治的集中倾向反而进一步趋于制度化。

首先，俄共（布）与其他政党的关系进一步对立，一党制的原则基本确立。

俄共（布）“十大”后，列宁对新经济政策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感到非常担忧，在他看来，与解散立宪会议和内战时期所面临的危险相比，“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

[7]列宁对新经济政策政策中的政治危险的强调，促使他重新加强了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斗争。

“从1921年下半年到1922年初，苏俄很快掀起了一个驱逐、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浪潮，仅在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指控中，在莫斯科就有160名孟什维克被捕，在列宁格勒就有120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捕。

这样，到了1922年底，除了布尔什维克外，苏联早期历史上的其他政党便都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8]这些措施，导致了俄共（布）与其他政党关系的进一步对立，强化了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其次，强化对党内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

为了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1921年“十大”在通过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的同时，又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以及《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指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是个别派别的代表人物极力想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9]这样，这个决议就从组织上和政治上取消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不同时期普遍存在的党内派别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