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案例精选案例1：价格到底谁说了算2003年7月15日，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在北京举行。

虽然此次听证会受非典影响延期两个多月，但社会对它的关注丝毫没减。

值得回味的是，中国的改革就是从价格改革入手的。

问题是，为什么改革这些多年，我们还停留在要由政府出面，为民航这样的垄断行业扩价格听证会的阶段，而不能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呢？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政府为了把垄断行业推向竞争的市场，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1999年底，中国电信一分为四；民航也早就各路诸侯分治，航空公司林立。

于是乎，真的竞争来了，为打折打得头破血流。

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一片叫好；经济学家也喜出望外：总算与市场接轨了，该来个优胜劣汰了。

可这时，“婆婆”忍不住出面了——都是国有资产嘛，手心手背都是肉，干吗非拼个你死我活呢！在政府的倡导下，民航各路诸侯今日歃血，明日盟誓，又是“生死合约”，又是价格联盟，但结果总是拧不过市场法则的“大腿”，该打折还是打折，该降价还是降价，只不过“明火执仗”变成了“暗度陈仓”。

结果，竞争总是深入不下去，该死的死不掉，该长的长不大，市场真的“失灵”了。

价格成了苦孩子，打折变成了瞎折腾；政府总“舍不得”放手让市场来裁决价格，苦孩子也永远不能长大成人。

经济学家常说，市场具有比任何权力更绝对的权威。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国营企业应该民营化。

过去十几年来，经营不善的国企转为民营已经成为世界潮流。

美国将邮政民营化了；英国在撒切尔零售价当政期间，就将原来由政府经营的航天、汽车、电子通讯甚至铁路移转为民营，成效显著。

我们的民航、铁路、电力等为什么就不能姓“民”？为会么不能像食品、家电、服装等行业，取消政府管制，取消那么多的“局”、“部”呢？案例分析：我们经济生活中有两种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市场机制和命令经济。

所谓市场机制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即单个消费者和企业通过市场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经济组织的三个中心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

所谓命令经济是指这样一各制度，其资源的分配由政府来决定，命令个人和企业按照国家经济计划行事。

亚当·斯密把市场机制比喻为“看不见的手”。

所谓“看不见的手”，是指当每个人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时，他好像被子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最好的公共福利。

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导着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政府和其他机构根本不需要干预社会资源的配置，“看不见的手”就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政府有什么作用呢？根据微观经济学，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高效率；二是促进公平。

在提高效率方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有必要利用法律手段维持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二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如污染，政府可通过环境保护来增加经济福利；三是提供公共物品，如国防及法治、支持纯科学和公众健康等。

在促进公平方面，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再分配政策包括：一是累进税制，即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二是转移支付制度，如失业保险制度、对低收入阶层给予消费补贴，如提供食品券、经济适用房等等。

案例来源：根据经济学阶梯教室：《价格到底谁说了算》，2003年8月11日编写。

案例2：主机与附件的不同弹性1987年，福建省某机械厂进口一套设备。

据调查，当时有6个国家能够生产这种设备，价格在800～1，200万美元。

该厂首先找日本一家企业谈判，开价800万，争取1，000万成交。

岂知，第一次谈判，日商就满口答应，并表示可以立即签订合同。

厂长心里直打鼓：“日本人这么好说话?其中必定有‘鬼’!”但想来想去，货真价实，无可挑剔，便拍板敲定。

设备到货使用一年以后，许多易损零部件需要更换，厂长便请日商按合同供货。

日商表示可以，但价格提高一倍(合同并未规定日后供应零部件价格)。

厂长心想这是“敲竹杠”，便设法向其他生产同类设备的国家购买，但由于不配套，最后被迫以高价向日商购买这些专用零部件。

几年下来，这比当初花1，200万买还贵。

厂长气愤地骂道：“日本人就是‘鬼’!”最近，这位厂长有机会学到需求价格弹性，方才恍然大悟：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成套设备的主机极富弹性，而专用零配件几乎完全无弹性。

因此，日商的销售策略是先在主机上让价，把你套住以后再在零配件上提价，这叫“堤内损失堤外补”。

厂长深有感慨地说：“这本是经销ABC，不能说日本人鬼，只能怪自己笨——无知!”因此，在购买外国产品、引进成套设备时，由于它们富有价格弹性，在谈判中应力争主动，以最有利的价格购进。

对一些必需的附件等，尽量与主机同时一次购入，并在合同中详细写明销后服务项目。

在销售产品时，也可以适当降低主机和成套设备的利润率，以扩大需求，占领市场，而与这些主机有关联的附件等，则可适当提高利润等，以求较好的综合经济效益。

（资料来源：黎诣远《微观经济分析》第53页）案例3：垃圾中的边际效用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强大的国家，人均消费商品数量居世界第一，人均垃圾量也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

美国的垃圾不但包括各种废弃物，也包括各种用旧了的家具、地毯、鞋子、炊具，乃至电视机和冰箱。

美国是一个提供消费的社会，它的生产力巨大，产品积压常常成为主要的经济问题。

如果每个人将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更精确地讲，是生产出来的价值）全部消费掉，经济则正常运转。

如果生产旺盛，消费不足，或者说，居民由于富裕而增加了储蓄，产品就会积压。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医治经济萧条的主要措施是鼓励消费。

在美国旧东西有几条出路：或举办“后院拍卖”，或捐赠给教堂，中捐赠给旧货商店，或当垃圾仍掉。

旧东西在美国很不值钱，你可以在后院拍卖中买到1美元一个的电熨斗，在教堂拍卖中买到10美元一套的百科全书(20本)和5美元一套的西装。

相反，旧东西在中国就值钱多了。

在大城市，经常看到有人在收购各种旧的生活用品，然后运到贫穷、偏僻的农村地区以几倍的价格卖出。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相对穷的中国人，却愿意花几倍于相对富的美国人愿意出的价钱去买这些旧东西。

但这个现象可以用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来解释。

即商品价格的高低与商品所提供的边际效用的大小成正比。

富人用一块钱要比穷人用一块钱轻率，或者说，富人的钱的边际效用低。

人们越富裕，就越有钱来购买奢侈品。

举例说，在美国最便宜的剃须刀是10美分一把，最豪华的剃须刀大约要100美元，二者相差达千倍。

豪华剃须刀虽然更美观，更安全，更经用，但它的基本功能也只限于剃胡子，它提供的附加效用非常有限。

廉价手表和豪华手表的价钱也可相差千倍。

过去我国比较穷，奢侈品没有市场，现在人们钱多起来，情况正在变化。

由于中美两国富裕程度的差别而形成的效用评价的差别，提供了巨大的贸易机会。

即中国可以用极低的价格进口某些旧用品，其代价主要是收集、分类及运输的成本。

如旧汽车是值得进口的。

在美国由于人力昂贵，修理费用高，所以报费的标准比较高。

（资料来源：张云峰等《微观经济学典型题解析及自测试题》第57-58页）案例4：运用边际效用均等法则进行检查准备工作某汽车配件厂厂长胡宇光：暑假，我于7月11日回到厂里，设备科就告诉我：突然接到通知，省设备动力检查组要在7月16日到我厂进行检查，可是资料整理、图纸描绘和报表工作尚未完成，仅一个备品备件明细表就得集中全科人员干一天半，不管怎么安排也难以在五天内完成检查的准备工作。

我听了以后，想起刚刚学过的“边际效用均等法则”，就根据检查标准与这个科逐项研究现有设备管理、动力管理、润滑管理所能获得的分数，并粗估集中全科力量突击三项管理所能增加的分数，列出下列边际分数表：根据上表，运用边际效用均等法则，选择边际分数均为3分作为安排工作依据，就能获得最高检查分数。

于是，我们决定用3天准备动力管理，各用1天准备设备管理和润滑管理，并给每人规定了工作量和进度。

我们原来预计：如果什么准备工作也不做，仅凭原来的工作基础，可得61分；运用边际效用均等法则进行突击准备，可得80分。

实际检查结果，我们得到76分，比预计少4分，但比不准备增加15分。

（资料来源：黎诣远《西方经济学》第101-102页）案例5：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案例内容：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根据他对一个扣针厂的参观描述了一个例子。

斯密所看到的工人之间的专业化和引起的规模经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写道："一个人抽铁丝，另一个人拉直，第三个人截断，第四个人削尖，第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装圆头；做圆头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是一项专门的业务，把针涂白是另一项；甚至将扣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门职业。

斯密说，由于这种专业化，扣针厂每个工人每天生产几千枚针。

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工人选择分开工作，而不是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团队，"那他们肯定不能每人每天制造出20枚扣针，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来"。

换句话说，由于专业化，大扣针厂可以比小扣针厂实现更高人均产量和每枚扣针更低的平均成本。

斯密在扣针厂观察到的专业化在现在经济中普遍存在。

例如，如果你想盖一个房子，你可以自己努力去做每一件事。

但大多数人找建筑商，建筑商又雇佣木匠、瓦匠、电工、油漆工和许多其他类型工人。

这些工人专门从事某种工作，而且，这使他们比作为通用型工人时做得更好。

实际上，运用专业化实现规模经济是现代社会像现在一样繁荣的一个原因。

案例评析：分工理论对于生产是非常重要的，毫无疑问，正确的分工会带来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

斯密的《国富论》就是从分工开始论述的。

斯密认为，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第一个决定因素是分工，他把分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

分工之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因为分工促使劳动专门化，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分工可以节省因工种转换而损失的时间；分工使专门从事某项作业的劳动者有利于改良工具和发明机械。

案例来源：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编辑过程中作了适当案例6：边际实物报酬是怎样递减的某电工机械厂厂长王钧：现以转盘生产为例，具体说明边际实物报酬是怎样递减的。

转盘是我厂大型连续卷管机400多种零件中的关键件之一，用4台机床进行加工。

开始时，我们用4名工人加工，一人一台机床。

由于每个人既要操作机床，又要做些必要的辅助工作(如卡零件，借用工具，相互传递，打扫卫生等)，使机床的生产效率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结果日总产量为32件，人均产量只有8件。

当增加一个人后，就可以有一个人做辅助工作，其他4个人能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机床上，日总产量增加到41件，人均产量为8.2件，边际产量为9件。

再增加一个人后，就能将绝大部分辅助工作担当起来，有4人盯住机床上，充分发挥了设备的效率，日总产量又增加到54件，人均产量为9件，边际产量为13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