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以下是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一，地理环境的产物。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三种差异其一，大国文明和小国文明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其二，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是小农文明，而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
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种地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屏障，让新观念难以传播，难以推广并成为社会风潮。
举例而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张衡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其实有着巨大的成果与成就，但这些如四大发明仅仅残留于技术层面（正面效应的结果），却没能在社会形成科学风，形成强有力的理论系统（负面效应的结果），这就解释了科学和工业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而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就是由于地理环境被迫使其中的人民形成了探索及开放的精神与性格，而对外贸易的需求同样也是西方快速发展科技的重要催化剂。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而言，西方所处的冒险环境比中国所在的较为安逸的环境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科学研究制度差异，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
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
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
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
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作出某种技术创造只需专门科研人员对理论性知识的收集、分析与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并且一种技术发明均由发明者个体即可完成，它是发明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
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
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
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
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
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
中国人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
到了被列强的尖船利炮打怕了之后，又崇洋媚外，能够
把国外得东西引进来，认为外国得东西就比国内的好，自己也就没有必要花精力去自己制造
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
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
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
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
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作出某种技术创造只需专门科研人员对理论性知识的收集、分析与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并且一种技术发明均由发明者个体即可完成，它是发明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
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
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
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
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
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
中国人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
到了被列强的尖船利炮打怕了之后，又崇洋媚外，能够把国外得东西引进来，认为外国得东西就比国内的好，自己也就没有必要花精力去自己制造
“经济人行为原理”，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发明创造活动也是如此，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
第三，社会制度差异，中国在汉，唐到宋都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称赞的成就，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了严重的贬斥。
于是尊孔读经的人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名士”；而从事自然科学和技艺的人则成了只是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再也无法和“科举出生、八股取士”的进士们相比了。
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抱负，想的是入朝为官，注重的是人际关系。
未能做官的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或归隐田园，或放荡不羁，除个别人外，都不去从事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征服。
即使有一点科学，这个科学也不能够进入到中国文明的核心里，它是被边缘化了的。
此外，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没有一个连续的环境。
在西方，反而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
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
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
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
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
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虽然没有完整的科学理论，但是它的实际发明
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是具有极大意义的。
而西方科学的发展，倘若没有中国古代技术的铺垫，恐怕是没能发展如此之迅速的。
没有中国发明的火药，欧洲人还得淌更多的鲜血去攻破中世纪的封建城堡；没有指南针和船尾骨舵，哥伦布的新大陆航行还得拖延；没有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的文艺复兴便难以迅速传播并张大其势。
因此，中国的发明是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是科学创造前提的强大杠杆。
从这一层面说，中国文化不仅为西方的近代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直接源头。
李约瑟难题给我们带来了启示，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让发展，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是中国崛起，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4思维方式，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规定，表现为整体性的倾向。
整体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特点之一。
中国传统哲学倾向于把客观世界规定为一个无限的、发展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特定结构及其连接方式和整体功能。
这种思维特征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
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定但很少有人像西方人那样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方式，而在观念内容上大多倾向于把对象理解为具有连续性结构的有机整体。
中国传统系统整体观突出的长处是比较接近于辨证思维原则和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
这种缺陷的特质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在发展了设立在整体性原则基础上的有机宇宙观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分析的方法，没有感觉到对宇宙进行精密的逻辑说明的必要。
而这一点，恰恰是近代科学产生所必须的环节和条件。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复杂的社会系统有深入的研究，发展了辩证的整体思维方式，善于对政治和军事等复杂问题作综合的判断，但不善于作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没有发展公理式的几何和严格的现代数学，也不从事条件能控制的科学实验、对自然界进行系统的观测，因而对自然界的了解缺乏有科学根据的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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