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诚二情事变更原则之理论与实际——债法之比较研究关键字：情事变更原则债法比较研究理论与实际一、导言法律之目的，在于实现法律之精神，然法律之精神何在?曰正义(justice)也。

按法律者，乃由具体之生活经验所形成之一般形式，它负有规范一定生活秩序之任务，然此一形式规范，仅系法律之抽象分析，无法适应社会不断进步而产生之错综复杂之需要，其中尤以人类行为当时所不可预料之障碍为最。

此一不可预料之障碍如何将之排除，而于生活秩序中得其平。

罗马共和时期之法学家西塞罗(Cicero 106-43B．C．)尝言：“法律为正义，而正义之基础即在于…自然的理性‟”。

是谓法律即正义，正义即道德。

[1]美国法学家庞德(RoscoePoundl807—1964)更谓：“法律乃道德之一部分，亦即维持社会秩序不可少之要素。

”[2]由上开二氏之名言，吾人不难求得维持人类生活秩序之最后手段，乃在于有理性之道德观念。

此一道德观念，恰与法律之精神——正义，正相吻合。

法律之精神既然系在于追求正义，则吾人在将具体事件适用法规时，不宜忽略法律之具体化目标——亦即动的价值观念，盖无可争论地，法律仅系一种抽象的形式规定，必有其空白而不便规定者[3]立法上此一空白之目的，乃在因应社会情事变更之需要，使实定的法律能达到“法与时移”动的价值观念，而和谐社会之生活秩序。

二、情事变更原则之意义情事变更(rebus sic stantibus)一词，依其拉丁原文之字义，乃指“情事如此发生”之意思，但英美学者则将之译为“在此情况中”(in the circumstances)，[4]意指各种协议，仅于各种条件在实质上保持不变时，方有拘束力。

[5]由于法制之不同，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于情事变更原则之概念，亦有其差异。

兹分别述明于次。

(一)“台湾地区现行法”上之意义情事变更原则于台湾地区、德、日民法上，并无具体规定，而系散见于各个条文之中，于个别场合认定之。

但观之“台湾地区现行民事诉讼法”第397条之规定[6]：“法律行为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情事变更非当时所得预料，而依其原有效果显失公平者，法院应依职权公平裁量为增、减给付或变更其他原有效果之判决。

前项规定，于非因法律行为发生之法律关系准用之。

”吾人可知现行“债法”上所谓情事变更原则，乃法律行为成立后至履行完毕前，为法律效力发生原因之法律要件之基础或环境变更，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发生非当事人所预期之结果，如仍使发生原有效力，显有背于诚实信用原则，应认其法律效力有相当变更之规范也(情事变更原则之一般规定，列入“民事诉讼法”中是否妥当，容后论述。

)。

(二)英美法上之意义英美法上认为情事变更原则者，乃契约成立后履行中，若遭遇有不可预料之障碍(unexpected obstacles)或新情况(new condition)，致使履行困难或不利，而非双方当事人于订约时所可得知或预见者，当事人或法院所为之一种衡平措施也。

[7]由是以观，必也在契约成立后履行中，始有情事变更原则之适用，盖契约成立当时，若事实状态已存在，不啻当事人情愿以当时所认定之事实状态为契约之内容，自不发生情事变更问题。

又必在履行中发生不可预料之障碍或新情况，致使履行困难或不利，良以若其为当事人所可预料之障碍或新情况，则仍属当事人之心甘情愿，焉可适用情事变更原则，否则转失衡平之本旨。

再者，必须不可预料之障碍或新情况与履行困难或不利问有因果关系，否则虽有情事变更，但对于履行并无困难或不利，或虽履行有困难或不利，但因个人因素如欠缺支付能力、生病或出游经商，或其他因素所造成，而与不可预料之障碍或新情况无关者，则仍无衡平之必要，应依原有债之本旨履行。

此外，情事变更原则，非仅法官始有权于裁判时运用之，即当事人，于履行债务时亦有权主张适用之，盖免因诉讼程序而失情事变更原则在实体法上之价值也。

依上开两法制观，情事变更原则之意义，“台湾地区现行法与英美法本质上，并无差异，仅在效力基础上略有不同，即英美法除基于衡平法观点认定情事变更原则之存在外，尚将情事变更本身视为即有约因关系存在(consideration)，并为当事人订约之初即有履行不能之默示条款(impliedcondition)存在，故得以免除履行债务。

[8]“台湾地区现行债法”则纯从诚实信用原则，推理情事变更原则之存在，故双务契约原有之对价关系，虽因情事变更而在内容上有所改变，但无须将情事变更本身视为对价关系，盖如上所述，权利之变更，并不影响即得权利之本质，亦非旧权利消灭，新权利产生之谓。

三、情事变更原则之理论根据关于情事变更原则之理论根据，向来学者见解不一，但可综合归纳成下列数说：(一)约款说(terms or conditions)主此说者谓，情事变更原则，乃基于当事人意思之一种约款，但此约款之性质如何?则有二种不同见解：1．前提说(Voraussetzungsleher)。

德国法学家温差德(Windseheid)谓前提者，乃当事人意思表示之附款，而尚未至条件之程度者也(undevelopedcondition)。

亦即意思表示之内容，仅在某种状态继续存在或存在之际，始生法律上之效力，其与条件不同者，乃其法律效力是否发生，并不以将来某不确定事实之是否发生为关键。

存在之状态，不论系积极的或消极的、法律的或事实的、一时的或永久的，均非所问。

[9]2．默示条款说(theprincipleOflmlied conditions)。

英国法官罗瑞邦(LordLoreburn)认为，当事人之为法律行为，必以某种事件状态之继续存在为基础，此一事件状态之继续存在。

虽当事人未明定于契约，然法律性质上，乃当事人对该法律行为效力之一种默示条款。

上开前提说与默示条款说，均以当事人之意思为其立论基础，易与法律行为之要件及错误相混淆，且与情势变更原则须以不可预见为前提之条件相龃龉，故鲜采本说。

[10](二)相互性说德国法学家柯克曼(Kruchmann)主此说，认为情事变更原则，乃基于双务契约相互性，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有此原则之适用：(1)对待之给付极不确实(die beachtlieheUngewis— senkeit)；(2)一方之给付价值不变，但其对待给付却极困难，则此一困难之给付为不可期待(Uumolickertodernichtzumut— barkeitderRechtsausuebury)；(3)其他法定情形。

[11]此说对于立论基础之相互性，究以主观抑或以客观为标准，并未明确释明，不无缺失。

吾人若以当事人之主观为认定标准，则不啻将当事人之意思介入，而发生意思介入，致生意思解释问题，与约款说有同弊；反之，若以客观为认定标准，则债务人又得随时以价格不相当而无相互性请求解除契约，其不当亦明。

(三)行为基础说德国法学家奥特曼(Ortmann)认为，法律行为之基础，并非法律行为之要件，亦非意思表示，而系对于该等意思表示基础之一种观念(Vorstellung)，此种观念，不仅相对人须认识其重要，且须未曾提出异议，在多数当事人场合，更须彼此有共同之认识始可。

[12]所谓行为基础者，依古斯特(Guest)之见解，乃指契约当事人对为其行为基础之一定情事，于订立契约时，对其存在或发生所具有之观念。

[13]所谓一定情事，诸如购书，当以新版之事实为基础；旅游租车，当以旅游日无暴风雨之事实为基础；购买建筑用地，当以无禁建之事实为基础等是。

此说虽较约款说及相互性说更能说明情势变更原则之适用要件，但仍未明白表示其立论基础，盖基础情势之不存在，有过去者，有行为时者，亦有将来发生者，前二者对于当事人言，均为错误之问题，不在情事变更之范围内，故亦不足采。

(四)法律制度说主此说者谓，情事变更之原则，乃为对于无辜之当事人，因遭遇不可预见之剧变情事，致受不公平之待遇时，法律所给予之救济，故为法律上所规定之制度。

[14]此说固可说明情事变更原则之法律依据，但仍未能将其立法之理论释明，例如“台湾地区现行民法”虽于第148条及第219条订有诚信原则之一般规定，且于各别条文之各别场合中设有情事变更之救济规定，更进而于“民事诉讼法”中第397条规定其具体要件及效力，惟法律系一种抽象之形式法规，其社会情势变迁未为法律所规定者甚多，一时之法律制度实无法适用于将来层出不穷之社会变故。

倘吾人能寻求出一情事变更原则之法理依据，则虽遇有法律未规定之情势，基于法律精神所在，未曾不可以之为适用依据。

此一情形，尤见诸于国际贸易场合，盖国际贸易之交易，系一种异地隔时不同空间之商业行为，国际商业环境之变化，更系多端而不可预测，且多为一国法律所未规定者。

虽国内学者如史尚宽先生，认为情事变更原则系一种法律制度(见注14)，区见以为前开所列诸说，未曾不是一种法律制度，本课题所探求者，乃系此一情事变更原则之法律制度所依据之理论，故法律制度并非情事变更原则之理论依据(拙见当否，尚请先进赐予正之)。

(五)诚信衡平说吾人周知，英美法与大陆法有二个民法法理指导支柱存在，即衡平法(equitylaw)与诚信原则(TmeundGlauben)，所有法律精神与灵魂，均赖此以维系。

考情事变更原则之运用，不外乎在事之平，民事法律关系，复杂万端，有当事人法律行为时所得知悉预见者，有非当事人所得逆料而知者，纵法律规定甚详，亦难综括无遗，况法律之抽象规定，常有生硬干烙之弊，故不得不求诸诚信原则之运用，英美法称之为衡平法。

虽有学者认为，吾人若以诚信衡平作为情事变更原则之立论基础，势将使法官之主观见解，成为公平与理性之惟一标准，殊非恰当。

[15]区见以为此说有欠依据之弊，盖法律之精神，有其静向性与动向性两面，就前者言，乃求法律之稳定性，故契约应严守之，良以契约本身即私法自治之基本规范；就后者言，乃求法律之适应性，故当契约订立时之法律要件之原因基础或环境发生不可预料之变更，且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事由者，不得不许以某种程度之变更原有法律行为之效力，亦即求其法之与时移之动的性。

此种变更效力，固非法律及契约所得规范，但适用时亦非毫无依据。

换言之，法官引用诚信衡平原则时，仍应受外延之情事变更事实之约束，例如需有战争、灾害、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事实，非仅如此，且需此等事实系非双方当事人所预见及无不公平之结果时，方得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是言法官有主观擅断之弊，似欠依据。

况诚实信用原则，系道德规范，乃法律道德化之表征，学者乃立之为法律之最高指导原则。

易言之，诚信衡平原则系一种领导性规范，情事变更原则系诚信衡平原则之一适用耳。

[16]是故，余以为情事变更原则之理论依据，应以诚信衡平说较为适宜。

四、情事变更原则之性质德儒黑德曼(Hedemann)，将诚信原则及情事变更原则，列为“一般条项”，同具有法律规范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