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收稿日期:2008-04-30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高春芽(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3)摘 要: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将理性人假设引入社会领域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中,奠定了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
奥尔森认为理性的集团成员根据成本———收益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但他没有系统论述利他主义行为和有限理性对集体行动过程的影响。
关键词:奥尔森;理性人;集体行动中图分类号:D 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8)04-0016-03作者简介:高春芽(1978-),男,江苏宿迁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在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奥尔森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打开了通向正式研究集体行动之门”。
[1](P 3)奥尔森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冲击了多元主义集团理论,还在于使用新型方法论,分析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
托马斯·谢林认为,奥尔森主要使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即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人假设。
[2](F o r e w o r d )而奥尔森在《经济、行为和逻辑》中指出,他接受并使用了方法论个人主义,但自己并没有使用理性人假设。
[3]如何评价理性人假设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已经成为需要明确辨析的问题。
一、理性人的含义理性人(r a t i o n a l m a n )是公共选择学派使用的行为模型,但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人类行为进行理性分析并非始于公共选择学派。
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与霍布斯在对市场交易和政府起源的分析中就已经指出,具有自利性的个人能够理性地交换产品或签订社会契约。
杜鲁门对此认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若隐若现地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
不管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都被假设为运用着`理性选择',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独立行动着。
”[4](P 14)公共选择学派从经典著作中汲取了思想灵感,明确地提出并使用理性人模型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引起了方法论革命。
理性人并不是对现实世界中个人行为经验特征的描述,而是对个人行为取向的设定。
唐斯认为,“理性人仅仅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知识的限度内,运用每单位有价值的产出的最少的稀缺资源投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5](P 5)理性人总是采取有效的方法,力图在一定产出下使投入最小化,或在一定投入下使产出最大化。
理性人模型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研究者籍此能够以统一的人性观分析个人在不同环境中的决策行为。
理性人假设仅在“逻辑上一致”的意义上是“正确”的,无须在在经验上加以反驳。
[6](P 160)和理性人有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经济人(e c o n o m -i c m a n ),在有些学者的著述中,这两个概念被互换使用。
经济人是从对市场交易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行为模型,随着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经济人的适用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
由于经济人具有物质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和现实中的社会人相距甚远,一些学者拒绝使用这个概念。
唐斯就认为经济人已经“臭名昭彰”,功利主义的经济人“仿佛具有一个计算器似的大脑”。
[5](P 6-7)同经济人相比,理性人更有可能受到利他主义、信息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
在奥尔森的著作中,他主要使用的概念是理性人而不是经济人。
二、奥尔森对理性人假设的运用奥尔森的研究方法源于经济学,他认为:“一个人无论何时采取行为,均假定其行为是理性的,是为了促进他具有的某种`利益'。
”[6](P 160)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以公共选择理论的早期发展为条件。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将经济学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中运用和延伸。
唐斯、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理论家主要关注选举和立法过程等政治问题,奥尔森比他们更加广泛地使用了理性人假设,他将此方法延伸至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以外的社会领域,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理性参与理论。
[7](P 13)(一)理性人与自利性戴维·瑞兹曼认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两个假设为前提,一个是自利假定,另一个是计算理性(c a l c u l a t i v e r a t i o n a l i t y )。
[8](P 143)奥尔森对此并不予以承认,他认为理性人假设并非自己喜欢使用的方法,“自利并非研究的起点”,因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自利性十分有限,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人们的某些行为。
[3](P 77)奥尔森试图回避自己在集体行动理论研究中使用理性人假设,但这和他对集体行动的具体分析并不相符。
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命题就是,“理性的个人行为一般不会导致理性的集体结果”。
[9](P 873)回避理性人假设,将使集体行动理论缺少方法论支持。
集体行动是供给集体物品的过程,理性人假·16·设在奥尔森对集体物品供给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从理性决策的角度,奥尔森论述了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非市场集团中的个体必须考虑两个不同问题。
一个问题是,他从提供一定量集体物品中得到的总收益是否超过他为此付出的总成本。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他愿意供给集体物品的话,那又该提供多少,答案当然取决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关系,而非总成本和总收益之间的关系。
”[6](P27)集团成员是否参与集体行动,这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而是“计算”的结果:“奥尔森假设理性的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方式与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那就是在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那一点以后,不再参与集体行动。
”[1](P2)集团成员根据成本———收益的计算决定是否贡献以及贡献多少集体物品,这是理性人的基本行为特征。
①有学者对奥尔森的理性人模型提出批评,认为他没有重视非经济激励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集体行动的逻辑是“自私自利的基本逻辑”。
[7] (P25)奥尔森把理性解释为:“不管人们的目标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他们都以有效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
”[6](P23)理性人寻求实现预期目标的有效方式,而非专注于物质利益的最大化。
奥尔森认为理性人并不意味着自利,一个利他主义者同样可以是理性的。
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还希望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实现其他社会心理目标。
经济激励以外的性爱激励、心理激励和道德激励都可以成为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
[6](P60)奥尔森曾经区分了理性利他主义和“康德式”利他主义,理性利他主义者采取有效的手段实现利他目的,而“康德式”利他主义者则不计后果地追求利他目的。
[10] (P19)奥尔森将各种极端利他行为视作非理性,理性人并不会作出这种选择。
奥尔森认识到利他性对理性决策产生的影响,但是,由于理论分析一致性和简明性的需要,他在研究中并没有详细论述利他主义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当自利动机与利他动机发生冲突时,个人将如何取舍。
奥尔森对小集团的论述提及了社会激励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但由于集体行动理论主要关注大集团,非经济激励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奥尔森一方面指出,为获得集体物品而遵守道德准则、作出牺牲并没有和集体行动理论相冲突,另一方面他又诚恳地承认,自己没有用道德力量或道德激励解释集体行动:“首先,不可能得到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的经验性证明;在某些特定的事例中,不可能确切地说某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道德原因还是其他原因。
这样用道德因素来解释人的行为就会使理论无从验证。
第二,不需要这样的解释;因为其他因素就足以解释所要考察的集团行动。
第三,大多数有组织的压力集团总是明确地争取自身利益,而非其他集团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把集团行动归因于道德准则就不是很合理。
”[6](P61-62)这段引文准确地体现了奥尔森对理性人假设的基本看法。
奥尔森没有否认理性人可以采取利他行为,但他并没有将利他主义纳入集体行动理论的具体分析中。
虽然利他行为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理论必须首先研究影响个人自利行为的激励结构。
[11](P117-119)政治学家莫指出,奥尔森在行文中常提及意识形态、社会压力和利他主义,“这造成所有价值因素都被纳入集体行动理论预设中的误导性印象”。
[12](P24)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理性人首先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独立决策者。
(二)理性人与理性的限度根据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的观点,理性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强理性、弱理性和中等理性。
[13] (P68)对于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研究中使用的理性人假设,一些学者从理性强度的视角展开了讨论。
张伯伦指出,奥尔森假设个人对所有人的行为和集体物品的生产函数拥有充分信息,奥尔森假设的理性人具有“强理性”,能够对决策的成本和收益作出精确的计算。
[14](P708)与此种观点有所不同,戴维·马什认为,奥尔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的方法论“假定了最优决策条件的存在”,个人是拥有充分信息的理性人,但奥尔森在对小集团的讨论中,认为集体行动过程伴有策略性行为。
集团成员并不拥有充分信息,他们将在预期其他人行为选择的前提下作出决策。
[15](P266-267)奥尔森明确指出,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个人并不拥有“充分的以至全面的信息”。
[16](P62)奥尔森虽然将理性人作为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但他认为人们的诸多判断并非出于精确的计算,而是依赖个人的习惯。
奥尔森举例指出,一个走在水泥路上的人并没有怀疑脚下踩的不是水泥而是涂成水泥色的纸,这并非由于个人每走一步都要进行计算,而是出于个人的日常习惯。
他认为:“在我(奥尔森)的方法论中……一个人应该就其本身研究问题,并使用必需的假设和学科知识。
我的方法论并非始于狂热或冰冷的理性。
”[3](77)人们对于重要问题的决断会进行理性计算,而对于非重要问题则并非如此,人们会采取“理性无知”(r a t i o n a l i g n o r a n c e)的态度,没有激励收集额外信息。
奥尔森提出了有关理性选择的“临界值”理论:理性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存在一个临界点,在高于临界点之上,个人才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
这就好比一个人承受了压力,在压力很小时个人不会采取反抗,只有当压力很大时才会作出反抗。
[6](P164)西蒙认为,个人的理性受到生理、心理结构的内部约束和缺乏信息的外部约束,人们追求“满意”的结果而非“最优”的结果。
[17](P30)依据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奥尔森认为个人决策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或传统规则的限制,个人并不是一个“最大化者”而是一个“满意者”。
[18](P99)个人常常依靠意识形态和习惯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决策者并不拥有无限理性。
奥尔森在提出理性人假设时意识到利他主义的存在,与此类似,他也意识到有限理性对个人决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