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燕赵文化内涵的形成原因
摘要：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历史的传承和发展中，燕赵文化逐渐形成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

其中，复杂的地理环境、自古多战、政治稳定的社会因素和深厚的历史遗承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燕赵文化；形成原因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历史的传承和发展中，燕赵文化逐渐形成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比如燕赵人民自古慷慨狭义、勤奋务实、锐意进取。

那么，形成这些特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复杂的地理环境、自古多战、政治稳定的社会因素和深厚的历史遗承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地理原因
地理因素是文化形成的原因之一。

燕赵地貌比较复杂：北部是高原，适于游牧或半游牧；中部山地、丘陵，方便农耕、狩猎和多种经营；南部平原，有益农耕。

这样，大体上看，在燕赵大地上形成两大文化类型：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者体现出一种共存和交叉的趋势；同时，它也为这两种文化中的人群相互借鉴、不断创新提供了可能。

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汉族人民向少数民族学习的典型，北魏孝文帝改革则是游牧民族向农耕人民学习的范例。

另外，从古代的气候看，燕赵大地湿润多雨，森林茂密，禽兽较多，战国赵简子射狼，西汉李广射虎等故事充分说明这一点。

这样，从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不断同大自然作斗争以求生存，进而逐
渐形成敢于牺牲、勇于献身、吃苦耐劳、朴实勤奋的文化个性。

二、社会原因
燕赵自古多战，社会冲突激烈，首先是农耕人和游牧人之间的斗争：赵、匈奴之战，史有记载，赵之良将李牧为据击匈奴长居雁门；汉将李广痛击屡犯边境的匈奴，威震天下。

战国修建“据胡”长城，燕赵最为有名，赵武灵王、燕昭王分别在云中、渔阳等地筑长城防御其进攻。

此外，还有赵襄子灭代、齐灭令支、晋灭肥等战争，其次是农耕族内统治者之间的斗争：黄帝时“诸侯相争伐”，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夏代，少康灭寒浞战争；商末武王伐纣战争，又有秦赵长平之战，燕赵之战等等。

最后是少数民族之间的斗争：两晋南北朝动荡不安，羯族人、鲜卑人、氐族人等几个少数民族先后统治着燕赵大地，他们之间不断发生战争。

不绝如缕的战争对燕赵文化“慷慨悲歌、侠义精神”的形成有特殊作用，战争成为当地百姓的惯常生活。

人们见惯了生的短暂，死的无常；他们对生命有了独特的认识：大家并不看重生命的长短，而是更看重生命一时的辉煌闪耀。

他们更崇尚所谓的侠士风度，“重然诺，轻生死”的人生观受到极大的推崇和昭彰，因而在这片土地上会产生豫让为主报仇的侠义之举，会产生荆轲、高渐离前赴后继勇于刺秦的悲壮牺牲，会产生两汉时期铜马军起义、黑山军起义……可以说，近乎常态的战争给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们打上了鲜明的烙印，特别是在民族危亡、国家动荡的时期，燕赵儿女总能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爱国爱家的风骨。

燕赵先后几次统一稳定的社会环境为革新提供了优良的保障。

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各民族的相互借鉴提供了机会：婚姻制度的变革，反映了人们思想意识的改变，变革以求发展：北魏孝文帝主张胡汉通婚，北魏拓跋焘的母亲就是汉人；东魏的高欢娶少数民族的女儿为妻；西晋时，幽州刺史王浚把他的女儿嫁给鲜卑贵族。

宋元时期结束了五代以来长期分裂局面，国家得到统一。

稳定的环境为革新提供了社会保障：引水工程大规模启动，社会制度也在不断改变，比如元朝统治者实行“军屯”和“民屯”。

统一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为经济、政治提供创新环境，而且也要求思想的变革：荀子的《解蔽》《庄子·天下》《吕氏春秋》等在批评融汇诸子各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大作；董仲舒以儒学为主体，创造性地把道、墨等诸子学说熔铸于儒家体系之内，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思想的基础，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思想的骨干。

应当说从东汉诸儒打破法家家法的局限博通经籍的创新开始，历经马融和何休、郑玄、崔浩、刘炫和刘焯等前后数百年的努力，最后由唐代人孔颖达在历代前贤成就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完成了儒家经学的集大成。

三、历史遗承
事物之间有一定的遗承关系，文化也不例外，燕赵文化正是在继承了历史特征上不断发展演化而来的。

这里我们只较为详细地论述狭义和爱国爱家等两种精神的历史传承。

赵文化源出三晋，富于侠义精神。

历史上，晋国是豪侠勇武的发
源地，加之域内又有尚武胡风，所以侠士代有人出。

赵朔时，公孙杵臼与程婴为保赵氏遗骨，先后壮死；赵鞅时，吞邯郸，董安代婴承担罪责自缢而死；赵襄子时，与韩、魏合灭荀瑶并三分其地，豫让吞炭漆身，为主报仇，后伏剑自杀，赵国之士，争效仿之；于是，狭义之风在赵地形成。

燕国文化则承商代亡国之乱，燕虽出现过乐毅大举伐齐之举，终不能改变“燕国小、辟远，力不能制”、“今举国不足以当秦”的境地。

至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荆轲、樊无期、高渐离等众死节之士演出了一部豪壮的悲剧。

可见燕地的侠士悲歌是一剑当百万的侠士奇志，是政治文化的落后与低下导致的一个情节。

燕赵文化性格虽有异，却在勇武任侠上统一起来：燕有荆轲，赵有豫让。

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不是去拼死，而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义”而死，以死明志。

侠士们正是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人生追求，演绎着悲壮的历史话剧。

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燕赵人的侠义精神逐渐演绎成爱国爱家的高尚情怀，特别是在近代史中，爱国主义情怀异常高涨：五四时，革命先驱李大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运动；抗战时，燕赵抗战运动如火如荼，以此为中心先后创建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解放战争时，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

新时期，爱国爱家的情怀又有了不同境界的升华，或表现在建设祖国上，或表现在关心人民生活上，或表现在国际援助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燕赵儿女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更能彰显其精神内涵：1976年唐山大地震，损失惨重，唐山人民重建家园，十年后新
唐山崛地而起；2003年非典时期，燕赵人更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投身其中，保护同胞生命安全；2008年，四川绵阳地震，燕赵人捐钱捐物支持灾区；在国际上，燕赵人也积极参与其中。

纵观燕赵文化，几千年来，她以自己特有的地理环境、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哺育、润泽着一代代燕赵儿女，最终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