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的楚汉文化一、徐州与楚汉文化夏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

根据《书经·夏书·禹贡》的记载:“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平。

”可知徐州的疆界东到海,北到泰山,南到淮水。

至于西界,泰山以南,济水之东为徐州;泰山以北,济水之东为青州。

蒙山和羽山分别在今山东东南部的蒙阴和郯城一带。

大野和东原分别在今山东西南部的巨野和东平一带。

徐州的北方是青州。

商代青州并入徐州;周代徐州并入青州。

秦实施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

西汉时代的徐州,其东北直到今山东省的青岛市,南方则逾淮直到长江。

徐州为什么与楚汉文化有关?回答这个问题应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发展。

说到楚国,通常都会想到两千多年前投汨罗江而死的楚国爱国诗人屈原,因而认为楚国应是在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一带。

屈原曾经两次流放,一次到汉北,一次到湖南。

不过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直到秦统一六国之前,是疆域拓展最广的诸侯国,后期,其东北大致涵盖夏徐州故地;东南则及于先后称霸一时的吴越。

根据《史记》的记载,楚国是黄帝之孙颛顼高阳氏的后代。

颛顼的玄孙彭祖封于彭城,即今徐州。

这是传说徐州建城之始,也是楚人与徐州最早的渊源。

相传彭祖活了八百年,殷末灭国。

周武王灭纣而有天下,成王时封高阳氏的苗裔熊绎于楚蛮,居丹阳,在今湖北省西部接近四川的秭归,地位只是子爵,封地周围只有八里。

由于远离中原,又值周室衰微,诸侯相伐,乃乘虚沿长江向东、汉水向北方向发展。

为了说明徐州与楚文化的历史渊源,笔者分四个阶段,简述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1.扩充势力、默默耕耘时期公元前671年楚成王恽即位,布德施惠,结交诸侯,使人献于天子。

周惠王赐胙,安抚他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楚因此拓地千里。

这很像早年周成王命齐太公望“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

2.北上争霸、问鼎中原时期公元前643年(宋襄公八年),齐桓公卒,宋襄公欲为盟会,成为诸侯领袖。

但两次为楚国所败。

一次是宋襄公十二年秋,诸侯会宋襄公盟于孟,楚执襄公伐宋。

另外一次是十三年夏,宋伐郑;秋,楚伐宋救郑,大败宋师,襄公伤股,翌年卒。

楚国的势力从河南南部进到江苏北部与山东西南部,与北方的齐、晋争霸。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北伐陆浑,至雒(洛),陈兵周郊,问鼎之小大轻重。

周使答以“在德不在鼎”,并说:“今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虽知难而退,但持续向东方发展,面对崛起江东的吴国。

3.东向发展、进军淮泗时期吴王阖闾时期,国力强大,麾下名将有自楚归吴的伍子胥和后世称为兵圣的孙武,楚国几乎为吴国所灭。

但因吴国发生政变,阖闾回兵平乱,继而与越国争战,败越后又北上争霸,使楚国有复起的机会。

公元前472年(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返军淮南;楚取得淮上之地,并扩充势力至泗上,从苏北进入鲁南。

至此,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之徐州旧地尽归于楚国。

4.败越灭鲁、盛极而亡时期公元前431年楚灭莒,前333年灭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前249年灭鲁。

可能由于兵力与资源集中于东境的拓展,以致遥远西境的后方空虚,公元前223年终为秦所灭。

全盛时期的楚国,其东境从山东的南部直到浙江。

因此项羽和刘邦灭秦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即今徐州;江东吴国故地为东楚,长江中游江陵一带楚国故地为南楚。

项羽和刘邦都是徐州人。

项羽的故乡是下相,即在今徐州东南方的宿迁。

刘邦的故乡是沛丰邑,在今徐州西北方的丰县;他微时任亭长的泗水亭在今沛县东微山湖的西岸。

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之争”从公元前206年(汉因秦制,以10月为岁首)8月汉王自汉中出兵,直至前202年12月项王兵困垓下,自刎而死,一共打了3年5个月,刘邦终于得到最后胜利。

前202年2月,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是为太祖高皇帝。

高祖即位后,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

六年,执韩信,改封为淮阴侯;另封其少弟交为楚王,是为楚元王,都彭城。

二传至王戊,因为和吴王发动七国之变,兵败自杀。

景帝以元王子礼续楚,又四传,至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国除(《资治通鉴·汉纪》十六)。

自楚元王初封至延寿自杀国除,共八代132年,为今日的徐州留下丰富的文物。

二、从军事力到经济力古代诸侯国以武力争雄的时代去今已二千余年,如今,社会已进入经济竞争的时代。

不过即令在古时以武力征战的时代,经济力亦是强大军事力所凭借的重要因素。

《孙子兵法》“作战篇”载: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又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我们看周武王灭纣而有天下,分封诸侯,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为什么只有齐、晋、楚、秦独大,争霸中原,称雄天下?这四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位于周室的外围,对外有广大的拓展空间,可以开疆辟土,招徕百姓,发展经济,壮大军事。

太公望封于齐,不但向东扩张疆土,而且发展经济。

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说到发展经济,《史记·货殖列传》云: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红,极机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辏。

故齐冠盖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直到汉初,田肯说高祖曰: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

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

楚国土地辽阔,资源丰富。

早在楚庄王观兵周郊、问鼎之轻重时就对周使王孙满说:子无阻九鼎。

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94鼎(楚国兵多将广,折下戟钩之尖就足够铸九鼎之用)。

楚国如果懂得保盈持泰,发展经济,避免穷兵黩武,常年对东方和北方用兵,和齐、晋等强国为敌,何至于为西秦所乘,而终于为秦所灭。

至于周附近的诸侯国,如陈、蔡、郑、曹、卫、宋等,则因居于中央的位置,缺乏拓展的空间,国力无法壮大,夹在齐、晋、楚等大国之间,难以避免成为它们操纵、裹胁、征伐、侵占的对象,左右为难,真是“两大之间难为小”,而且终于不免于灭亡的命运。

一国的国势短期也许可以靠军事维持,但长期必须靠经济来支撑。

缺乏雄厚的经济力,光凭借军事力无法让国家持续强大。

不过纵然有雄厚的经济力,如果过度膨胀武力,不知节制,终必有经济力不胜负荷的一天。

然而如何发展经济?经济为什么会成长?甚至什么是生产?却是最近数百年才兴起的研究领域。

在西方,英国的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始祖,他的《国富论》(AnInquiry into theNature and Causes of theWealth ofNations, 1776)是第一本系统讨论经济发展或经济成长的巨著。

其内容我们只要看这本书的全名《各国财富的性质及成因的探讨》就会明白。

史密斯认为,我们生活中所享用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都是劳动所生产,而劳动生产力提高是经济成长的主要来源。

他认为人皆追求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促进了社会全体的利益,但必须是在公平亦即不伤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之下。

别人的利益不减少而自己的利益要增加,当然只有创造了新增的价值才有可能。

因此,史密斯主张自由经济,反对政府干预。

在我国,司马迁几乎有相同的看法。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财匮少而山林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他又说:夫神农之前吾不知已。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司马迁主张自由经济是显然的。

他甚至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然而,汉高祖八年,令商人不得衣锦绣、携兵器、骑马乘车,歧视商人,显然不了解生产的意义和财富的来源。

文帝时,晁错上疏论贵粟。

他在文中主张“贵五谷而贱金玉”。

他批判商人: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晁错说商人因其富厚,交结高官,以利相倾,未尝不是事实。

但他和我国两千年来的主流思想一样,其实不了解生产的意义,也不了解商业对于创造经济(或市场)价值、增加所得、促进经济成长的贡献。

不过即使在西方,直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后,才有以人均产值或所得持续增加为特质的现代经济成长,在我国则更晚。

生产是创造(经济)价值的活动,一切价值来自效用(utility)。

商品和服务因为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产生效用,效用是我们对需要被满足感到愉悦的程度。

人的欲望无穷,随所得增加而产生新的需求。

曹操说:“人苦于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

”并不是田里长出粮食才叫生产,也不是粮食生产愈多愈富有。

任何物品数量越多价值越低,稀少是价值的重要条件。

如果我们把所谓国内生产总值(GDP)分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部分,愈是高所得的国家,其农业产值所占的百分比愈低,而服务业产值所占的百分比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