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悲剧与学术的悲剧吴先伍2013-04-08 09:57:53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京)2008年4期内容提要：德国的庸人们由于坚持一种世俗的标准，对尼采的创造性思想进行评判，结果将尼采看成一个怪物，从而最终导致尼采走向疯狂。

而中国采取了一种类似德国的违背创新规律的学术体制。

中国的学者不愿意像尼采那样因为学术创新而走向疯狂，结果他们就将尼采的悲剧变为学术的悲剧，放弃了学术的创新。

关键词：尼采悲剧学术体制创新作者简介：吴先伍，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芜湖 241000）学术创新乃是学术的第一生命，没有创新的学术不过是没有源头的一潭死水，无法为人类社会持续高效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所以，进行学术创新乃是当代学人必须承担起来的社会责任。

然而，纵观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学术创新一直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软肋，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创新成果少之又少。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本文拟从尼采悲剧出发，探讨中国的学术体制对于中国学术创新不足所应承担的重要责任。

1 尼采的悲剧尼采疯了是学术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学术史上的一个悲剧：一个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天才思想家由于疯狂，从这个世界上凋谢了。

也正是因为有了尼采，疯狂似乎就成了那些具有卓越创造天才的一个重要特征，以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能够听到有人将满脑子奇思妙想的哲学家称为“疯子”。

尼采是如何变疯的？答案似乎是确定的：由于生理上的疾病。

著名的尼采研究者、存在主义大家雅斯贝尔斯说，“这样一种病态只是作为精神病才突然爆发的，它同官能性大脑疾病有关，极有可能同渐变性脑软化有关。

”[1]93著名的尼采传记作家哈列维，甚至有意在《尼采传》中提及尼采的父亲“患了头痛症和神经质的毛病”，以暗示尼采后来变疯具有家族遗传因素[2]1。

而中国的尼采专家陈鼓应则猜测，“他的病，也许和他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短期的军中生活有关”[3]28。

由于这些研究都建立在大量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确实可信的。

不过在笔者看来，仅仅从生理上分析尼采变疯这个悲剧是片面的、不充分的。

虽然尼采悲剧的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但尼采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什么样的人应当归属于疯子一类？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不是那些具备了所谓疯子必备的繁杂的病理性特征的人，而是那些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不太正常的人。

当我们说尼采或一个哲学家疯了的时候，我们并不关心尼采或那个哲学家是否具备了疯子所必备的病理性特征，而是看尼采或那个哲学家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是否与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相同。

如果相同，他们就是正常人；如果不同，他们就是不正常的人，甚至是疯子。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的思想方式、言行方式符合常规，与普通大众保持着高度一致，那么这个人就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方式、言行方式不合常规，与普通大众迥然不同，一旦超出人们所能接受或容忍的范围，那么他就会被看成是不正常的，甚至会被冠以“疯子”之名。

实际上，这种人并不是病理上的疯子。

譬如耶稣，在基督教征服西方之后，他就被当成了人类的英雄、智慧的顶峰，但在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由于他的行为超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外，而被时人看成是不正常的、彻头彻尾的疯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这个世界的耻辱，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是愚昧与疯癫的体现”[4]71。

当然，耶稣可以不顾世人的讥讽而从容地走上十字架，因为他会用复活来教育世人，使人们对他做出重新认识与评价。

但对于一个凡胎肉身的人来说，他永远也无法预测什么时候能够从别人的冷嘲热讽、鄙夷不屑当中摆脱出来，他将会因此而蒙上巨大的心理阴影，承受沉重的心理负担。

所以，当一个正常人因为世人的不理解而被冠以“疯子”之名以后，这种心理上的压抑很有可能转化为生理上的疾病，将他由一个“所谓的”(行为不合公众标准)疯子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具有生理疾病)疯子。

而尼采悲剧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不符合众人的口味，不符合公众的标准。

毋庸置疑，尼采是一个难得的富于创造性的天才，他在青年时代就显示出了过人之处，其老师李奇尔由衷地发出赞叹：“39年来，我亲眼目睹了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但我还从未见到有一个年轻人像这位尼采一样如此早熟，而且这样年轻就已然如此成熟……如果上帝保佑他长寿，我可预言他将来会成为第一流的德国语文学家。

他如今24岁，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身心俱很顽强……他是莱比锡这里整个青年语文学家圈子里的宠儿……您会说，我这是在描述某种奇迹，是的，他也是个奇迹”，“无论什么，只要他想做，就能做到”[1]28。

他能在24岁的时候就在精英云集的巴塞尔大学担任教授，就是其创造性天才的明证。

然而问题在于，尼采是个创造性的天才，而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则是由因循守旧的“庸人”构成的，这就决定了尼采与世人之间具有无法跨越的鸿沟。

尼采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我“高出于人类和时间六千英尺”，“我是从高处下来的，而这个高处高到连飞鸟也飞不上去；我认识那些人类足迹从未到过的深处”[5]44，73。

庸人与天才之间这种巨大的差距，决定了庸人从那些保守的思想观点出发，永远也无法理解尼采这个天才的创造性思想。

然而问题在于，在一个由庸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尼采及其思想都必须接受庸人根据陈旧的思想观念所制定出来的是非标准的检验，结果在这些标准面前，尼采由于“出生得太早了”，“我的时代也还没有来到”，其思想也因此而显得“不合时宜”，有点不正常、有点疯狂[5]40，56。

或许正是出于对当时德国思想界的这样一种认识，尼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天才思想——“上帝死了”，是借助于疯人之口表达出来的。

尽管尼采在学术上是个天才，但尼采毕竟也是一个社会当中的人，他同样需要密切的人际交往来获得感情上的慰藉。

根据记载，在现实生活中，尼采非常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广交朋友，并且在朋友面前尽力表现得谦虚谨慎、举止得体，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平由学术所造成的自己与别人之间的距离，从而将自己很好地融入到他所生活的社会当中去。

有时为了保持与朋友(如瓦格纳)之间的友好关系，尼采甚至会放下自己桀骜不驯的天性去屈尊逢迎。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尼采并没有因为他的谦虚谨慎和对他人的友好态度，得到社会的接纳，庸人们由于无法理解尼采的新颖思想而将其视为怪物、疯子，并纷纷与他分道扬镳，离他而去。

尼采感叹自己在一个由庸人构成的世界里，无法找到一个能够理解自己、与自己一起思考人类未来的志同道合的友人，“凡我所研究的、所关心的、强调的东西，我都未寻找到知情人与友人”，“我摔倒在你们的平庸之岸上，就像一层汹涌的波浪不由自主地渗透进沙土之中”[1]90。

世人的疏远使尼采成了孤家寡人，他开始感受到心灵上可怕的孤寂，“我需要人们，我寻求人们——我找到的始终只是自己——而我已不再需要自己”，“我很少还能听到友人们的声音。

此时我形影相吊，荒谬地形影相吊……多年来没有一点儿振奋精神的事情，没有一丝人情味，没有一丝爱的气息”[1]90-91。

这种状况对于尼采是一个极大的精神摧残，他开始逐渐变得阴沉忧郁，甚至有点厌倦生命，“当我们孕育了自己的想法时，却根本没人支持我们，在艰难的分娩时刻也没人帮助我们：这种时刻是那么的阴沉和忧郁。

我们只能将那些还很沉重和不成形的思想产生在某个黑暗的洞穴里。

友谊的阳光永远不会照耀到它们的身上”[2]53，“爱我的人都没有活下来，我怎么还能热爱生命呢！”[1]91然而问题在于，尼采并没有因为世人的离去而改变自己的学术观念，而是在庸人的冷嘲热讽中艰难地承担着自己的学术使命。

当尼采由于创造性彻底崭露而导致朋友全部离他而去时，他的情感创伤最终将他引向疯狂。

尽管尼采拒绝承认自己精神失常，但他还是被疯狂所击中，并最终因此而丧命。

因而对于尼采而言，造成其悲剧的社会根源则在于他所生活的社会没有一套正确评价独创性思想的体系，也没有为创造型思想家提供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

2 学术的悲剧当然，尼采悲剧是学术史上的一个极端事例，现在可能没有人会因为其独创的学术思想而被逼上疯狂的绝境，但尼采悲剧对于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因为尼采是一个创造的天才，是进行思想创新的学术典范，我们可以从尼采天才陨落的悲剧中获得如何对待创造性思想的有益教训，以便更好地为学术创新服务。

众所周知，缺乏学术创新一直是困扰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问题。

虽然近年来各级部门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鼓励学术创新，但成效甚微，创新型人才和创新性学术成果都难觅其踪，“作为科学技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生命科学类的‘优秀论文总量仍不到世界的百分之一’，‘有些当代科学重要研究方面，中国达不到世界的千分之一’，学术创新成果之少可见一斑”[6]，代表着学术最高成就的诺贝尔奖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有人将责任归咎于学术研究主体，认为当今中国的专家学者存在着“底蕴不深、眼光不敏、胆力不足、治学不勤”等等先天不足[7]。

不过在笔者看来，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同是中国人，为什么有些人在国外就做出了大量的具有重大价值的创新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也不乏其人，而在国内的就创造力全无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学术环境、学术体制，而这与尼采悲剧发生的根源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正如前文所述，尼采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用一些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作为标准去对尼采的思想观念进行评价，结果尼采的独创性思想就成了疯人呓语、精神失常之人说出来的胡话。

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学术体制使用的是一套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但我们可以说它所使用的是一套与学术创新格格不入、至少也是一套不适合于学术创新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对于学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贯穿于学术研究过程始终。

选题是学术创新的第一步。

对于我国的学者来说，选题不取决于有所创新，而在于能否立项，因为选题被立项就意味着名利双收。

且不说“跑项目、买项目、卖项目”(何祚庥语)的普遍情况严重损害了立项的公正性，而这种立项本身就严重妨碍了学术创新。

为了能够立项，学者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学术领域，去追逐一些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且不说自己对这个热点并不熟悉，而且追逐热点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在炒别人的剩饭了，那么，去研究这样的项目还能有什么创新可言。

另外，项目都是规划性的，有些规划可能要长达几年的时间。

实际上，任何一个真正的学术创新都不是“规划”出来的。

邹承鲁院士在谈到自然科学研究时说：“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又有它的不可预见性。

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领域、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

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