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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茉莉影评

作为伍迪〃艾伦的最新一部片子,《蓝色茉莉》在颁奖季大热。

女主角凯特〃布兰切特完美演绎了什么叫女神和女神经病的反差。

顺时,她是光彩照人的名媛女神;逆时,她便是一触即发的女神经病,虚伪又崩溃。

这个混迹于上流社会的名媛,养尊处优,周身名牌。

如果一直这么生活下去,她就是范儿十足的女王。

可惜生活不答应。

她极度依赖丈夫,说话三句不离Hal,平日生活不过聚会消遣,却谈不上寄托。

构建她生活金碧辉煌的,是她丈夫。

离开Hal,她什么都不是,空有躯壳。

所以,当别人告知她,她的丈夫和外面很多女人都有纠葛时,她开始崩溃。

神游,自言自语,风范尽失。

丈夫那头,她崩溃、叫喊、浑身上下都做不到整齐,像个疯子。

悲剧没有停止,她报警抓了丈夫,导致丈夫最后狱中自杀。

儿子叫她别再去找她。

她依旧神神叨叨,带着全身名牌去找曼哈顿并不上流的妹妹,带着不屑与嫌弃。

她意识到自己学识和能力不够,边打工边报班学习技能,同时带着妹妹扩展圈子参加聚会,这次她遇见了一个更白马的王子,大家以为命运要拐弯了,前戏只是小玩笑。

可惜命运也不答应。

正当她的日子欣欣向荣一片大好前景的时候,谎言被拆穿,白马王子离去,生活继续下沉。

这部片子的对比很明显,往昔交叉剪辑,讽刺意味甚浓。

对富人嘲讽,也对不独立的女性嘲讽。

昔日奢华繁荣不再,居安不思危落下的祸根依旧打压着她的生活。

曾经日子多光辉,目中无人、不可一世。

命运悲剧,不如说是性格悲剧。

跟她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性格迥异的妹妹。

与她的颐指气使相比,妹妹显得更随遇而安。

她离婚她自强,她享受恋爱而没有太多阶级观。

即使一时迷失发现别人更有激情,但之后会回头发现男友才是真爱,不管姐姐如何。

尽管如此,凯特〃布兰切特的角色可恨却并不可怜,一副至死还是”我比你们高级”的虚妄支撑着她,伍迪〃艾伦对人性的洞察深邃至此,让人看了灰心。

港片的阴面吴宇森虽在好莱坞历练多年,但他的这部《赤壁》却不是一部好莱坞作品,而是一次港片素质的大爆发。

香港电影在八九十年代初居于强势,强势下自有阳刚表现,我这一代人的青春偶像便是香港黑帮分子,而不是革命烈士。

具备友爱、勇敢等诸多中华传统美德的黑帮分子,是香港电影的阳面,而自轻贱他的心态是其阴面。

商业片是阴阳互补的,大众一方面需要被震慑,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泄,崇拜欲和诋毁欲是大众心理的阴阳两面。

崇拜,建立某种价值,产生一个强者,观众会有“我等于他”的感慨,于是感觉良好;诋毁,则是毁掉某种价值,产生一个弱者,观众会有“他不如我”的感慨,从而感觉良好。

商业片的目的,就是让人自信地活下去。

八十年代初的香港阴盛阳衰,充斥着《最佳损友》一类的自轻贱他的喜剧片,《英雄本色》很难找到投资,吴宇森最早是一个与港片阴面作斗争的导演,他斗争成功,掀开了英雄片浪潮。

但港片的血统是阴阳双全的,虽然他以阳面胜出,但他本具的阴面一有机会便会不可抑制地爆发,所以有了《赤壁》。

全世界大众文化的阴面都是“幸灾乐祸”式的,北野武在日本电视界相当于赵本山,一直自觉是大众宠儿,结果他出车祸毁容后,发现日本人都很高兴,他伤了心--大众文化本就如此,其现象很多时候来自于嫉妒,所以一个明星会自嘲,是自我保护的最好手段。

而香港电影中的自嘲达到了自毁的程度,徐小凤是香港一代歌后,五十多岁在舞台上仍美得像女神一样,但她乐于在《最佳拍档》、《赌圣》系列里出演恶俗肥婆,尽显老丑--这恐怕是其他地区的“后”级人物难以做出的事情,比如好莱坞的影后嘉宝怕容颜衰老,破坏影迷心中的美好记忆而息影隐居。

巅峰人物为维持地位,总是要自尊自爱,这是常情,而香港的帝后们勇于丢人现眼,非把自己弄恶心了为止。

几乎香港的影帝都玩过屎尿,周润发在《监狱风云2》中表演过拉屎,钟镇涛在《赌圣2》中表演过抠屎,刘德华在《雷洛传》中表演过淋屎,至于周星驰……此君的电影中,人体的各种排泄物都是点睛之笔。

按照西方心理学的说法,一个人有屎尿情结,说明心理深层未脱离儿童期,这类人在生活里都很粗鲁残暴。

但按照西方人的说法分析东方人,不见得准确。

我将其称为“毕加索式玩闹”,毕加索回到西班牙故乡,故乡风景有着古典牧歌之美,美得令他不自在,认为只有在风景里摆上一个尿池,自己才能舒服过来。

因为丧失了古典情怀,所以要搞点破坏,搞得越不协调,心理越平衡。

港片的自我诋毁之风,来源于何处?中国文化的主流素来庄重,日本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是贵族文化,那么可能是来自于日本。

香港文化一定程度上受日本影响,日本有“摇屁股节”,就是让平时威严的神职人员穿街走巷地大摇屁股,接受老百姓的嘲笑,欧洲的牧师们决不会做这种事。

日本的动漫便毫不吝惜地自毁形象,即便写的是一个剑圣、棋圣,这个至高无上的人物在耍帅之后,会突然尿急起来,或是变成了一坨屎,参见《棋魂》、《浪客行》。

日本动漫的这个特点,大陆七零一代之上的人都会不太适应,我自小受的教育是“贯彻始终”的完整性,最容易打动我的是朝鲜,除了金正日没有毛主席帅,算是微有瑕疵,朝鲜近乎十全十美。

而港人与日本动漫一拍即合,周星驰承认他“无厘头”的灵感,多是来自于日本漫画。

中国男女私奔,是一逃万里;日本男女私奔,则是去跳海。

地方小了,便容易自毁,这是生存的惶恐。

香港也是局促之地,丧失了传统的大陆无法承担其精神依托,日本的惶恐必然会感染香港,但港式的惶恐比日本浓烈。

如果说日本的价值颠覆,还维持在“无伤大雅”的小比例上,香港则呈现出彻底恶俗化的特点,其强大程度可以让吴宇森在《赤壁》中蔑视好莱坞剧作法。

好莱坞剧作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定义是“一种工业、一种艺术、一种精神力量”,而我们近年的大片只是将其作为一门生意。

尼采用来批判瓦格纳歌剧的理由,几乎可以照搬来批判中国的大片:第一,那不是音乐,那是做戏,瓦格纳以舞台效果取代了音乐;第二,小心天才,这是个掩饰自己没素养的词汇。

大众通过追捧瓦格纳,来掩盖自己看不懂传统歌剧。

《赤壁》是一部战争片,以好莱坞“一种精神力量”的标准衡量,战争片的精神力量是“我们的生活很美好,为了它,我愿意付出血的代价”。

越战之后,老兵们发现生活糟透了,付出的代价不值,所以好莱坞的战争片一度绝迹,因为精神基础崩溃了。

以此论《赤壁》,其所要维护的美好是什么?吴宇森列举了很多:给母牛接生,和孕妇做爱,耍两句贫嘴,编编草鞋……倒是闲散惬意,但要以生命来换这些,似乎不值。

那么就是为了个政治理念--维护人权、保护百姓。

但影片一开头,诸葛亮就明确地说:“曹操要灭的是咱们,只要咱们逃了,老百姓就安全了,因为曹操要追咱们(大意)。

”诸葛亮这番话根本就没法反驳,但刘备还非要和老百姓一块走。

老百姓会被他拖累死的!好莱坞剧作注重情感,人物行动在经济、军事之外,还需要一个情感的理由。

刘备一系人物没有打仗的理由,而孙权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孬种”--这都太小了,构不成强大的美好。

反派的曹操是为了一个女人,特洛伊战争是为了一个女人打的,但女人只是一个由头,而不是理由。

《特洛伊》电影中,海伦的丈夫之所以要发动战争,是因为媳妇被拐跑,触犯了他的尊严,并由自尊心引申到信仰问题,他原本是个和平的爱好者,是小国共处的城邦制度的信仰者,但因为这个事件,他原有的信仰崩溃了,成了一个暴力主义者--这是一个电影的开战理由。

而曹操的情感只停留在女人的层次上,并且有“恋童癖”的嫌疑,喜欢小乔是因为“她小时候,我见过她”,并且还找和小乔相像的军妓来睡,以作心理补偿。

如果他不睡,只是欣赏这个军妓,还算是个情感,但他睡了,所以他也就丧失了打仗的理由。

张爱玲评西方交响乐“就像一个阴谋”,西方的艺术都是阴谋化的,注重结构。

结构不是大小多寡的关系,而是性质的改变,发生、发展、高潮的三段体叙事不是量变,是质变。

我们觉得伯格曼电影随心所欲,而费里尼评伯格曼则说其玩三段体“趋于玄妙”。

好莱坞的叙事是事件的危机和情感的危机同时层层加重的,高潮戏是外部危机的崩盘点,同时也是心理上死活过不去的一道槛。

而《赤壁》中的人物,不缺乏危机,但这些人都太聪明,有点危机就自我调节过来了,不按照戏剧规律办事。

以好莱坞的标准来看,作战的双方都没有开战的理由,并且大多数人物都没有内心的质变,只有常态,而没有性格,性格是反常态的。

稳重不是性格,当一个人内心崩溃的时候,仍然保持着稳重的外观,才是性格。

不是变化大了就能有性格,常态和变化形成一个有趣的关系,方能显性格。

《赤》片主角周瑜做得最有“性格”的事,是他作为指挥官,亲下战场厮杀去了。

此举违反了军事常规,变化不可谓不大,但没有表现出周瑜有内在血勇的性格,反而觉得他不靠谱。

西方战争片中有许多主帅带头冲锋的例子,我们都很感动,为何对周瑜不感冒?因为他的常态是吹笛子、弹琴、打猎、做爱,他不顾身份亲下战场,属于他的散漫作风,我们像诸葛亮的反应一样,是像看小孩一样,一笑付之。

性格是有感染力的,如果周瑜形成了性格,我们就会被血勇打动,而不会去思考合不合理了,这就是好莱坞剧作法的妙处。

剧作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游戏,能把不合理的变得可以接受,在观众眼皮底下玩以假换真的魔术,之所以这个魔术能完成,因为作用在了观众的情感上,在客观知识上不对的,但在观众在情感上认同了,这事就成立了。

但调情从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容易的是当嫖客。

中国的商业电影,嫖客心态太重了,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拍商业片以来,至今如此。

在消费上占有它,在心理上鄙夷它,这是嫖客对妓女的心态,也是导演们对观众的心态。

我们是把老百姓当作最粗俗的蠢货,觉得是几招就可以摆平的,所以二十年来,我们的商业片都是在向外国偷招,把几部好莱坞电影中的经典桥段拼凑在一起,觉得就是商业片了,可以取信于投资方,自己也自信了。

有的剧作书上描述的好莱坞,容易带来错觉,觉得好莱坞类型片就是几招法宝。

所以中国的电影“凑招”的多,我们去谈投资的时候,最常用的套话是:“我这剧本,这段用了《特洛伊》的情节,这段用了《阿甘正传》的情节。

”投资方听了很高兴:“你这么一说,我对你就有信心了。

”我们觉得凑招的模式是向好莱坞学的,但真实的好莱坞一线电影是不凑招的,在其剧本创作的时候,一个点子被其他影片用过,便会舍弃不用。

好莱坞不变的不是点子,而是故事类型,故事类型就是情感的模式,情节为何要曲折?因为情感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只注重刺激场面,而忽略了它产生的过程,自然做不好商业片。

西方故事的精华在发展段落,因为这里变化最多,我们不去研究,只爱学人家的高潮,自然会有问题。

香港电影比我们早几十年做商业片,早有凑招的风气,一直在偷好莱坞的桥段,因其结合了本地风情,固然取得了成功,但“不学发展学高潮”的毛病一直有。

看香港的电影,往往发展段落不是系统化地演进,而是并列上几件事,来凑够时间。

香港电影总是显得松散,因为普遍欠缺布局能力,所以就在每一场景上竭尽视觉效果,以局部视觉弥补整体构成的不足,然后以一个华丽高潮来救场,一把赢回来,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就是靠结尾赢了北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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