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角度思考内容摘要：2011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对假释制度进行了小范围的改动，主要内容有：假释对象的限制、假释人员必须参加社区矫正、假释人员监管机关的改变等。
这些改动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将引起假释相关制度的改革与调整，其中最为让人翘首企盼的是假释的听证制度与假释权威审判机关的成立；也会引发部门和职责的变更，更加注重监狱在假释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监狱人民警察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本文结合刑法修正案（八）的最新规定，对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提出浅薄看法，以期有助于我国假释制度的发展。
关键字：假释、社区矫正、听证会、假释委员会、监狱一、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我国的假释功能与性质的认识假释是为补救长期自由刑存垢而设置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其本身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精神。
现代刑罚主要采取感化主义、教育主义，自由刑的刑期便可视受刑人的表现状况而缩短，如果认为对受刑人能够提前达到改造目的，就不再受宣告刑的拘束。
由此可见, 假释是以教育刑论、目的刑论为理论依据的。
在刑法理论上, 由于对假释的性质和功能认识的不同, 造成了各国假释制度立法上不尽相同。
刑法理论上对假释的性质和功能一般有以下几种认识：第一，认为假释是一种奖励, 是法律对于被执行人在监禁期间良好表现的肯定。
第二，认为假释是刑罚个别化的手段, 属于避免自由刑弊端的一种措施。
因此, 通过假释所达到的目的有二，一是放弃不必要的刑罚制裁, 二是在一般预防的基础上修正多余的特殊预防。
第三，认为假释是一种社会防卫手段, 应以释放后的社会保护观察和重新收监的可能性为核心。
所以, 对特别危险的犯罪人不能适用假释。
第四，认为假释是一种介于监禁和自由之间的中间状态, 其效果主要看适用是否得当。
①在我国，实践中习惯将假释看成是国家对服刑罪犯的一种恩惠，将其作为对表现好的服刑罪犯的一种奖赏，没有把假释看成是罪犯该在表现好，他应该得到的一种权利。
对假释的这种狭隘的认识，导致监狱、法检部门只求对假释有所体现，并不努力追求和发挥这一制度的行刑效果。
（二）假释的实质性条件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刑法修正案（八）把假释的实质性条件修改为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的，可以假释。
”修改以前是“不至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此次修改降低了假释的条件。
“不至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比较高，因为没有构成犯罪，一般违法行为也可以理解是“危害社会”的行为。
但是这种不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不是刑法规范考量的对象。
然而犯罪行为肯定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才是假释应该考量的行为。
不过，犯罪行为本来就存在突发性与偶然性，如何判断提请假释的犯罪分子是否还有“再犯罪”的危险是让司法部门感到棘手的问题。
就目前的做法而言是比较保守的。
主要是从两个方面防止罪犯假释后再犯罪引起的责任倒查。
一是从提请罪犯的健康状况看，老、病、残犯比较容易获得假释批准，因为他们基本上失去再犯罪的身体条件。
二是从提请假释的罪犯的犯罪性质而言，经济犯罪较暴力型犯罪更容易获得假释，比如贪污、贿赂犯罪比故意伤害犯罪更容易获得假释；偶犯比惯犯更容易获得假释。
偶然的强奸犯比惯常的盗窃犯、诈骗犯更容易获得假释等。
监狱、法院、检察院惧怕假释的犯罪分子出狱后再次犯罪，引起责任倒查，都严格审查假释案件，甚至额外的附加很多条件，限制假释。
例如，有的法院以罪犯没有足额缴纳或者没有缴纳一定比例的罚金的限制假释，有的检察院强加假释罪犯余刑不行低于2年等等。
这些限制条件的目的只有一个，尽量减少假释的适用率，能减刑出狱的就减刑出狱，这样就能免于承担责任。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亟需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估测试标准，如若不然，假释对大多数罪犯而言还是比较奢侈的。
因此，对于这样一个抽象的标准，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可能的让它具体起来。
虽然说，这样导致的结果有可能是假释的风险变大，但是任何一个制度都具有一定的缺陷性，对于缺陷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后续的方法进行弥补，比如监督、民主调查等等，就是不能因噎废食。
对于已经改造好的罪犯而言，让他们早日回归社会才是对他们权利最好的保护，才是尊重人，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
（三）假释制度缺乏一个权威的、完整性的审理机构假释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司法活动呢首先，司法审判活动是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根据案件事实，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
假释也要依据法律，根据罪犯改造表现事实进行考量。
其次，假释有其特殊的方面。
除了上述的条件外，此次的刑法修正案八还增加了这样一条：“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并且明确提出假释人员必须参加社区矫正，那么，提请假释的时候必须认真听取罪犯所在社区的群众的意见，这些都是不同于一般审判的地方。
最后，前面提到过，假释前我们必须对提请假释的罪犯进行一种“再犯罪危险”的评估，这种评估需要专业的心理学家、精神学家进行测试，所以笔者认为假释宣判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审判活动，它不仅需要司法机关的参与，还需要社区矫正人员、心理辅导师、精神医生等等人员的参与。
假释人员在宣判前需要一个前置的听证程序，让社会力量参与假释。
另外，缺乏一个系统机构对进行审查、测量、评判，是导致我国假释率低得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总体的假释率没有超过3%，各地司法部门甚至下达了任务，要求假释率要达到比例。
除了前面提过的假释的实质性标准比较模糊，难以把握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假释由监狱提出建议，法院根据建议的书面材料进行宣判，检察院对假释活动进行监督，整个过程缺乏一个现场审判活动的那种对抗性、针对性、透明性。
所以法检因为对罪犯改造事实不甚了解，不追求假释的社会效果，监狱直接关系到罪犯教育改造的机关，如果假释的罪犯在出狱后再次犯罪，监狱面对的社会舆论压力明显大于法检。
与其把这块烫手的山芋扔来扔去还不如成立一个组织，对假释进行专门审判或者监督，可以使权力得到合理使用。
这在许多国家都有先例，美国的假释委员会等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四）假释的对象限制太苛刻此次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及八种特殊犯罪是这样规定的：“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据统计：原判10年以上的暴力型服刑人员占押犯总数的%,其中还不包括累犯。
②可见,限制假释的对象所占比例是不低的。
许多暴力型犯罪是因为民事纠纷而激化的,被伤害对象中相当部分是亲友或熟人。
这些服刑人员大多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造成的后果感到得不偿失,已婚者为此而造成的妻离子散而后悔,担忧子女的成长和家庭的生活。
这些人员并非主观恶性很深。
经过监禁生活，已经使他们有了痛苦的体验。
另外暴力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需要强壮的身体,当这类服刑人员年龄越大,再犯的可能性越小,因而对于判处10年以上的暴力服刑人员不准假释的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
并且，此次刑法修正案（八）还延长了上述犯罪无期徒刑实际关押的期限。
对以上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限制减刑：“……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
”这样，无期徒刑罪犯从关押到释放正常情况不少于27年，这还不能包括每次减刑的间隔期限。
长期的监禁，容易造成罪犯关押性精神病，这不禁让人们想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一位服刑50年获准假释的犯人,在其得知自己将被假释的当天故意袭击了狱友,希望以此获罪能够留在监狱。
最后他还是出狱了，在出狱不久后便悬梁自尽了。
后面出狱的一个黑人道出了这长期监禁的弊端：“这种束缚就是这样有趣。
开始你痛恨他们，接着你就习惯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后来你不得不依赖他们。
这就是制度化。
”③（五）从监狱行刑到社区矫正缺乏有效的衔接以往，假释罪犯在假释后由公安部门进行监督管理。
但是公安部门有其自身的许多侦查、治安保卫任务，警力有限，很难再抽出警力对假释罪犯进行社区矫治。
假释后的罪犯基本上处于监管“真空”状态。
后来全国各地虽成立了许多社区矫治所，但是矫治责任划分并不明确，并且从罪犯开始提请假释到罪犯最终被假释，直到假释人员到矫治机关或基层司法所报到后，矫治人员才第一次认识这个需要帮助的被假释人员。
这种衔接机制的缺失，直接造成监管缺位、帮教不力的后果。
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公安机关对假释人员监管的规定，明确了假释人员由社区矫治中心进行监管，可谓是假释制度的一大进步。
并且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这就使得社区矫治机关提前介入假释程序的变得十分现实，通过假释程序，了解罪犯所犯罪行、犯罪目的、动机、主观恶性、认罪悔罪态度等等，矫治机关才能对假释人员有个综合、直观的了解，才能把握他假释后对社区是否有不利的影响或者是社区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感化罪犯。
而且，为了使社区矫治机关更好的矫治假释人员，假释人员尽早改掉恶习，自食其力，适应社会，社区矫治机关介入假释程序是十分必要的，这使得矫治工作事半功倍。
假释具有有效促进犯罪人改过自新,顺利回归社会之功效。
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监狱服刑的罪犯大多是通过假释这样一个缓冲的形式出狱。
随着我国社区矫正管理模式的开展和推进,假释的比率会有一定的增长,但目前我国的假释模式制约假释的运行机制。
本文参考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假释的最新规定，并借鉴其他国家在假释制度的先进经验，对我国现有假释模式检讨和反思,通过考察其假释模式的合理设置和有效运作,以期使我国的假释模式能真正发挥其功效。
二、假释制度的重构（一）树立正确的假释观念，切实维护罪犯的合法权利前文提到刑法理论上对假释性质和功能的四种认识，相比之下，笔者更同意第二种观点。
假释制度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价值和精神, 它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为依据, 以惩戒和矫正罪犯为目的, 根据不同犯罪, 具有不同人身危险性的罪犯设定了宽严不等的假释条件, 留给了罪犯一个能够自己去启动“自由之门”的机会，假释是刑罚执行个别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
因此,假释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法,首先应在观念上破除绝对的社会防卫的思想，“犯罪人是人,必须将其作为人,而不是手段对待”，④此为刑罚人道主义的核心意义。
罪犯应当享有其作为人而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 当然也包括依法取得假释的完整权利。
而在我国，在“假释奖励说”惯性思想的影响下，假释决定程序的设计完全是从社会防卫的目的出发，没有充分重视罪犯权利的保护,未能充分发挥假释对于矫正和刑罚执行积极作用。
因此, 如何看待假释的性质和功能,不仅与我国刑法理论体系本身的协调和一致有关,更重要的是直接关系到罪犯应有权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