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的读书心得
林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邓明明
《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选定的古代散文选本，其中选有222篇文章，其时间与空间跨度极大。

这两百多篇的文章上起先秦，下至明末。

作者也是各个时期的典型流派的典型代表人物，从而较客观及全面地反映了其所属时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化。

而正是因为文选时间跨度大，其文化也有很大的不同，故而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确实是绞尽脑汁。

因为喜欢中国古代文化的缘故，所以对蕴含丰富古文知识的《古文观止》也是情有独钟，但是，因为毕竟文学基础不够，所以读起来也是很费劲的，但是也在苦恼之中增长了很多知识。

首先，《古文观止》中涉及到很多的古代礼仪方面，而且很多都是在现代被简化或者废除了的，所以要了解一篇文章，必须要借助于其他的书籍以求读懂、读透。

但是，五柳先生曾说：好读书，不求甚解。

有时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况且要是每篇课文都这样读下去，那得读多久啊。

然而，我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一篇时代的文章，它不止是一篇文章，仅仅局限于辞藻、语段，只局限在文学史，更多的是见证并记载着时代文化，反应当时的人文内涵。

在《古文观止》中更能体现出来。

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文学，如所选的《左传》的几篇文章。

在国君，诸侯，士大夫等人的对话当中感受到上古时期即使衰落但仍充满魅力的严谨儒雅的礼仪。

每每因此了解了一种新的礼仪时，总是不自禁地想象着那些画面，并由衷的为之感叹。

其次，在文学语言上也能有所领略。

本以为学了几年的古文，那么就可以无甚阻碍地阅读其他的古典文献了。

但是在读《古文观止》的时候却屡屡碰壁。

因为这里涉及了很多的古文知识，是我之前不曾接触到的。

尤其在读比较前时期的文章时，有很多字都是较为生僻，但是在古文中却是经常出现的。

初初读这本书的时候，本想抱着侥幸的态度不去管这些不曾见过的家伙的，却总在后面的文章中遇到，最后只能乖乖地扛着本厚厚的古代汉语词典奋战。

并且，之前也曾说到，这本书的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很大，所以可以很直观地比较古代文章的一些体裁。

本书所选的大部分是精湛短小的名篇，可以在接触忍耐底线之前把握其内涵和形式之美。

总而言之，《古文观止》汇聚了中国古代的社会背景，礼仪文化，文学知识，哲学精神，故而须继续细读，深读，而不只是不求甚解。

想来，要是能将此书读透，那么与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更近一步了吧。

文章千古事,《古文观止》不过200余篇，但却洋洋洒洒留下了几千年的历史轨迹，概述了百朝更替的盛衰兴亡，记录了众多贤哲的襟怀抱负。

读书读人,要读经天纬地大文章，也要读气壮山河真丈夫. 我钟爱这些流芳百世的名篇，但更痴想和这些伟丈夫走得近些更近些,想从中探知为什么在往事逾千年的今天每当我们读起这些篇章的时候心弦总是跟着大家的拨瑟而抖动.。

《捕蛇者说》究竟所云何是，不甚清楚。

时过八年，其内容也几乎遗忘殆尽，惟有“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

以啮人，无御之者”的“异蛇”还残存记忆之中——大概是生来对蛇的敏感吧。

现已站上讲台的我，再次捧读起《捕蛇者说》时，忽顿觉字字是凝重的血，声声是沉痛的泪，令人沉思无限。

蒋氏自述自家三代居住在永州以“六十岁矣”。

这里的“六十岁”是说六十年，即唐玄宗天宝中期至唐宪宗元和初期（746—810）这段时间。

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唐王朝动荡不安，战乱频繁。

先后发生过“安史之乱”，对吐蕃的战争等，加之唐中期土地兼并盛行，唐朝的授田法遭到破坏。

为了支付各项浩大的开支，朝廷随意增加税收，随意增设税收官，巧立名目，多立名目，使人民不堪重负。

七八零年，唐王朝实行赋税改革，颁布了新法令，规定：国家按支出的需要定出征税数额，按个人资产、田亩多少应纳国税数额。

并明文规定“敢在两税之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

新的法令看似公平，好象从百姓实际出发，实则是欺骗百姓的手段而已。

百姓不可能从中受益，真正得到好处的只能是封建国家和地主。

他们或是得到随时扩大税收的便利，或是任意进行土地兼并的便利。

事实如陆贽所言：“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加税时还谎称“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然则“息兵已久，加税如初”。

新的税制不但没有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反而使农村景象更凋敝，农民生活更窘困。

由此可见封建的税收并非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对民脂民膏的搜刮，敲骨吸髓的剥削。

难怪柳宗元感叹：“呜呼！熟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惨绝人寰的流亡图
读罢此文，一幅流亡图始终萦绕于脑际，怵目惊心。

只见一群衣衫褴褛，哭声呜咽，人们步履艰难地行走在荒郊野外。

他们拖儿挈女，背井离乡，一路颠沛流离，饥不能饱腹，冷不能御寒，病不能医治。

为了寻找心中的那方避难之所，他们顶着狂风暴雨，冒着严寒酷暑辗转迁移。

一路过来，目见几多“白骨露于野”，几多死者相互藉压着，几多同伴又因饥病交加而倒下，成为新一批“死者”，成为后一批流亡者所见的“白骨”。

为何会一贫如洗？为何要迁徙流浪？为何要横尸荒野？一切的一切皆因那甚于蛇毒的苛税。

它就像把无情的铁钳掐着百姓的脖子，让他们受着生死的煎熬。

可怜的永州百姓，你们能往哪里逃呢？殊不知“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李密的《陈情表》，字字入理,句句动情.一个父亲早丧,母亲改嫁的顽童,一个体弱多病的老妪.李密此时被举孝廉,家里的老祖母已经是年逾九旬,犹是风中之烛,摇摇欲坠.树欲静而风不止,恩欲报但亲不在,最为人生憾事.儒风自汉武一朝已经吹拂了几百年, “百善孝为先”的思想早已经在知识分子心中生根,更何况乌鸦尚能反哺.可以想象李密接到晋武帝任命的当天晚上一定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从他早时任职蜀汉以及在祖母去世服期满后出仕的表现来看,李密不是一个隐者,但如果此时弃老
祖母而去又于情何以堪?于心何以忍?另一方面,当时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其中一个
很大的特点就是举孝廉,让道德上的优者来管理国家.如果欣然赴命的话,是孝还是不孝?于理何以问?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断定当时李密的心情和想法,但一点可以肯定:李密是一个克己的光辉典范.
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与武昌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无独有偶,王勃的《腾王阁序》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也同成千古绝唱.但细品下来却是两种人生轨迹.王勃才华横溢, 诗文俱佳，四杰之首,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句传诵至今.且年少得志,14岁就被表为官.总觉得一个人太早的成功要伴随一些苦果.当王勃在腾王阁上高呤“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时候又不知道有多少同僚因才生
嫉.王勃的两次获罪大致都与他才情傲物,文人相轻有关.后一次获罪还连累到他老父被贬到南荒做县令,27岁的王勃在去探望他父亲的途是溺水身亡.他的陨落和他的升起一样迅速,实在是令人心痛.范仲淹青少年贫苦,在日食两餐冷粥的困境中坚持刻苦攻读，甚至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庆历新政改革的主持者。

而他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已经被贬出京,庆历新政宣告失败,正是人生失意的时候. 然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丝毫不见潦倒之义,反而光华夺目，掷地有声,矍烁古今. 虽寥寥不过数十字，竟胜似万卷诗书,那种心胸,那种情怀令无数英雄浠嘘不已.对王勃所能说的只是可爱,而之于范老先生却是高山仰止.
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看了那部热播的电视剧(剧名我忘记了,只记得是陈宝国主演)之后,明朝一直被除数我认为是一个被阉割的时代.抛开外患不说,统治者的确是足够腐朽.能称上大帝的一个是洪武一个是永乐,但都残暴致极;碰到一个温柔型的,却是个玩主皇帝;玩主过气了,却来了一个不合作皇帝;就这么拖拉地过了几百年,终于迎来一个想励精图治的主,可是晚了,大清的铁骑和李自成的农民军夹得他在万岁山翹了辫子.然而在这么恶劣的社会环境下竟然不断出现一批铁骨铮铮的文人,真是令人菲夷. 方孝孺先生算其中一个.最初认识方老先生的时候不是他那写得纵横阖捭的《深虑论》,而是“诛十族”. 一介书生，手无束鸡之力，面对屠刀视死如归，抗节不屈，这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受到后人的无限赞颂。

就其个人气节来看，历史上实在不多见，这正应了那句古话：“士为知己者死！”.虽然灭他十族的的朱棣凶杀成性、冷酷无情,但征漠北、平安南、通西洋、修大典、建北京, 在明朝诸帝中，其丰功伟绩恐怕无人能与之匹敌.被老先生视为知遇之君的建文帝未必有这么高的造诣.其实老先生的《深虑论》中也写道: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既然是天道,却偏又逆道而为.老先生在表现出无限智慧的同时又给自己挖了一个小坑,极带可爱的迂腐.虽然老先生的迂腐掺杂着一抹血色,但我仍称之为可爱.少了这份迂腐可能方孝孺也不再是方孝孺了,单凭那篇《深虑论》可能很难让人认识他,走近他,景仰他.
读书读人,或使人警醒，或使人振奋，或使人高尚，或使人坚强,得失寸心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