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水忆旧———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襄阳经济的发展
潘亚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历史上，襄阳的发展依赖汉水。

内河航运不仅使襄阳一度成为漕运枢纽，也令其商业有过短暂辉煌，然而内河港口的经济特征也养成了襄阳城市性格上的保守和短视，造成襄阳目前发展后劲不足。

如何扬长避短，成为促进襄阳经济发展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襄阳汉江港口文化
襄阳，原名襄樊，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居汉江中游，以古襄阳、古樊城为中心，两城隔汉江南北相望。

汉江，古代又称沔水，夏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发源于陕西省秦岭南麓，于汉口注入长江。

汉江流经襄阳的一段又被称为襄江。

襄阳自古就是“南船北马”的交替站。

依托汉江。

襄阳从南来北往的渡口，继而发展为军事港邑，以后又成为港镇县邑。

城因水兴，水因城用，襄阳的发展“利赖汉江，功厚航运”。

一、水襄阳北枕汉水，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个闻名的渡口———楚之北津。

秦汉时期，北津发展成为地区的中心港口，襄阳作为一个商业性的城镇也随之兴起。

到了东汉末年，汉江作为南北水运通道的作用愈显突出，襄阳也逐渐成为地区经济和政治中心。

西晋至南宋，汉江主要发挥南北漕运线的作用。

我国主要河流都呈东西流向，为解决南北水上交通问题，秦汉以来，在我国中部曾不断利用天然河流，开挖人工运河以沟通自京师（长安、洛阳、开封）
至交州、广州的水路。

而中游呈南北流向的汉江成为这条水路上的主要天然河流，与江汉运河一起组成了江汉漕运线。

襄阳与国都长安、洛阳、开封相邻，溯汉江、白河、丹江可到达京师附近，因而在江汉漕运线上居于重要的位置，汉江漕运线也因此被称为“襄汉贡道”。

唐玄宗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治襄阳）掌书记的萧颖士在分析战争和漕粮运输的形势时指出：“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

”襄阳当时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可见一斑。

元代以后，襄阳虽失去地近京师之利，但作为关中通往岭南的水运枢纽和中转要港的地位仍在。

直到光绪二十六年停止了沿袭２０００余年的漕运制度，汉水漕运线的作用才就此终结。

从元至清，襄阳的社会经济也得到新的发展。

嘉庆十六年，《三省（川陕鄂）边防备览》中说：“汉中山区农民，一户喂猪十余口，……猪至集市，盈千累万，航运至襄阳、汉口售之。

”当时农民的大宗农副特产品及日用百货有赖船运出入境交易，仅就食盐一项，在清代每年水运来襄阳销售给濒江人民的就有四百五十多万斤。

光绪年间的汉江中游纤夫成群、帆影相接、“万里风帆水着天”。

同治年间《襄阳县志·乡镇卷》记载：“东北乡，新打洪，距城十里，唐百河，滚河，清河之水，向由此至白河嘴入汉（水），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商贾云集。

”直到汉口的兴起，分走了汉江上相当的货源，加之１９０６年京汉铁路通车，货源进一步减少，这种景象才逐渐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靠汉江航运的主要是沙、石等建筑材料，生活用品的运输基本
上已销声匿迹。

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汉江水位的下降，汉江航运功能弱化，“万里风帆水着天”的景象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二、城襄阳、樊城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政治管理看襄阳，经济发展重樊城，这是襄阳人都有的印象。

樊城历史上的名气与襄阳城相形见绌。

然而，今日的樊城却是襄阳经济重心之所在。

樊城建城始于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国，居今已有２８００多年的历史了。

自元代起，襄阳的经济重心开始北移，樊城逐渐成为“贸易百货之区”。

明弘治年间，樊城已是“楼堞纷絮，万家灯火”，各地贾客和商船纷沓而至，“杂九地之人，扬布挂席，樯鸟往来，朝去而暮来者，盖不知其几也”，形成官运船只多泊于襄阳，商贾船只多停靠樊城的格局。

由于樊城城镇经济的发展，为加强襄阳、樊城之间的联系，明代还在汉江上修筑了长达一里的“济汉”浮桥。

汉水修桥汇说，在襄阳与樊城间架桥是“不为一时之计，而为千百年之计；不为一方之利，而为千万里利”。

然而，因为依仗汉江通航之便，樊城才成为货物集散地并发展了繁荣的工商业，所以，樊城经济有很明显的港口特点：１．街巷。

明清时期，樊城出现河街，长约３公里。

河街沿河而建，码头与街相连，形成“前街后港”的格局。

河街的出现，带动了商业、手工业向城区纵深发展。

民国初期，为好停船装卸货物，樊城的商店逐步沿着河道在从中山前街至梯子口，从山陕馆至铁匠街这两条街（中山前后街）上发展，形成了家家都是商店门面的景象。

其中还有三家外国公司经销号———何庆大美孚石油、中孚公司英美
纸烟、廉信颜料。

樊城原来的九街十八巷也扩展到二十五条巷。

也正因为商业发展过于依赖内河港口贸易，许多年来樊城经济都只以手工业为主。

２．会馆。

会馆就是作为同乡会的会址和招待本帮过往乡亲的临时住所。

樊城是汉江中上游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明代以来，本省各县以及外省的手工匠人、小商小贩相继进入，客户增多，商业扩大，商户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便联络同籍乡亲，互相帮助，逐渐形成帮会，相继修建了各自的会馆。

樊城的会馆有１９处之多，如武昌会馆、黄州会馆、山峡会馆、四川会馆、福建会馆等。

会馆在樊城出现，表明外地商人把商品交换的场所定在樊城，也反映了樊城经济发展的港口性特点。

时至今日，汉江上“帆影相接”的景象不复存在，樊城的商业中心深入市区而远离堤岸。

沿江修筑了滨江大道，会馆大都被高楼代替。

偶尔见到些河街、会馆的遣迹，不是些断壁残垣，就是些昏街狭巷，很少有人问津了。

这些古迹的破坏，对想了解樊城历史的人们来说，不能不是个遗憾。

三、思襄阳历代在全国的城市地位都很高，特别是唐宋时，其城市地位仅次于长安、洛阳等京城。

其地位下降始于元朝全国政治中心的北移，进一步衰落则发生在汉口兴起及京汉铁路通车之后。

历史上襄阳的发展过于依赖它的地理区位，因而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开拓精神。

千百年来，襄阳仰仗汉江赐予的天赋，等待江水送来南来北往的商客，却几乎从未着手改变这种被动状态，去开拓更加广
阔的经济腹地。

当以内河航运为交通大动脉的时代结束时，襄江两岸的码头仍多半处于天然状态，居然没有什么人工雕饰的痕迹。

襄阳曾自诩“南船北马”“__________七省通衢”，其商业也确实因航运便利而有过短暂辉煌，但这种内河港口的经济特征也养成了襄阳城市性格上的些许保守和短视。

比如，在创建历史文化名城时，襄阳忘了充分发挥它“山水城古风公园”的独特魅力，却把筹码几乎全部押在“诸葛亮”身上；一边斥资修筑所谓具有荆楚之风的人工雕塑，一边又拆除汉江两岸的会馆、河街等业已存在的旅游资源。

当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给予了襄阳历史性的机遇。

如何扬长避短，如何合理定位城市、发掘城市特色，如何把襄阳打造成“秦巴经济走廊”中的核心城市并成为中西部结合处承东启西经济带中的一极，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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