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苏的文化组成江苏文化由若干个区域文化所组成，各个区域文化的范围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种：吴文化吴文化以太湖小三山遗址等旧石器文化为源头，以“太伯奔吴”与当地土著荆蛮族相结合为契机，以春秋时建都姑苏的吴国为基本型制，以“吴侬软语”(吴方言)为语言文化的特征，以现今紧靠太湖的苏、锡、常地区为中心地带。
金陵文化或称之为“宁镇文化”。
宁，指今南京市，古金陵邑置于今南京市清凉山；镇，指今镇江市，唐代时亦称为金陵，所以此处所说的“金陵”兼指今南京市和镇江市。
金陵文化以北阴阳营文化(属新石器文化)、湖熟文化(属早期青铜文化)等为源头，以迤丽于长江南岸的宁镇山脉为地理背景，以三国时孙吴政权先建都京口(今镇江)后移都建业(今南京)为契机，以江淮方言与吴方言的相互并存乃至相互交融为语言文化的特征，以今南京、镇江为中心地带。
徐淮文化或称之为“楚汉文化”。
徐淮文化以约六千年前的青莲岗文化、大墩子文化乃至更早的下草湾新人文化为源头，泛指存在于江苏徐州、淮阴、宿迁以及连云港、盐城的部分地区。
徐淮文化是以项羽建立西楚王国和刘邦建立西汉帝国体现的巍巍雄风为标志的区域性文化。
霸王举鼎刘邦造型江苏传统文化的特征维扬文化《尚书·禹贡》有云：“淮海惟扬州。
”惟，通“维”。
庾信《哀江南赋》中写道：“淮海维扬，三千余里。
”后截取二字以为名。
明初曾置维扬府，后改为扬州府。
维扬文化是以享有“淮左名都”之称的扬州及泰州(明代亦属于扬州府)为中心的区域文化。
苏东海洋文化江苏是—个重要的海洋省份，有一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拥有广阔的海洋资源。
早在先秦时期，苏北平原南端的长江古沙咀由扬州向东延伸，经过二千多年向外伸展，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海洋文化区。
江苏传统的海洋文化区主要指南通、盐城、连云港的海岸区域，大致是苏东地区，因而称之为“苏东海洋文化区”。
四、江苏传统文化的特征人们往往认为，在中华历史上形成了两大文化圈，一是以长江以南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和台湾、海南岛、香港诸岛以及散布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社会为海洋文化圈，二是其他的内地大陆为大陆文化圈。
江苏正处在这两大文化圈的交汇点上。
又据传统的看法，中华文化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文化，江苏也正处在这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上。
由于江苏传统文化处在两个交汇点上，因而形成了江苏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交融性、互补性、开放性和创造性。
在此，我们从以下五个方面探讨江苏传统文化的特征。
其一，江苏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水文化、智者文化，长于以柔克刚、刚柔相济，处事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
所谓江苏传统的“水文化”，分而论之：—是吴地素有“水乡泽国”之称，所谓“吴东有……三江五湖之利”，太湖“包孕吴越”，其中也孕育着吴地传统文化。
吴地人的传统是“饭稻羹鱼”，其饮食与稻作文化、鱼文化息息相关；吴地的太湖流域适宜蚕桑，其服饰与蚕桑文化、丝绸文化相互促进；吴地人的传统往往是临水而居，其民居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特色；吴地人的传统往往是“以船为车，以桥为马”，其行旅有“水上交通”的特色。
二是金陵地区虽然有宁镇山脉迤逦其中，但此地行气势磅礴的长江、流贯江南的古运河，而且秦淮河也是以湖熟文化(早期青铜文化)为源头的金陵文化(或称“宁镇文化”)的摇篮。
三是维扬地区处在江、淮中心，位于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上。
此地的扬州与吴地的苏州一样，也是一座著名的水城，尤其是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特别是维扬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所谓“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四是徐淮区域最引人注目的是辽阔的黄淮平原，而黄淮平原是由黄河、淮河及其支流沂、沭、泗诸河冲积平原和洪泽湖盆地而成的。
向上追溯，徐淮文化的源头之一是古老的淮夷文化，淮夷从淮河而得名，依赖淮河而生成、发展、壮大。
合而论之，江苏处在我国东部沿海中心地带，长江、淮河下游，东临黄海，远接重洋，有大小江河二千九百多条，湖荡二百多处，真所谓水网纵横交错，湖荡星罗棋布。
因此，江苏区域文化富有“水”性，依赖于“水”的浸润与滋养，江苏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水文化。
所谓“水文化”，既有物态文化的层面，如由此而形成的稻作文化、鱼文化等，又有心态文化层面。
对于后者的特性，可以用《论语》、《老子》中的有关论述进行诠释：周庄扬州五亭桥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雍也》)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老子》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老子》八章)由此可见水文化的多种特性：一是“知者乐水”，就是说聪明的人乐于水，水文化是与儒家“仁者文化”对立互补的道家“智者文化”，具有聪颖灵慧的特性；二是《老子》以水为例，说明以柔克刚的道理，水有柔性，但并非柔弱，水滴石穿，水文化的柔性之中蕴藏着坚韧不拔的性格；三是“上善若水”，道家老子认为上善的人好像水一样，心胸善于保持沉静，处事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
以上三个方面正反映了江苏传统的水文化在心态层面上的特征。
当然，我们并非忽视江苏区域内南北文化的差异性。
处于苏北的徐淮文化偏于刚劲，但也长于智谋，善于把握时机。
如那“威加海内”的汉高祖刘邦，其特长是“善将将”，是一位“韬略”型的皇帝；淮阴侯韩信早年受“胯下之辱”，却能忍小辱，谋大事，在楚汉相争中拜将封侯，建功立业；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这些都说明“楚汉雄风”中蕴含着智者文化和刚柔相济等因素。
处于苏南的吴文化偏于柔和，但其中也不乏刚劲等因素，如《汉书·地理志》五、江苏传统文化经历的四次南北文化大交流江苏传统文化不仅是多元的，由多个区域文化所组成，而且也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晶。
最早的范例是《史记》卷三十《吴太伯世家》中所记载的“太伯奔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
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
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在“太伯奔吴”后若干代时，吴公子季札又作为吴国使者出访了鲁、齐、郑、卫、晋等国。
季札在鲁国观周乐，对诗与乐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尤其强调了诗与乐的中和之美。
这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个范例。
以后，江苏传统文化经历了四次南北文化的大交流。
第一次是永嘉之乱与晋室南迁，所谓“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此时南渡至长江流域的北方人总数约七十万以上，并且设置了众多的侨州、郡、县，在今江苏境内没置的侨州有：建康侨扬州，京口侨南徐州，其中，过江侨姓中有王、谢、袁、萧等北方世家大族。
晋皇室南迁并在建康定都，北方世家大族与大批百姓南渡并在江苏境内侨居，大大改变了江苏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乃至语言等风貌。
例如东晋谢安好作“洛下书生咏”，建康一带名流多加摹仿，一时用洛阳书生的声调咏诗成为风气。
第二次是在唐代安史之乱的时候。
安史之乱不仅使唐帝国从封建社会的顶峰跌落下来，而且使北方人如潮水般地涌向包括今江苏在内的江南。
《旧唐书·地理志》中说：“自至德(756—758)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
”人口南移，也使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韩愈在贞元十八年(802年)写的《送陆歙州诗序》中指出：“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第三次是在两宋之交。
“靖康之变”引起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北人南移，使包括今苏南在内的江南人口首次超过了北方。
第四次是在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之时。
当时，朱元璋将相当数量的的原金陵居民迁往云南边疆，又大量移民“填实京师”。
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八册《江宁·坊厢赋役》)中说：“高皇帝定鼎金陵，驱其旧民而置之云南之墟，乃于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
”这四万五千户分别来门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以及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风阳、淮安、扬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广德等十五个府，还有徐州、滁州、和州等三个州。
这四万五千户移民，如果以每户五口计算，就将有二十多万人。
据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统计，那时南京城内总人口为四十七万三千二百人，可见外来移民将近一半。
这四次大交流，虽然究其原因或是社会动乱，或是外来侵略，或是帝王的强权政策，但实际效果却使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因而使江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
六、周边地区文化对江苏地域文化的影响江苏传统文化的交融性，不仅表现在南北文化的四次大交流上，而且表现在江苏区域文化与周边区域文化之间的影响上。
1．与越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虽然春秋时有一段“吴越争霸”的历史，但从古至今一直有“吴越同族”的说法，吴、越在地域上互为近邻，在族属上同属一个族群——“百越”。
吴越“同俗共气”，具有许多相同的文化特征，如早年“断发文身”的习俗。
2．与齐鲁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从史前文化的角度来看，徐淮文化属于徐夷文化和淮夷文化，而徐夷文化、淮夷文化则是夷文化的两个分支，东夷文化发源于齐鲁，也就是说徐淮区域的史前文化与齐鲁区域的史前文化同属一个文化系统，有直接渊源。
《隋书·地理志》指出：“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
”3．与徽州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徽州文化与江苏各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尤其是徽商对维扬地区商业文化的影响更是巨大，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
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由此可见，江苏境内的区域文化——吴文化、金陵文化、徐淮文化、维扬文化以及苏东海洋文化之间，江苏各区域文化与越文化、齐鲁文化、徽州文化之间，是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
在这种相互交流与互补中，既保持各个区域文化的特色，又往往孕育出新的文化因素、新的文化特征。
如金陵文化正是在南北文化的多次交流中，从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语言等多方面改变着其原有的吴文化传统(譬如两晋永嘉之乱后，北方移民方言取代宁镇地区原有的吴方言)，成为带有更多的皇家文化、都市文化、商业文化乃至消费文化的色彩，并且是儒、道、佛兼容的新型的区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