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寒夜》《寒夜》是巴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始作于1944年秋冬之际的重庆，此后时写时辍，1946年12月30日完成于上海。

最初在1946年8月至1947年1月上海出版的《文艺复兴》上连载，1947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

以后几十年里，又印行数十版。

《寒夜》被公认为是继《激流三部曲》之后巴金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

巴金后期（40年代）作品，要比三十年代更成熟。

就艺术水平而言，超过了早期的作品。

在风格上变得深沉。

作品内涵复杂丰富。

《寒夜》是意蕴丰富、技巧精湛的作品。

可以说是巴金的最圆熟的艺术精品。

故事梗概?《寒夜》描写的是1944、1945年间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战时首都”重庆的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悲剧。

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汪文宣、女主人曾树生曾经是上海一个大学的教育系的同学，他们有着共同的献身教育的理想，真诚相爱，组成了自己的家庭。

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两人只得以小职员的职位谋生。

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行员。

他们将自己的儿子放在一家贵族学校读书。

汪文宣的母亲为了解除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

汪母和曾树生婆媳不和，相互冷嘲热骂，在吵闹中度日。

汪文宣爱妻子，也爱母亲，在吵闹中唯唯诺诺，莫衷一是，痛苦不已。

物价上涨，家庭经济拮据，汪患了肺病，终日咳嗽，但他不肯多用药，拖着病体坚持到公司上班。

战争形势越来越紧，有门路的人纷纷逃离，曾树生终于忍受不了眼前的压抑，跟随大川银行年轻的陈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

汪文宣病情加剧，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死去。

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老家。

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寒夜，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旧屋，但已经物是人非，她茕身一人，不知所往。

创作动机?《寒夜》中包含着作者抗战时期的感受和战后生活的体验，在前后两年多的创作时间里，巴金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辛，也感受到了战后生活的幻灭。

尽管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小人物依旧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在喧闹的生活环境中感受人生的孤寂。

战争无限的延长，使战时状态日常化了，人们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矛盾冲突着，消耗着时光。

物质的贫困折磨着人，庸常的生活考验着人，巴金也有感于亲人和几个文学同道在肺病的折磨下死去，感受着小人物的痰与血，作者将这种沉郁的现实感受倾注到创作中来。

“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

但是我并没有撒谎。

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迫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

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

”人物分析：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知识分子。

当年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理想。

之后他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可以想见他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热情与勇敢。

但是，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

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经具有了某种病态。

他对周围世界充满惊惧，反应高度敏感，总是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和猜测。

例如，他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听到上司说话，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

同样，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时常为猜测所苦恼，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

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又怕妻子难堪，也使自己难堪，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

汪文宣忠厚老实而又善良懦弱,他任劳任怨地干着报酬极少的工作。

汪文宣对于生活给予他的不公平的待遇内心十分不满,但孺弱却使他只能将此强行压制在心中,因而形成了他思想和行动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

但除了内心更加深刻的痛苦之外,他不可能从社会生活的本身去寻求根本的原因,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作家描绘了汪文宣矛盾的感情生活,从另一角度刻划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

他没有力量去调解不和睦的婆媳关系,他爱她们,他没有勇气抛弃任何一方,最后只有在两种爱的漩涡中一直挣扎到死。

曾树生的塑造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形象。

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又是一个爱家爱先生爱孩子的传统女人，然而，却无法与母亲和睦相处，最终只能是选择逃离这个带给她无尽痛苦和折磨的家庭，虽然她百般的不舍。

曾树生是一个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到抗战末期,现实生活的磨砺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曾树生爱善良老实的丈夫,但她越来越不满他对什么都忍受的态度,以致二人产生了精神上的鸿沟。

树生也知道一切应该由环境负责,但金钱在侵蚀着她的灵魂,对所胃自由的追求和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使她内心空虚而无所寄托。

她关心重病的丈夫,但不甘心让生命消耗在永无结果的争吵中她爱丈夫,却不能使婆母不恨她,她觉得牺牲了青春,换来的却是敷衍和仇视。

她的离去,一方面是为了家庭的生活,儿子的学业,但更重要的是要救出自己而逃避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她不愿失掉高薪金的职位,而且她和陈主任搭伙做生意,在经济上有密切联系,要丢弃这一切,她缺乏足够的勇气。

她虽为去留问题进行过激烈的心灵搏斗,但最终为了自己的“幸福”抛下重病的丈夫走了。

在兰州她每月按时给家中寄钱,并未忘记这个家。

但是文宣写信来要求她回信向婆母道歉,使她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她不愿做一个任婆母辱骂的奴隶媳妇去换回甜蜜的家庭生活,因而写了一封绝交信,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说明同文宣分开的理由。

她虽同情婆母老来贫的心境,但实在不能忍受她残忍地破坏自己的爱情生活。

母亲在一天,他们中间就不会有和平与幸福。

因此,他们必须分开,以免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变为路人。

以后她虽照常给家中寄钱、写信,但文宣心中的伤痕一直到死也未能愈合。

几个月后树生回到重庆,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她悔恨交集,孤独地徘徊在寒夜的路上。

她虽是一个不屈服于生活的女性,但她没有明确的生活理想,最终也只能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

汪文宣和曾树生虽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都无法摆脱社会为他们安排的悲剧命运。

作家正是通过二人的悲剧,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弱点,更是鞭挞了黑暗的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客观上也表明了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紧紧联在一起,才会找到正确的出路。

汪母母亲的形象是一个尤其另人同情的不幸人物。

年轻守寡，守着孤儿寡孙度日，仅有的爱全部都给了他们，甚至不能允许别人分享，包括儿子的妻子以及孙子的母亲。

她的爱表现得无微不至，却也是独断专行，因此也是制造这个家庭悲剧的核心人物。

汪母是一个旧式知识妇女,她爱儿子,却难以容忍儿媳。

她认为宁肯饿死,做人也不要苟且,即使做老妈子,也比做花瓶强。

因此,她看不惯儿媳经常参加舞会宴会。

她不高兴媳妇来分儿子的爱,以为树生能挣钱,就来役使她,所以她有意无意地发脾气,不客气地抢白媳妇,还时常自觉不自觉地破坏儿子的夫妻感情生活。

《寒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寒夜》的思想内涵在《寒夜》中，作者继续着他的《家》等早期小说中揭露与批判的主题，但是拓展与深化了广度与深度。

他的矛头不再局限于封建制度，而是整个的旧社会、旧制度，是整个的黑暗的社会现实。

1948年1月小说再版时，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语意双关地写道：“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的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今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

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地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

”暗示了他的作品与现实的紧密联系。

解放后他说得更明白具体了。

1961年他在《谈〈寒夜〉》一文中说：“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指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

我有意把结果写得阴暗、绝望。

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所谓的‘沉痛的控诉’。

”1980年他在《关于〈寒夜〉》一文中再一次写道：“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

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

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

生活这样苦，环境那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

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小说始终将这个家庭的悲剧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展开。

战争的威胁，时局的混乱，官僚的腐败与自私，贫富的悬殊，失业与逃难的恐惧，成为这个家庭所无法承担的压力。

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为了挣钱，为了保住可怜的工作，汪文宣坚持带病上班，使病情不断加剧。

更为严重的是，他在精神层面上始终保持谨小慎微的态度，生怕同事领导看不起自己，生怕他们不高兴，为此，在单位上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声，甚至强忍着不咳嗽，一旦没有忍住，他便像是做了贼一样，偷偷地将带血的痰揩干，不敢声张。

但即便这样，最后还是免不了被辞职的结局。

曾树生本是一个热情、有理想、有活力的女性，但是在现实环境中，无钱无势的她不得不放弃理想，委身于一家银行，在那样的环境中她哪里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在银行里，原本学教育的她又只能做着像“花瓶”一样的工作，陪人吃饭、喝酒、唱歌、跳舞，但她的内心却并不快乐。

然而现实的无奈，却又一步一步把她往那条路上推，以至最后抛夫别子离家北上。

汪母是在儿子家境困难的时候来到这个家庭的。

她曾经是一个才女，当过教师，但是现在却不得不放下一切的尊严，像一个二等老妈子一样操持着繁重的家务。

她爱儿子，但却又无能为力，她把自己最值钱的物品——包括已死的丈夫留下的作纪念的戒指，一件一件地卖掉，去买鸡，买药，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甚至她明知儿子得了严重的肺病，但也无法阻止他到公司去上班，因为家里确实是太穷了。

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因为耽误了治疗而痛苦地死去。

作者以汪文宣的家庭为中心，适当地将笔墨延伸到这个家庭之外，写出了另外一些普通人的悲剧。

汪文宣的同学唐柏青，原本是一个文学硕士，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不敢得罪上司，在妻子即将生产的时候离开了她，结果又因为医院的极不负责，致使妻儿双亡，他从此更加贫穷堕落，借酒浇愁，最后在马路上被汽车将头碾成肉泥。

汪文宣的同事老钟，善良忠厚，最后得了霍乱，被送到一个只有两个医生四个护士二十张病床，却收了三十几个病人连盐水针都来不及打的糟透了的医院治疗，不到一天便死去了。

这些悲剧进一步证明，汪家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它不过是整个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汪家的悲剧原因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