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于安乐死的各种理论及现状安乐死历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在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展开外，法学界对安乐死应否合法化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

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人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在我国，安乐死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人们还相当热衷于对安乐死的争论。

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与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

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

由此可见，我国民众对安乐死之关注程度。

17年后，当身患癌症晚期的王明成再次要求给自己实行“安乐死”时，但被医生拒绝。

8月3日，形如枯槁的王明成在病痛中死去。

于是带着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又展开了对“安乐死”这一敏感问题的争论。

法”是权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部分，“法”理应给予保护，但是，安乐死是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哪？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

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

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

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随着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安乐死在我国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人们的观念逐渐更新，开始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多的关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安乐死立法具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中国有关安乐死的民意调查资料表明，赞成安乐死的比例在逐步上升。

据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对313名不同人群的调查显示，有93.6%的人赞成安乐死，其中医务人员赞成者为98.4%，法学界人士赞成者为90%，一般者占90.1 %。

上海市黄浦区部分街道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了调查，有89.4%的人赞成安乐死，94.5%的人希望立法。

1986年在武汉、北京等地进行的有关安乐死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赞成安乐死的人数为62%；在对黑龙江省的199人的调查中，89%的人赞成安乐死(其中19%的人年龄超过50岁)；1988年在北京进行的500例问卷调查(包括工人、军人、大学生、部分来自各地的在京学习的干部及医生)，结果表明，91.2%的人赞成安乐死，认为目前在我国可以实行安乐死的人占79.8%。

这些民意调查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安乐死的基本态度，表明安乐死正逐步为我国的社会大众所接受。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200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约有1.7亿，而到本世纪中期，据估算老龄人口将达到3亿左右，约占人口的20%。

为减轻或解除濒死前的极端痛苦，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也将会越来越多。

就像优生一样，优死问题同样摆在全社会面前。

目前我国安乐死面临的立法难题1、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阻碍安乐死发展进程。

思想是人行动的先导，安乐死非罪化必须首先有观念上的认可与支持。

而在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安乐死之间却存在着冲突。

对病人本身而言（尤其是老年人），很多人心目中“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旧观念较为深厚，认为“人命贵于千金”，所以宁可承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而不愿选择无痛安逸死去；对医生而言，很多医生仍深受传统医学职业道德观的影响，认为“只要还有一口气，死马也要当活马医”，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地对濒死绝症患者施以救治，即使有时他们明知这些医疗措施只是延长病人痛苦的死亡过程或只是等待自然死亡时间的到来，他们也不能接受停止医疗措施或主动采取措施以结束病人痛苦的生命；对家属而言，“百善孝为先”的思想使许多子女不能忍受其父母在其未尽完全“孝道”之前，用人为方式结束生命，所以他们宁愿殚精竭虑对病人进行无效救治，他们甚至央求病人忍受痛苦接受救治以使他们能面对他人的评论；而在传统思想观念的作用下，人们也多认为病人选择安乐死是不尊重、轻视生命的行为，医生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有杀人之嫌，而家属同意安乐死的行为更是“大逆不道”。

这些思想观念都不利于安乐死的实行。

2、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医疗技术水平还比较低，医务人员的思想业务素质也有待提高，这是进行安乐死立法的很大滞力。

实施安乐死，首先必须对病人的病情有正确的诊断，而正确的诊断需要有高超的医疗技术和现代化的医疗检测手段。

就我国现在的医学发展水平与实际经济发展而言，要判定患者是否身患绝症并且濒临死亡，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

虽然在目前的医学发展水平下，某些疾病确实是现行医学技术所无法治愈的，但是一个明确可行的判断标准却很难确定。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经济文化发展极为不平衡，不同地区、城市甚至同城市的各医院间的医疗水平、医疗条件都可能相差很大。

在偏僻落后的地区诊断为绝症并濒临死期，在大的城市则可能有救治的希望，因经济医疗水平发展的差异而导致的判断落差影响了人们对自身状况的判断，这对处于偏远地区以及医疗水平较差的地区的病患者是极不公平的，违背了人生命价值的平等性。

如果在是否患有绝症并濒临死期的客观标准难以找到的情况下立法确认安乐死，必将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大难题：当安乐死纠纷引发诉讼时，连医学专家们都无法确定实施安乐死的标准，对不懂医学的法官来说更是无法判断，就可能因法官主观认识程度的不同而出现同种情况做出不同的判决，从而引起司法混乱。

在安乐死的实施中，医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求医生必须完全从病人利益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客观的判断“绝症”与“濒临死亡”；在资格审查和实施过程中，要求医务人员严格按条件审核按程序行事。

而目前，我国尚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受市场经济大潮的负面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仰发生了危机，道德沦丧、崇尚拜金，医生的医德也难免受到影响。

近年来医生医德出现了滑坡现象，这使人们对诊断不治之症和濒临死亡的结论的准确性和负责任程度不能不心存疑问。

这种情况下进行安乐死立法，不但没有保护公民的自主权，相反授予了医生以合法手段为不正当利益谋取病人生命以可乘之机。

所以，在医生职业道德出现滑坡，而法律又无法对医生的诊断进行有效制衡的情况下，授权医生可以采取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是有危险后果的。

另外，我们探讨病人有权根据自身状况自主决定选择安乐死，这是建立在病人获得充分的相关必要信息，有充分的医患交流的基础上的，而我国目前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与社会的期望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多数医务人员并未真正认识到患者的地位，没有足够的医疗服务意识，漠视患者的许多利益，而患者本身在很多情况下对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也不甚了解，难以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医生和患者之间无法很好的沟通。

患者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治疗状况，医生也不能很好了解患者的各种情况，双方都很难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这种情况下，安乐死的实施很难真正体现患者的利益。

3、患者的真实意思难以判断安乐死是直接针对病人生命的行为，虽然它对病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均是有益的，但最终决定是否要实施安乐死的权利只能掌握在病人自己手中，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患者作出决定，只有患者本人才有权决定是否用死前的这段时间来换取无痛的死亡。

澳大利亚有死亡医生之称的凯奥尔基安医生在实施安乐死时，要求病人必须神智清醒，在实施过程中有几次机会让病人再次进行选择，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安乐死。

只有给病人充分的思考和“反悔”的机会，才能真正体现病人的真实意愿。

有些患者被病痛折磨到一定程度已经神智不清，不能自主表达思想意识，此时他人很难判断患者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目前的医疗技术对此也束手无策。

有人提出在这种情况下让病人的家属代替病人作出安乐死决定，将家属的决定推定为患者的承诺即承认推定承诺。

推定承诺的认可会引发许多问题：病人家属是否有权代替病人作出终结生命的权利决定？如果能，其权利从何而来？病人的哪些家属有权参与讨论并作出决定？如果家属间出现意见分歧如何解决？而且有时很难保证家属是完全出于患者利益而决定是否对其实施安乐死。

北京某医院院长列举了他在医院亲眼所见的一些亲属虐待病人、子女虐待老人的事件。

一些被久病病人拖累的家属不仅公开流露出不耐烦，甚至透露出让病人早点去世的愿望。

如果安乐死立法允许推定承诺，岂不给了这些人以可乘之机？美国等一些国家提出了“生前遗嘱”，“预先指令”（advance of direction）的概念，由患者在神智清醒、能自主表达意志时写下遗嘱，说明在将来某种情况下自愿要求提早结束痛苦，安乐而死。

我们无法保证患者在真正濒临死亡时是否能像立遗嘱时那样有坚定的选择安乐死的信念。

而患者的自愿要求是实施安乐死的必要的主观要件，如果不能判定患者的真实意思，就无法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

4、我国对安乐死的探讨相对较晚，理论基点相对薄弱，对安乐死立法的内容缺乏科学的认识与把握，这也是安乐死立法所要克服的一大难点。

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使人们乐谈生而忌谈死，对死亡抱着恐惧回避态度。

所以我国对安乐死的探讨相对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而很多人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

又由于安乐死本身的复杂性，涉及许多相关学科与专业知识，其自身的模糊性与歧义性又使人们难以对其给出准确统一的定义概念，这就使人们的认识往往难以统一，争论往往没有焦点。

而在学者的理论研究方面，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有份量的专著，也没有专门的安乐死研究刊物，更没有专门的学术团体对安乐死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总之，学术界对安乐死还处于传播阶段而缺乏理论上的加深研究。

专家学者对安乐死的认识尚且如此，一般民众的认识程度便更值得担忧。

自安乐死问题传入我国以来，人们一直在关注这一问题，讨论也很激烈，有相当的学者专家呼吁为安乐死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