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与浙江现代化[ 编者按] 近20 多年来, 现代化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焦点。

在一个多极化发展的世界上, 各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与方式既有共性又有特性,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美国模式、北欧模式和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就是在东方儒家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方式、经验和道路。

它所包括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指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它们在文化传统上属于儒家文化圈,但在现代化过程中学习并消化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体制和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从而形成一个多元文化互动互补的社会。

浙江在历史上即与东亚国家和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与文化联系。

浙江的经济、人文环境与日本和四小龙也有某些近似之处。

因此,东亚模式的许多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汲取的。

下面四篇论文系本院“东亚模式与浙江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 分别从经济策略、社会保障、教育规划和人文精神诸层面探讨了“东亚模式”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浙江现代化的启示。

东亚:创造经济奇迹的成功经验及其借鉴意义张仁寿张仁寿,男,1956 年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杭州310025)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其成功经验令世人瞩目。

浙江不仅与东亚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 处于同一地缘带, 而且比之于东亚模式中日本及随其后的“四小龙”, 属于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后来者, 现在正处在经济起飞时期。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我们要重视研究借鉴东亚模式特别是“四小龙” 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

本文着重考察分析东亚成功地实行政府干预和促进出口这样两个事关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 其中的成功经验, 对于加快浙江经济现代化有着非同寻常的借鉴意义。

兴工业化国家增加了一倍多。

“如果高速增长的分布是随机的, 那么, 如此集中的区域性高增长是极为罕见的, 大约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按亚洲开发银行统计, 过去20 多年东亚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8 % , 远远超过世界发展中国家的413 %和工业发达国家的3 %的增长水平。

东亚在全世界的GD P 中所占比例从1960 年的4 %猛增到1990 年的25 % 。

到200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 % 。

与此同时,外贸规模也迅速扩大。

1965 年,东亚地区的出口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为10 % ,1993 年已占到2518 % 。

据预测,到本世纪末, 东亚贸易增长幅度将占世界贸易增长幅度的的1/ 3 。

进入90 年代, 西方经济景气低迷, 回升乏力, 而东亚经济一枝独秀, 仍然生机勃勃。

在1993 —1995 年间, 东亚连续三年GD P 增长率超过9 % , 而且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超过1986 - 1995 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幅度。

据世界银行1996 年发表的《全球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报告预测, 在1996 —2005 年10 年里, 东亚地区GD P 年均增幅仍将达到719 % , 人均GD P 有望保持过去10 年平均619 %的增长速度。

·65 ·一、东亚奇迹东亚的崛起, 已成为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最大奇迹。

世界银行自1991 年下半年开始, 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8 个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系统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于1993 年出版了题为《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政策调研报告。

该报告指出, 在1960 年到1985 年之间, 日本和“四小龙”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4 倍多, 东南亚新在东亚崛起之前 , 现代化只有欧美模式 , 现代化 被视为就是西方化 。

西方学者曾强调 ,工业资本主义 的崛起和扩张源于新教伦理的价值取向 , 而东方国 家基于古老落后的文化 , 是无法为个人进取和制度 创新提供动力的 。

这就是所谓“韦伯命题”的主要含 义 。

然而 ,韦伯命题没有左右东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 的历史命运 。

随着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崛起 ,它们 相继走上或实现了现代化 , 并别开生面地创造了一 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东亚模式”。

东亚的崛起 , 刷新了古老东方的落后面貌 , 前所 未有地提高了广大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 。

更具深刻 和深远意义的是 , 它结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由欧美 主宰世界经济的历史 , 终于形成当今世界欧 、美 、东 亚“三足鼎立”平分秋色的经济格局 ; 它破除了把现 代化模式等同于欧美模式 、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教 条 , 展示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多元化趋 向 。

事实表明 “, 东亚模式”在推进经济现代化方面是 一种比较成功的模式 , 甚至可以说是战后发展中国 家与地区走向现代化的成功典型 , 值得我们格外关伍 。

其职责是选择需要加以发展的产业 ;制订产业发 展的最佳方案 ; 在指定的战略部门监督企业间的竞 争 ,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 。

二是为公职人员队 伍提供有效办事的立法和司法等制度结构 。

它既能 制约政府官员的越轨行为 , 又能抵制社会利益集团 的不正当活动 。

三是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国家 干预方法 。

在贯彻产业政策中 , 政府既要保护竞争 , 又要避免过度竞争 , 以确保不冲击经济发展的优先 目标 。

四是要有一个象通产省那样的 “领航员”机 构 。

它既不能管辖的部门太多 , 权力太大 , 又不能管 理的部门太少 ,无法行使有效职权 。

这种观点充分肯 定了“发展导向型国家”中政府干预的作用 。

“亲市场论”( m a r k e t - f ri e n dl y vi e w ) 以世界 银行出版的《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观点为代 表 。

该书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与有 效而有节制的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 , 认为政府的作 用应是保证有足够的资源投资于人民 , 为私营企业 提供适当的竞争环境 , 使经济对外开放 , 以及保持宏 观经济的稳定 。

在深入总结分析东亚经验的基础上 , “亲市场论”提出了成功的政府干预应遵循的三条原 则 : 第一 , 应置于国际和国内竞争的制约之下 , 必须 是务实和灵活的 , 不应抵制市场竞争 。

第二 , 应谨慎 从事 , 目的是确保干预不致造成相关价格的过度扭 曲 。

第三 ,应比较温和 。

其结论是 “: 干预只有在对市 场能产生‘友善’作用的情况下 ,才可能是有益的”。

“市场增进论”( m a r k e t - e n h a nci n g vi e w ) 认 为 , 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 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 , 而不是将政府和市场仅仅 视为相互排斥的替代物 。

”“市场增进论所强调的是 这样一种机制 , 通过这种机制 , 政府政策的目标被定 位于改善民间部门解决协调问题及克服其他市场缺陷的能力”(见青木昌彦等 :《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作用的新诠释 : 市场增进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96 年第 5 、6 期) 。

对于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关键 时期的浙江来说 , 上述观点对于说明政府在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 , 对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都深 具启示意义 。

但需要探讨的是 :上述观点到底是对立 的 , 抑或是互补的 ? 在青木昌彦等经济学家看来 , 无 论是亲市场论还是国家推动发展论都将政府和市场注和重视 。

二 、政府干预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干预的作用 , 或者说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 , 是认识和理解东亚崛起及 其市场经济运行的关键 。

研究东亚模式的大量论著 , 围绕这一问题长期争论不休 , 并形成了“国家发展推 动论”“、亲市场论”和“市场增进论”等不同观点 。

“ 国 家 发 展 推 动 论 ” ( de velo p m e n t al st a t evi e w ) 认为 ,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政府把经济发展 作为首要目标 , 为了弥补发展时期大量存在的与协调资源动员 、投资分配和促进技术追赶相关的市场 失灵缺陷 , 政府干预是必须的 , 有时可以有意扭曲价 格 。

美国学者查默斯 ·约翰逊在 1982 年出版的《通 产省和日本奇迹》一书中 , 首先提出了“发展导向型 国家”和“调节型国家”这样两个概念 。

认为前者旨在 加快经济发展 , 为此而利用市场 ; 后者着眼于调节市 场 ,以法规来维护市场秩序 。

日本及“四小龙”是前者 的典型 ,而美国则是后者的代表 。

作者以日本为研究 对象 , 从体制结构和机制中探讨了构成“发展导向型 国家”经济模式的四大要素 。

一是精干的公职人员队·66 ·看作是资源配置的相互替代的机制。

亲市场论强调民间部门的制度作用, 国家推动发展论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

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市场缺陷的解决机制不同。

而他们因“强调政府政策在促进民间部门协调能力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提出的所谓市场增进论, 则被认为“是一种更有包容性的或是可以取而代之的综合方式”。

我认为它们虽因考察同一现象的视角不同、侧重点不同, 因而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但它们与其说是对立的, 倒不如说是互补的。

在现代化发展中, 欧美是先行者, 东亚是后来者。

为了应付西方挑战,东亚在战后把加快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以发展为导向, 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

尽管从总体上看,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对经济发展干预较多, 但是第一, 这种政府干预不是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 也没有不加节制地滥用行政手段去替代市场机制的功能; 政府干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发育的不足和市场机制的缺陷, 有重点地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二,这种政府干预主要不是命令式的, 而是诱导性的; 不是任意的, 而是务实的; 不是僵死的, 而是灵活的; 不是排斥私营企业等民间部门的作用, 而是促进和协调民间部门的经济活动来增进市场效率。

在笔者看来,国家推动发展论和亲市场论并没有将政府与市场看作是资源配置的相互替代机制, 差别在于前者着重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作用, 后者则认为政府干预应严格限于弥补市场的不足,集中精力于市场力所不及的工作。

而政府干预必然要对市场主体发生影响, 对私营企业等民间部门发挥协调功能,这便是市场增进论所强调的。

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远比西方发达国家为多的、有时是强有力的、在某些方面是有意扭曲价格的政府干预不仅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 反而成为促进经济起飞和取得宏观经济稳定、有效配置资源和技术快速追赶的重要条件? 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索。

除了前面所说的政府干预的特点外,我认为,下面三点原因可能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首先, 现代化后起国家和地区面临着艰巨的“追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