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月闲来无事，利用晚上和假期的时间看完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在和君咨询公司推荐书目中有这两本书，还有两本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也要再今年元旦之前看完。
读这些哲学史类的书籍主要是让咨询师对于中外的整个思想体系有个系统的了解。
我自认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文化和历史了解还算深刻，这源于自己成长的环境和家庭。
由于妈妈是教师的缘故，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背诵唐诗三百首首，中学阶段是在爷爷奶奶哪里度过的，虽然当时课业很繁重但是我还是抽空看完了爷爷那里的藏书如《上下五千年》《古文观止》等，当然还有很多描述中共历史的书，因为爷爷是我们县的老干部、老党员。
在高中阶段遇到了一名老师她是师范大学刚刚毕业就带我们班的，两年当中给我们推荐了很多优秀的文学读物。
加上我们那一届开始使用了新的语文教材，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加强了古文的学习，有一半的量。
像很多毛泽东的诗、屈原的《离骚》、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还有很多著名诗词都在那个阶段深入学习理解的。
到了大学之后，由于是经济管理系，所以我们并没有开设大学语文的课程，但是我经常去听一些中文系的讲座，也经常去图书馆借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读，所以也并不曾落下。
相反，还认识了几个汉语言文学系的校友，和他们一起交流使自己的文学视野开拓了不少。
毕业之后，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哪里的图书大厦总是被我经常光顾，不过以前看书的时候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兴趣，直到看到王明夫先生为和君咨询师列出的书单，总算是找到了一个优秀咨询师要完成的知识体系积累所必须的书目了。
这里并不是自卖自夸的一番言论，而是要告诉大家读哲学史的难度。
平常在读其他书的时候如果并不难懂可以一天一本，像普通的文学类、管理类书籍最少也可以一天一百页，但是这次读哲学史每天就读一章，大概二十到三十页的样子。
这是因为读它的每一章都是中国一家或者一派的思想精华之总结，其中必然穿插着很多大师的言论，加上又是古文的版本，所以这种书读起来令人非常头痛。
但是读完之后，细细回想，真不愧是大师的作品。
每一章都用最简洁的话语，论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哲学思想。
冯友兰先生把中国的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个时代，其中子学时代是从孔子至淮南子，这段时期大概是中国春秋战国到西汉这段时间；另外一个叫经学时代，是从董仲舒到康有为的时代，有两千多年的时间。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在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当中便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直到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和电视剧当中看到的有很多还是儒家思想的反应。
比如今年热播的几部电视剧《家的N次方》《裸婚时代》及最近的《新还珠格格》，中国人对家的观念，对于婚姻的理解都是来源于儒家思想，满族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清入关以来还是以儒家思想来统治天下。
像中国古代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其实都是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
感觉自己目前的水平还不足于评论这部大师的书籍，所以就此搁笔。
想想这种大师的书应该是无数人拜读过，在网上发现了这篇名叫淡泊之訫的网友写的读书感悟感觉写得还不错，转载过来以学习之。
本来向想写一下，发现只能写一些皮毛，这种表面功夫的文章写了并没有多大意义。
转载之文的作者应该是哲学或者文学专业科班出身，要么就是年长的一位朋友，他的认知要比我们这些初读者深刻许多。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抽空看看这本书和下面这篇文章，不过可能会头痛，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
其运用材料之广、考证之详、分析之精，向为称道。
此书初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著名学者陈寅恪。
金岳霖对之都有很高的评价。
作为该书上、下卷的审查人，陈寅恪认为此书为清华丛书中的一个“美备的著作”，誉之为“实今年吾国思想史之有数著作”。
主要理由如下：一，此书对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客观地整理了中国哲学史；二，作者冯友兰“有史学之通识，纵贯之眼光”，发现了真、伪材料的各自价值；三，该书下卷“取西洋哲学之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成系统而多见”；四，全书取材谨严、精审，持论精（正）确。
（1）该书的另一主要审查人金岳霖，有其自己的哲学史观，主张“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是成见”。
他认为哲学既离不开成见，若再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成见，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其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
以此哲学史观为指导，金岳霖指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确是一本哲学史而不是一种主义的宣传”。
冯友兰的态度是“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但他没有以一种哲学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
（2）并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作了比较，认为“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适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3）因胡著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金先生的态度。
粗略翻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印象最深的是先生采取的“释古”、“同情”的态度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
冯友兰认为清末以来的史学家研究史学的态度共有三种：信古、疑古、释古。
这又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之一例证。
“黑格尔谓历史进化经常经“正”、“反”、“合”三阶段。
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正”也；近人指出前人说法多为“查无实据”，此“反”也；若谓前人说法虽多为“查无实据”，要亦多“事出有因”；此“合”也。
”（4）他将信古理解为“正”，疑古理解为“反”，释古理解为“合”。
信古即认为凡古书所说的都是真的，对之应信之无疑。
疑古则相反，它推翻了信古对古书的信念，以为古书所记载的，大多是不可信的。
信古迷信权威，疑古抹杀一切。
而释古既不像信古尽信古书，也不像疑古全然推翻古典文献。
认为古典文献虽然不可全信，然而人们可以凭借它来了解古代社会的一部分真相。
冯友兰基于对信古合疑古两种治史态度的反思、批判，采取了释古的态度，并且试图对信古和疑古作一辩证的综合。
按照他的理解，“释古便是这两种态度的折衷，这种史比较有科学精神的。
”（5）他也明确地表示，他在写作过程中采取的史“释古的态度”。
这种释古的态度“用一种批判的态度，向可疑与可信的各方面探讨，兼有疑古和信古的两种精神”（6）“故吾之正统派的观点，乃黑格尔所说之“合”，而非其所说之“正”也。
”（7）这种态度，既批判了信古派迷信古书的教条陋习，又纠正了疑古派无据而疑的怀疑主义倾向，也正是这一点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与“释古的态度”相一致，“同情的了解”也是冯友兰在梳理中国哲学史时所采取的基本心态。
在他看来，“同情的了解”即指“一个好的哲学史家，在讲那一家哲学的时候，就要站在这一家的立场，把它底思想用同情的态度重想一遍，然后不增不减地加以叙述。
”（8）他认为“同情的了解”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治学心态。
这种心态要求哲学史家站在古代哲人的立场上，通过思考发现古人在想什么、说什么，侧重把握其思想的理论性和逻辑性，看其是否有所见，是否能自圆其说。
如古人确有所见，确有一贯的系统，就是对哲学有贡献。
陈寅恪在冯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故而，在他看来，“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
”（9）基于释古的态度和同情的态度，冯友兰在写作《中国哲学史》时运用了多样、系统的研究方法。
如注重史料的搜集和审查；注意围绕思想家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叙述条理性强，极为清晰。
而于诸多方法中，他比较重视宋学的方法与阐明的方法。
冯友兰认为，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有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之分。
汉学的方法主要时解释文字，注重考证和训诂；宋学的方法正好相反，不注重文字的考证、训诂，而注重对文字所表示的义理的了解和体会。
在哲学史研究中，宋学的方法优于汉学的方法。
这是因为从研究哲学史的角度看，如果只懂得以前哲学家的著作的语言文字而不能了解、体会其义理，那就不能写出符合哲学史本来面目的哲学史。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既重文字和考证训诂，又特别重视对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义理的了解和体会。
他说：“吾非历史学家，此哲学史对于‘哲学’方面较为注重。
”（10）正因为如此，此书才成为一部逼近哲学家的思想，发掘中国哲学本质的名著。
比较而言，冯友兰认为胡适则是用汉学的方法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
因而该书既有汉学的长处又有汉学的短处。
长处是对于文字的考证、训诂比较详细，短处在于处理文字所表示的义理方面，胡著对之的了解、体会比较肤浅，没有得到古人的真谛。
事实上，胡著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较多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了解不够，体会不深，讲得不透不细。
另外冯友兰在写作《中国哲学史》时还比较多地运用了阐明的方法。
他认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近50年间中国学术界对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相合关系的理解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戊戌变法时期，以旧文化理解、评论新文化，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谭嗣同；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新文化批判、理解旧文化，致力于找出东西文化的不同点，其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胡适；三，当今（指20世纪30年代），此时期致力于寻求中西文化的共同点，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
他说：“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东西文化的相互阐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