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
摘要：犯罪构成理论被学者们誉为刑法学王冠上的宝石。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其问题也日益彰显出来。

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进行一些局部的调适和修正。

关键词：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缺陷合理出路
一、三大代表性的犯罪构成体系
（一）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
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普遍认为，犯罪成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

具体如下：
1.构成要件符合性
即犯罪首先必须是符合刑法典各本条及其他刑罚法规规定的某
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这是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

2.违法性
即犯罪应当具备违法性。

由于构成要件是反社会的侵害行为的类型化，故在通常情况下，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具有违法性。

但是，一些违法性组却事由虽然也符合构成要件，实质上却不违反法秩序，因而不成立犯罪。

3.有责性
犯罪的成立除了要求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之外，还要求行为人具有责任，即能够就符合构成要件的违反行为对行为人加以非难。

（二）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
前苏联社会主义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理论诞生较晚，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1938年出版的《刑法总则》教科书，全面地论述了犯罪构成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这四个要件，并强调指出：“为了要认定有责任能力的人应对其犯罪行为负担刑事责任，仅仅查明犯罪行为由该人实施是不够的，还需查明该人实施这种犯罪时有无罪过。

”这里实际上已经明确提出犯罪必须是主客观因素的统一的观点。

1946年特拉伊宁教授的《苏维埃刑法上的犯罪构成》一书出版，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犯罪构成的概念、意义和犯罪构成理论的体系结构。

（三）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移植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老一代刑法学者即通过翻译、介绍等方式引入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并开始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

1957年以后，由于法律虚无主义的泛滥，犯罪构成理论成为法学中的“禁区”。

随着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的颁布，犯罪构成重新开始成为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我国的犯罪构成模式被公认为是“平面耦合式”的。

笔者认为，这种“平面耦合式”的犯罪构成模式实际上就是采用了“两个分割法”：首先是把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分割为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方面的要件和犯罪客体要件。

然后把待评价行为也相应地分割为这四个方面。

最后，一一对号入座：如果待评价行为同时符合这四个
方面的法定构成要件，犯罪就成立；如果待评价行为的一个或几个方面与法定的构成要件不符，犯罪则不成立。

二、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的理论缺陷分析
虽然四要件是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体系，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是完美无缺的。

笔者认为，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也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将犯罪客体作为构成要件并不合适
1.犯罪客体实际上保护客体，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外国刑法将法益视为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没有任何人认为刑法保护的法益本身是构成要件的内容。

2.犯罪客体本身是被侵犯的法益，但要确定某种行为是否侵犯了法益以及侵犯了什么法益，并不是由犯罪客体本身来解决。

从法律上说，要通过客观构成要件反映出来；从现实上说，要通过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事实反映出来。

将犯罪客体作为要件可能只是其单纯的评价作用，但将一个没有要素的要件交由法官评价，会有损犯罪构成的罪刑法定主义机能；如果认为犯罪客体是事实要素，则与客观构成要件相重复。

3.主张犯罪客体不是要件，并不会给犯罪定性带来困难。

如上所诉，一个犯罪行为侵犯了什么法益，是由客观构成要件以及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事实决定的。

同样，区分此罪与彼罪，关键在于分析犯罪主客观方面的特征。

如果离开主客观方面的特征，仅仅凭借犯罪客体认定犯罪性质，这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4.犯罪客体与犯罪构成的其他要件并不处于同一个层次，犯罪客体是被反映、被说明的对象，而客观构成要件说明行为侵犯的是何种法益以及侵犯程度。

不仅如此，法益实际上对确定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具有决定性意义，将法益作为犯罪概念的内容而不作为构成要件，有利于犯罪本质为指导来解释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

5.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关于犯罪客体是构成要件的观点来自于前
苏联。

但是，其一，前苏联刑法学者也有人（如布拉依宁）反对这种观点。

其二，前苏联刑法理论之所以认为犯罪客体是构成要件，是因为“每一个犯罪行为，无论它表现为作为或不作为，永远是侵犯一定的客体的行为。

不侵犯任何东西的犯罪行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任何犯罪都侵犯法益，并不等于法益本身是构成要件。

其三，特拉伊宁本人在论述犯罪构成因素时，分别论述了“表明犯罪客体的构成因素”、“表明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因素”、“表明犯罪主体的构成因素”、“表明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因素”，他虽然论述了各种表明客观方面、主体与主观方面的因素，但他的确没有论述哪些因素是表明犯罪客体的构成因素，只是说明了犯罪客体的含义与作用。

这正好说明，表明犯罪客体的因素来自其他构成要件，而不是其自身。

其四，前苏联刑法理论将犯罪客体纳入犯罪构成之中后，使犯罪构成要件丧失了实质意义而成为单纯的形式要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也被当作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

为了使这种犯罪构成之外以其没有社会危害性为由否认其犯罪性，于是，犯罪构成丧失了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的机能。

（二）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在认识观上和犯罪成立的方法论上存在结构安排的弊病
1.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在认识观上缺乏对国家刑罚权的抑制和对公民权利保障的伸张，使犯罪构成体系被入罪机能所支配，造成对民众权利应有关怀的出罪机能的缺失。

众所周知，作为国家最严厉强制手段的刑罚既能打击犯罪，也可能危害无辜，因此作为双刃剑的它一直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各项民主措施及法律制度所束缚。

如果说，罪刑法定原则是从静态的角度厘定刑罚权的范围，约束着刑罚权的适用，使刑法成为犯罪之大宪章的话，那么犯罪构成体系中入罪机制与出罪机制的交织、互动就是从动态角度对国家刑罚权的发动进行全面跟踪、动态监督、反向制约，尽可能保证刑罚权适用的准确性和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性。

反观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则正缺少了这种动用刑罚权时应有的慎重及对合法权益的关注，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刑法中权利保障、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

2.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在判断犯罪成立的方法论上存在结构安排的弊病。

具体又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国犯罪成立体系的实际上就是犯罪构成的解决体系。

因此，这一体系与犯罪概念完全脱节。

在我国，犯罪成立问题实际上都由而且也只能由犯罪构成承担，因此，犯罪概念实际上是游离于犯罪成立体系之外，犯罪概念中的刑事违法性特征也因得不到相应的具体机制的支撑而无法承担起认定犯罪成立的功能。

最终，在刑法的实际操作中，犯罪
概念事实上仅仅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抽象符号被束之高阁，或干脆根本不作考虑，或者如笔者所言，只算作一宣言性概念。

具有为犯罪下定义这一特殊功能的犯罪概念却被排斥在犯罪成立体系之外，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犯罪成立体系逻辑上的一大缺陷。

3.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以及意外事件等犯罪成立阻却事由都被排斥于犯罪构成体系以外。

以上三种事由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中都能找到立足之处，前者的违法性与有责性，后者的合法抗辩都包容了上述事由。

而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里却无法为这三种阻却犯罪事由提供栖息之处，这显然影响了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结构完整性。

4.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四要件中，客体要件无存在必要。

在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里，刑法中的客体就是指行为指向的人或物，即法益，而不是某种社会关系。

我国将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也作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容易使犯罪成立条件虚置化，并不利于犯罪成立的判断。

况且，在刑法中把犯罪客体解释为社会关系，与哲学中的概念相矛盾。

哲学中的客体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是主体认识和活动的对象。

因此，客体和对象并无区别。

唯独我国刑法学把客体解释为犯罪后面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违反了哲学的一般原理。

三、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出路
笔者既不赞成全盘引进外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也不赞同依照国外的犯罪构成模式对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推倒重建。

笔者认为应当对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体系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将犯罪客体从犯罪构成中排除
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中，犯罪客体没有存在的必要。

理由如下：1.犯罪客体并非判断犯罪的要件，而是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