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散文的感伤情调姓名：李娅辉考号：011109100419考区：思茅区指导老师：叶向东论文定稿时间：2011年10月23日论郁达夫散文的感伤情调摘要:本文从各方面综合论述了郁达夫散文的感伤情调.探究了其感伤情调产生的社会、家庭、自我各方面的原因；并对郁达夫散文感伤情调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是颓废，一是憎恨。
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最后，从郁达夫散文感伤情调的意义上做了论述。
整篇文章从原因、表现形式以及意义上做了具体的论述。
关键词：五四时期；郁达夫；感伤情调；意义郁达夫散文感伤情调的原因五四”时期，“感伤”情调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标记和心理氛围，普遍地弥漫在文坛各流派和社团的作家作品中。
由于“感伤”更多地是与一种浪漫的诗性联系在一起，因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发起成立的创造社成为“五四”文坛的浪漫主义文学阵营，亦最为彰显的感情标记。
“五四”1时期是中国处于一个社会大变动的岁月，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特别是觉醒中的知识分子，在心理、精神和感情上，都可以说是经历了非同一般的浮沉。
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觉醒了的一代知识分子曾经怀着满腔热烈的情感、美好的向往，冲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去寻求改造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的理想与道德，但随着“五四”落潮之后又很快地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之中。
而随着社会的大变动，大批知识分子背井离乡，从农村涌入城市，或出国留洋，国难家愁郁积于心，诸多原因造就了20世纪初期一大批孤苦的魂灵，于是苦闷、孤独、迷惘、彷徨就成了普遍的“时代病”。
而郁达夫作为“五四”时期浪漫抒情派小说的代表，也许是其在小说中所取得的夺目成就，使人们忽略了他在其它方面的艺术才华。
其实除去他那些曾经激励过一代“五四”青年的小说创作如《春风沉醉的晚上》、《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之外，同时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从事散文创作的时间比他的小说创作时间还要长。
在那个岁月，散文作为一种最自然的抒情达意的文体，备受青睐，不少文人在散文中找到了感伤情绪的最佳载体，郁达夫便是其中之一。
因其早年生活的不幸，加上社会的黑暗，使郁达夫散文具有着浓厚的感伤情调和强烈的抒情色彩，表现的情感也偏重于个人的孤独苦闷。
于是郁达夫便以他忧郁、凄切的笔调，从各个方面营造出充满悲剧美感的忧郁伤感的境界。
他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的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注1）他常常在其散文中将自己孤独、感伤、苦闷，甚或种种颓废情绪，直接明了地告诉读者，在那个充满了贫弱、孤独、苦闷的时代，发出了对龌龊的现代文明和官僚社会的切齿诅咒。
郁达夫就是这样一位将悲观、忧郁、感伤视为艺术美的人，他在《茑萝集·自序》中说：“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两字”。
（注2）所以在郁达夫的散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他的经历、思想、感情，看到他毫不掩饰的痛苦、忧伤和愤懑，真实地展现了他的灵魂深处，而这也正是郁达夫的散文之所以震憾人心灵的魅力所在，也是郁达夫散文的真正价值所在。
郁达夫生于1896年，当时“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谛订条约。
东方的睡狮，受了1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已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不容易有点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设施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怖狂，是神经质的。
”(注3)可见，郁达夫一出生就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弱国子民的心理从他一出生就有了，他仿佛是个天生的忧伤者。
当郁达夫长到三岁的时候，父亲又因病而死，两个比他大的哥哥也去了离家很远的地方读书去了，姐姐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妇，母亲挑起了维持贫困家庭的重担，经常奔波于外面，家里只剩下他和“扁着嘴念经”的祖母，可见他从小就生活在孤独里，偶尔，他们受亲戚邻居的欺凌，郁达夫自小天分极高，但贫困的家庭和现实的污 ,把他夹在中间,夹碎了他的理想,夹碎了他的正常思维。
贫和富，在任何地方都泾渭分明，由于家中的贫困，郁达夫虽然天赋极高，但在学校里也只能与贫困学生为伍，无形中与富者形成了隔膜，这畸形的年代，寂寞的生活，和世态的炎凉，郁达夫从小就深深体验到了。
十四岁的时候，郁达夫远走他乡求学，对一个小孩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离开亲人离开家乡，尤其对于像郁达夫这样一个因孤独而产生忧郁的人来说更是这样。
随着他这种远离家乡的忧伤和对富有者卖弄风骚的反感，使他对“装腔作怪，卖弄富有显示出更加的恶感和敌意，与他们筑起一道墙壁，日日愈筑愈高，使自己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
(注4)这一切使天赋极高的郁达夫感到极大的自卑和伤感，促使他过早的形成了孤僻、内向、多愁善感和愤世嫉俗的性格。
因此他有时自高，有时又自卑的不定型性格。
自高了不顾一切，自卑了又感到十分伤感，所以他以感情支配一切，做文章亦是这样，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的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之火便掩盖了一切，什么对现实、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他全都不在话下了。
由于他这种性格所决定，他在自我暴露这一方面表现的相当勇敢，他说：“我相信暴露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暴露这个社会中某一阶段的生活。
”(注5)，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宗旨，以自叙传的形式，采用感伤的情调，喊出了自己也喊出了当时青年人的苦闷，孤独。
震撼了一向寂寞无声的中国。
正是由于郁达夫的作品具有如此强大的作用，因此，必然会使那些灵魂发黑的旧制度的代表和帮凶们的震惊，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扑灭这会燃起人们反抗火焰的微微火苗。
他们讥讽、嘲骂，骂他人是“侮淫”，作品是“不道德的文学”；甚至侮蔑他“就如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
”面对这些，郁达夫又表现得非常脆弱，只能感到更加的孤独、痛苦和伤感，所以他说：“世人骂我意志薄弱，我也肯承认的，骂我无耻，骂我发牢骚，都不要紧，我只求世人不说我对自家的思想取虚伪的态度就对了，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
”(注6)他几乎用了乞求的语气，让人理解他，可丑恶的社会谁能了解他呢？他只能在伤心中继续唱他的悲歌——一代青年人的悲歌。
“中间生活愈苦，文章也作的愈多。
”就是在这样的痛苦中，他的作品日渐增多，且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把自己的伤感给了别给了社会，赢得了别人，也赢得了社会。
郁达夫从小就受到了社会的“虐待”，可他仍没有失望，他勤奋的读书作诗，十九岁的时候，随大哥东渡日本求学。
郁达夫的出国志向是远大的，目标是向上的，他是为了国家，为了民众出过求学的，可到了日本，他的这种志向目标几乎被现实的铁锤砸得粉碎。
在日本，他看到了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笑里藏刀”，听到了大和民族粗鲁的语言“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干什么？”这种由国际地位的不平等进而演化出的民族的不平等，使其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
强烈的爱国主义与弱国子民所手的屈辱，形成巨大的矛盾，使郁达夫更加感到独处异乡的孤独和悲伤。
他心中只有伤感。
“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呢？还有些什么呢？”(注7) 1922年七月，郁达夫结束了在日本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活，从神户乘船回国，散文《归航》记叙的就是他这次回国时在船上的情景和感受。
文中从头到脚细腻入微地描摹一个富有肉感的少女，正是郁达夫所擅长的，然而如果仅仅有肉感的描写而没有淋漓尽致的刻画出“我”的心理状态来，作品就会流于浮艳了整篇散文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力量和个性色彩。
所以作者又着重描写了“我”的“愤恨与悲哀”的情怀，尤其是“中国可亡，但是中国的女子是不可被他们外国人强奸去的”（注8）这句带有总括性的话，更是充分表现出“我”的思想情绪。
郁达夫曾在文章中写到：我在那无情的岛国上，受了几十年的苦，若回到故国之后，仍不得不受社会的虐待，教我如何是好呢！日本的少女轻侮我，欺骗我时，我还可以说“我是为人在客”，若故国的少女，也同日本妇人一样的欺侮我的时候，我更有什么话说呢！你看那euroa-sina不是已在哪里欺侮我了么？她不是已经不承认我的存在了么？唉，唉，唉，唉，我错了，我错了。
我是不该回国来的。
一样的被人虐待，与其收故国同胞的欺侮，倒不如受他国人的欺侮更好自家宽慰些。
当日本的岛国在视线中慢慢远去时，他在心里叫说着：“日本呀日本，我去了。
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了。
但是，但是我受到了故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自杀的时候，最后浮上我脑海里来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喱!Ave Japan！我的前途正黑暗得很呀！”（注9）归国后，为了生计问题，他一方面主持创造社工作，一方面奔波于各地教书，他先后在安庆、北大、武昌师大等地执教，并投入广州革命，然而“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郁达夫“在那里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
（注10）因而愤而辞职。
因为他在这里看到的是丑恶、是黑暗、是卑鄙、是肮脏、―――对于这些，生性耿直的他怎能容忍呢？在国外他遭受异民族的歧视，毕业回国找职业却又处处碰壁。
这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生活遭遇给他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创伤，但他又并不是一个良心泯灭，玩世不恭的人，相反，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只能是富有才智却又报国无门；反抗现实，但找不到正确的道路；同情受苦人，但又无能为力；不满于自己的沉沦，但又缺乏自拔的精神力量。
这样的社会，这样的遭遇，怎能令郁达夫不伤感呢？所以他悲痛到自己“永远地踏入一个并无铁窗”的“囚牢”，他也只能用这些伤感的调子，唱这有血有泪的生活了。
郁达夫散文感伤情调的表现形式在郁达夫散文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颓废，一是憎恨。
郁达夫散文中的感伤而颓废基调的形成，主要是吸收了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多余者”形象，使他从中找到了自己以及一代青年人的影子：他们是一群对社会现实不满，但又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无力改变现实，又无法走向人民大众；有反抗意识，却又无反抗行动的人。
他们为了排解愁绪，只好发发牢骚、泄泄私愤、漫步街头、独坐空室、自暴自弃，颓废堕落。
郁达夫于1924年春所作的散文《零余者的觉醒》（后收入《寒灰集》时改为《零余者》），文章中描写了一个残冬的黄昏，“将收敛光辉”的“日影”“在那里伴人的孤独”，北京古城外一派“伤惨的寒意”，“凋丧零乱”的野景使人感到了“一种日暮的悲哀”。
一个“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人，哀叹着“人生实在不知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处呢？我对于家庭有什么用处呢？”他觉得自己饱受压迫，又无法报复，变成了一个“对于家庭还是一个完全无用之人”，成了一个“对于社会人世完全没有用的零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