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鲁克是我们这个商业文明时代的道德学家和管理哲学家。
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既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在基础又是对现代管理理论的超越,并以其本体论、实在论和存在主义思想为世人所称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哲学的“德鲁克特色”将会显现得更加清晰,而且这种特色将长期保持下去。
人们会越来越清楚,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管理哲学,也是对这个时代的诊断与判决。
关键词:德鲁克;管理哲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转向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Ο4950(2007)06Ο0058Ο08一、德鲁克的存在主义哲学观事实上,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思想有着较强烈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①色彩,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
德鲁克存在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宣称经理人或管理者是管理学的根本,“管理就是人”、“管理是有关人的艺术”、“组织及其管理的存在先于本质”,是德鲁克管理学的最基本命题。
这里德鲁克所说的“存在”是指没有任何本质的、纯粹的主观性,经理人或知识员工就是这样的存在;先有纯粹的主观性(即人)存在,然后才说明自身,即由它自由选择和创造自己的本质;这种自由(选择的自由)是绝对的;因此,人是绝对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存在”是不断的超越。
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集中地表明了人的存在是主观性的,人是自为的,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意志去设计自己、决定自己。
主观性的意义在于:自己选择,自己造就。
这又意味着人的存在是自由或“人就是自由”。
与存在主义哲学宣扬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人“无家可归”(homeless),人的本质充满畏惧、寂寞、痛苦等观点不同,德鲁克采取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应当怎样把人类精神层次的东西与商业结合在一起:“人们对死亡产生的后果进行系统的整理,借以规避死亡。
人寿保险恐怕是19世纪形而上学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了。
人寿保险推广‘分散风险’的观念,很明显地传达了业者的企图:希望人类视死亡为人生里程中的一个事件,而非终结。
”德鲁克宣扬人的生命与死亡都有意义,死亡是人现实的本质特征,人要懂得为死而活。
对德鲁克自己而言,只有文字才能够再现被夺去的生命与流逝的时间,并使它们永存;对于生命的意义,文字能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表达,并将其凝结升华为结晶。
德鲁克常说:“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
”正因为如此,德鲁克的作品得以超越通俗意义上的是非褒贬,最终超越自我,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人性,得以升华至非凡。
在德鲁克看来,在管理学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又使人们受到机械的控制和管理,人被平均化、整体化,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创造性被泯灭,“被异化了”成为人们的共同感觉。
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进步和人生观来说明和解释,失去了生存的精神支柱而感到空虚和惶惑不安的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生存的目的和意义。
据德鲁克回忆,他对存在主义的认识始于1919年。
那年,他在一家健身房结识了普福利格勒神父(FatherPfliegler),于是便开始认识宗教。
普福利格勒神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存在主义问题,即你希望人们记住你的什么。
“我一直拿这个问题来问自己,这是一个能使你不断更新自己的问题———因为它促使你把自己看作一个不同的人,看作你能成为的那种人。
”[1]后来,德鲁克接受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在他德国汉堡一家专门出口五金产品到印度的贸易公司做实习生时。
那时无意间阅读了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廓尔②所写的《恐惧与颤栗》(FearandTrem2bling)[2]。
在这本书中,克尔凯廓尔借圣经中的故事,论述了信仰和牺牲的观念。
德鲁克回忆道,“我立刻就知道,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
”作为存在主义先驱的克尔凯廓尔反对黑格尔的泛理论,认为真理即主观性,哲学应以上帝为依归,研究的是个人存在。
德鲁克认为,克尔凯廓尔所关心的是一个19世纪人们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个人存在何以可能?(Howishumanexistencepossible?)然而,这个问题到了20世纪已经变成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社会何以可能?(Howissocietypossible?)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Durkheim,1893)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为什么个人越变得自主,就会越依赖社会”,“为什么个人在不断膨胀的同时,与社会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等问题,[3]这是一些介于个人与社会、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两难问题。
德国社会学家盖奥尔格・齐美尔(Sim2mel,1910)更是以“社会何以可能?”作为论文题目,探讨了这个问题。
齐美尔认为,由于人是社会人,所以我们不能再用康德的那套方法,让理性人脱离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处在那个社会之外来为社会建立秩序。
人只能投入到这个社会,去理解这个社会。
但是,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世界是通过一群理性人的交往建构起来的”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方式的解答。
[4]几年之后,德鲁克撰写了一篇哲学论文,题目是《论不流行的克尔凯廓尔》(TheUnfashionableKi2erkegaard)。
后来,德鲁克回忆道:“除了论述克尔凯廓尔的那4篇论文之外,我所有的著述都是在关心这个世界。
”德鲁克在这篇论文中指出,克尔凯廓尔的同时代人实际受他的影响并不大,但克尔凯廓尔对20世纪的影响却极为深远。
克尔凯廓尔是一个信奉宗教的哲学家,也是致力于对宗教进行哲学复述的思想家,他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构。
在德鲁克看来,20世纪初期的流行答案强调了社会存在,而忽视了个体存在。
克尔凯廓尔认为,人只能存在于个体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对其成员的要求所产生的,并最终逼人至近乎疯狂的紧张之中。
德鲁克尝试的答案是: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需要借助于组织这个器官和管理来协调,以减轻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张力,从而抑制社会动荡的产生根源。
[5]可以这样说,《论不流行的克尔凯廓尔》是德鲁克惟一一篇哲学论文,也是他自认为最满意的一篇论文。
德鲁克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对他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例如,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严重的劳资矛盾或阶级矛盾是所有其他人都看到的“事实”。
在泰罗主义者看来,推行科学管理的目标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把“经济大饼”做大才能够解决劳资矛盾。
但在德鲁克看来,应当超越事情的表象,看到矛盾的本质:劳资矛盾就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矛盾,是个人与社会矛盾在工业社会的新表现。
因而,德鲁克宣称,公司可以创造属于它们自己的强大世界,而且有其不凡的使命,这就是通过公司这个“连接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的桥梁”能够由垄断资本主义自发地演变为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
自由企业社会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政治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运用政治、经济手段使自由企业体系正常运转”,而且在于“公民首先必须被企业雇用,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大型企业必须实现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让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到体现。
”[6]德鲁克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的实践与现实存在比什么都重要。
在这方面,德鲁克的存在主义表现出本体论认识论的特点。
在德鲁克看来,如果管理实践者在看“管理理论”时有什么心得,大可不必因担心理解出现偏差、有所片面而羞于说话和羞于实践。
其实,管理学家对管理实践者的看法的关心程度,绝不亚于管理实践者对管理学家的看法的关心程度。
原因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管理实践者的理解,管理学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德鲁克(1982)说:“我从来不关注未来的事情。
我不相信未来。
我向窗外看,是要关注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那些已经发生过但还没来得及产生后果的事情,还没有被大家感知和认识的事情。
”“未来的大趋势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3】德鲁克似乎有意让我们去认知时代、历史层面的管理,他(1982)在《巨变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指出:“帮助今天的管理者在不同以往的明天到来前做好准备,实际上也是让这样的明天成为属于他们的未来。
”[7]克尔凯廓尔认为,在历史问题上,我们只能获得相对的确定性[8];而德鲁克认为,在对组织及其管理的认识上,人们只能获得相对真理。
他的这种思想在他晚年的著述中反映得尤为明显。
德鲁克(1982)指出:“世界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革,50年前管理领域默认的假设、规律和惯例遭到了质疑和挑战,经理人必须思考和利用已经发生的变革。
”[7]德鲁克对社会动荡的破坏性高度警惕,他认为虽然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但变革的方式却是可以选择的。
变革可能是暴风骤雨般的,也可以连续、和平的方式进行,究竟以何种形式释放变革的巨大能量,这取决于一个社会对创新的态度和创新的能力。
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不断的创新之中,那么它就能够维持稳定和繁荣。
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变革的巨大能量就会积累起来,有朝一日爆发为剧烈的动荡。
德鲁克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对管理学方法论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把管理学解释学从方法论、认识论的领域转移到了本体论的领域,建立了一种本体论解释学,即“此在解释学”。
所谓的“此在解释学”认为,传统的管理学方法论忽视了人类生命的意义,缺乏本体论。
德鲁克所说的存在有两种:一是固定物,即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二是此在(人)。
此在与存在为理解关系,此在的现象学即解释学,解释即人的存在方式,此在通过询问和理解使存在生成意义。
其次,通过实践性管理思想把解释学与现象学联系起来,建立了一种现象学解释学。
这种现象学解释学排斥中介因素,把直接的把握或这个意义上的直观看作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和检验一切知识的最终标准;这种现象学解释学在经验性事实的基础上,要求通过直观来对本质进行洞察,即对本质因素以及本质因素之间的本质关系的把握。
二、克尔凯廓尔对德鲁克人生观的影响克尔凯廓尔对德鲁克人生观最大的影响是他的“主体真理论”。
克尔凯廓尔将真理分为“客观真理”和“主体真理”两类,这两类真理各自适合自己的领域,各具自己的意义。
“客观真理”见诸自然科学、历史、数学等学科的研究。
至于其他学科领域,只要它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精确地认识和理解某个客体,在其中也可见到客观真理。
正如“客观真理”这个概念的字面意思所表明的那样,它的重点是在被认知的对象上,而主体对认知活动的干涉,须尽量降到最低限度。
克尔凯廓尔(1941:178)认为:“当真理问题以过程方式提出时,反思(reflection)就客观地指向真理,真理被当成与认知者相联系的客观对象。
反思的重点不在于认知者与真理的关系,而在于与认知者相联系的是不是真理。
只有与认知者相联系的是真理,主观才可算处于真理之中。
”[8]德鲁克在他的研究中多次言明他并不想否定“客观真理论”对于自然科学领域的适用性,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像克尔凯廓尔声称的那样,一直强调尊重“科学边界的神圣安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