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药方》的医学哲学思想《回回药方》的医学哲学思想一、医学哲学体系哲学体系决定着医学的指导思想之本质。
伊斯兰医学的哲学体系受到了古代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
它接受了希腊的"地、火、水、风"唯物主义"四素说"。
"地、火、水、风"或"地、火、水、气"被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前430年)认为是四大自然要素。
这四种元素以不同的数量比例混合起来则形成各种性质的物体。
比如，他认为，"肌肉的形成是由于四种元素等量部分的混合。
精神由火;"骨头是由两份水、两份土和四份火混合而成。
"伊和土与双倍的水结合而成"本?西拿所著《医典》继承了"四素说"之理论，其中写道，各种物体是由四种自然物质所构成，其中两种是轻的，两种是重的，两种轻的是火和空气，两种重的是水和地。
可见，阿拉伯医书是坚持古希腊的"四素说"的。
到了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手里，"四素说"又衍生出"血，黏液，黄胆汁，黑胆汁"的"四体液"说。
这种"四体液"说，反传回印度，使印度原有的"三体液"说也改变成"四体液"说，成了"四大"学说。
伊本?西拿所著《医典》继承的乃是希腊的"四体液"说，其表达也与印度的不同。
比如，希腊、阿拉伯的"四素"，其中每种要素为一种体液。
水，主黏液(痰、脓类);风，主血液;火，主黄胆汁;地(土)，主黑胆汁。
而印度哲学则不然。
《金利奥义书》言:"溺津，血精，汗…水之一分也。
"我国明代的《普济方》所言佛家"四大奥论"中云:"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属乎水。
"显然，水主一切体液。
此外，希腊、阿拉伯医学的哲学与印度哲学又有不同。
希波克拉底又提出了"四禀性"(或言"四气质")说，即冷、热、干、湿四性。
他认为"四素"的不同种类的配合，乃是生成四体液的基础，每种"禀性"又是四体液在人体中分布多寡的表征。
换言之，每个人的禀性、气质受体液多少的制约。
这种"四素"、"四体液"、"四性"的哲学系统乃是从古希腊那里接收过来的。
《医典》讲，四性为热、冷、润、燥，其中相反的性质不能共处于同一事物中，也就是说，有冷就无热，有燥则无润。
冷，只能与润或燥同在一物之中。
这是伊斯兰医学与非伊斯兰医学问的主要区别。
阿拉伯一伊斯兰医药学著作，承袭了古希腊的理论，将四禀性按其微显的不同程度大致分作四个等级。
第一等是最轻微的，第四等是最显著的。
比如，《医典》卷二"生药志"在论及海狗。
肾(《本草纲目》呼作"腽肭脐")的药性时言:"它是海兽的睾丸…它的热在第三等之末，至第四等。
它的燥在第二等。
"《回回药方》也是用这种"四禀性"说来规定药的属性的。
其卷之十二有言:"腽肭脐，禀性第三等类至第四等上热。
第二等上燥。
"这段文字与《医典》所述如出一辙。
另外，在描述病因时，除冷、热、燥、润之状外，尚有冷湿、冷燥、热湿、热燥诸状态。
《回回药方》卷之十二言:"此病干热，多因冷湿。
净冷多在一处，不在浑身。
治者易也。
"再有:"马竹尼海撒而方能治暗风，左瘫右痪症候。
又冷根源，心跳症候。
日久发热，胃经疼，气窄，因润盛或饱满发噎，用之皆得济。
又能魁化饮食。
"又有，卷之三十记"大西阿答里徒西方"时讲:"凡因冷因润改动禀气，用之皆得济。
"即使医治外伤，《回回药方》也循此"四性"说，卷凡伤损疮在筋上者并治法"一节言:"又要知筋经能受，速作坏，盖缘之三十四"筋经本体原是凝定的润。
凡物以此凝定润的动静，但遇外来的热或润，必速热坏了。
"又言:"…要知伤损并肿，筋经疼的症候，皆宜用精碎的药，其热与燥的性，皆要得中热，不可使太烧。
燥，不可使太盛。
"《回回药方》谈接骨时，亦采此"四禀性"说:"有一等医人，凡解栓系时必搽温水，盖欲所生的物上添润且厚故也。
但此水宜温不宜热，热则消散其添润的力。
凡用水时皆当酌量皮与血道来的润多少，不可过用。
"《回回药方》"针灸门"运用"四禀性"说则更为明显。
"灸各体症候类''一节有言:"要知灸的得济处，是凡一体内多有恶润凝聚，以致本体，并其禀气作坏。
若人先有他病，遇此证则加重。
医欲治此证，虽将拔润利脏腑之药，或热性，或燥性者用之。
"以上事例表明，《回回药方》虽未直接用"地、火、水、风"四素说来表述，却使用着"四素"说之衍化理论，即源自古希腊的"四体液"、"四禀性"说。
足见，《回回药方》的哲学体系乃是希波克拉底哲学体系的继承。
由于伊斯兰教只崇奉独一无二的安拉(AllaJl)，即真主，并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物皆不具神性，因此，伊斯兰医学的哲学，即医术的指导思想是对古希腊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并且能对自然生长的、存在的一切药物的药性，对人类的体质特征、发病的原因给以唯物的哲学解释。
二、《回回药方》对回族医学理论的贡献它使中国文化融入了一种新的特质，即伊斯兰文化，并向我们介绍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
它传播来一种新的，与传统中医学风格迥异的完整的医学体系，包括新的医术、新的卫生保健法，介绍给中国一种其时代的最先进的医学成就。
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本草学。
《回回药方》出现以前，历朝医书记载的传人中国的胡药，合计亦不过百余种，而《回回药方》所罗列的动、植、矿物新药及新名称则在几百种以上。
更可贵的是，《回回药方》十分注意地理学的知识，对本草的原产地多有详细介绍。
比如，它指出茴香在不同国度的不同品名。
大茴香，阿拉伯、波斯产的叫"刺则牙纳";罗马帝国产的叫"阿你松";"鲁迷茴香"，即今欧洲、土耳其产的八角茴香。
小茴香，产于阿拉伯的叫"可木尼";产于波斯、中亚，包括我国新疆的叫"即刺"(即汉文的"孜然")，我国宋代以前已称为"莳萝";产于亚美尼亚的则呼作"可落牙"。
可见，《回回药方》为人们确定与鉴别本草的性状、产地、名称提供了帮助。
丰富了中国古人的世界人文地理知识。
比如芦荟，《回回药方》介绍的"撒忽答里者"即讲明，其产地在索科特拉岛。
其介绍之内容可与唐代《酉阳杂俎》的内容相呼应，从而使中国古人对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海上贸易对东西方医药学交流产生的作用有了更充分的了解。
为解决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存疑提供了详细的考证材料。
《回回药方》问世以前，人们很难弄明白一些胡药的性状、疗效及来历。
有了《回回药方》以后，其中一些的来龙去脉方得以澄清。
比如，唐高宗李治乾封二年(667年)，大秦国"遣使献底也伽"。
此物又呼作"底野迦"，它是何物，历代本草的解释颇纷纭。
《唐本草》(苏敬等人撰于659年)言其"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
出西戎"，并解释道:"用诸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
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
''这段文字并未讲清此药的成分和主治功能，"主百病"的内涵也不明了。
宋代本草袭其说。
到了李时珍《本草纲目》，则将"诸胆"误写成"猪胆"了(卷五十，兽部一)。
《回回药方》的"答而牙吉"即为大秦国传人的底也伽，两者均为"防毒剂"、"解毒药''的音译。
《回回药方》卷之三十言，答而牙吉即是七八十味或百十味药合成的膏子，专治毒蛇所伤，疯狗咬伤…或人、蝎、蜘蛛、毒虫所伤…或人瘫痪，尸强，脑间有病，口眼歪斜，手脚不遂病症…"我们依靠《医典》及其他阿拉伯文献追索之，方知，此药产生于亚历山大(前356一前323年)东征时的约旦城，其医界领袖安德鲁马黑斯将希腊的解毒成药--麦思鲁的突思舐剂的各种成分稍加变化，并首次加入蛇毒，遂使之具有防治蝰蛇咬伤之功效，并给它起了个希腊文名字Theriaca。
到了公元2世纪，此药内有54种本草成分，到了10世纪的《医典》其成分已多达64种，其中，剂量稍大者为海葱、鸦片、中国大黄和藏红花。
有治愈犬、狂犬及诸种蛇的咬伤，有疗意国蛛、蝎子、海蜇的蜇伤之效;能解诸饮料中的剧毒;能祛多种恶臭;有治瘫痪、中风、羊癫痫、面部神经麻痹、偏执狂、疯狂、癞病、麻风病之效;又能去心悸，止咯血，解除肾痛、膀胱痛，排出肾结石，消除溃疡，防止肝、脾硬化。
《医典》介绍的这些效能，正应了《唐本草》的"主百病…'甚珍贵"之言，从而也解开了古代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个迷，又能使人们看到伊斯兰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可见，《回回药方》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瑰宝，是人们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史、医学史、本草学、医学、博物学、民俗学、东方哲学等多学科研究之无尽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