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唐书：抗战时期一项伟大的教育决策毕唐书：抗战时期一项伟大的教育决策2015-04-03 毕唐书独立评论在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的胜利应当是最辉煌的篇章。

同政治和军事上的成果相比，这一时期的教育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更为可圈可点，甚至堪称世界奇迹。

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自在情理之中。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仅次于军费，教育事业因此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

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第一的战争年代，教育竟然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其中秘密何在?一、面对意见分歧，蒋介石力排众议，作出决策：“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平津、南京及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平津及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

其时，全国的局势更为严峻。

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占5%，却要养活全国50%以上的人口。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

但是，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

主流的意见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

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

这种意见，在师生中占主流。

例如，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

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

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

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

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在军政界，争论也很激烈，最能体现意见分歧的是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

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开口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则针锋相对。

陈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完全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在这关键时刻，从蒋介石到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力挺教育。

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刚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

”陈立夫的意见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蒋介石力排众议，在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中做出了最终裁决，提出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

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陈诚则直接批驳“教育无用论”：“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

这些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教育讲话和表态，纠正了一些人的偏激主张，维护了“抗战”时期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不但没有暂停，相反还得到了保护——战时大专院校学生享有暂缓服兵役的权利。

重视教育需要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

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

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

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

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

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又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据侯杨方先生介绍，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二、在国家丧失了大部分财源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包括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 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公务员好很多。

战时教育的最大困难是经费。

由于大部分大、中学生都背井离乡，丧失了经济来源，所以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同时还要承担“养”的义务。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如前所述，国民政府先后施行了“贷金制度”和“公费制”。

开始时面向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后来其发放范围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

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大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

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

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而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

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办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

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以保证教育质量。

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对于沦陷区的教育，政府也没有放弃。

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

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并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

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

“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

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

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

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

”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

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由1936年的48万增至120余万。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

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

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

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

”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

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所以，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

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

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

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在解决国办大学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

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

这些私立大学的学生也都享受公费待遇。

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从而得以继续维持。

由于国民政府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

为了让教师全力投身于教育，国民政府在保证教师待遇方面也做出了极大努力。

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

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

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

但是，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大后方的生存也进入了临界状态。

一些大学生也不得不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杨振宁就曾到中学任职);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闻一多都上街刻卖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