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三城三河相套而成的古城典型)))江苏武进春秋淹城个案探析彭适凡李本明江苏武进春秋晚期的淹城,是我国目前同时期古城遗址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
它从里向外,由子城、子城河,内城、内城河,外城、外城河即三城三河相套组成。
这种城市的筑造形制,在我国古代城池遗存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为此,通过淹城个案的探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淹城的三城三河相套的建筑形制以及城市水上交通、水门的建设等都明显具有南方特点。
因为只有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这种城市的建设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
由此进一步得见古代人们是怎样做到城市建设和所在地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一、古城概况及其布局长期以来,对这一风格独特、形制完整的古城,学者们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对古城的建筑年代、古城的主人及其功能性质诸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为了最终破解这些不解之谜,从1986年5月间起至1991年7月止,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常州市博物馆、武进县博物馆、淹城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组成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前后对淹城遗址进行了五期大规模发掘,从而为解决这些扑朔迷离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批科学的考古资料¹,这为全面研究淹城遗址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淹城,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区西南7公里处,属武进县(现改为武进区)湖塘镇淹城村境。
1956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列为太湖风景游览区的旅游点,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淹城遗址东西长约850、南北宽750米,总面积约65万平方米º。
城内有子、内、外三城,三城三河,层层相套(图一)。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很形象地描绘出淹城的地理概貌: /内罗城,外罗城,中间方形紫禁城,三套环河三套城;内高墩,外高墩,四周林立百余墩,城中兀立王女墩;内河坝,外河坝,通道唯有城西坝,独木舟渡古无坝。
0子城,俗称王城或紫禁城,居淹城中城的偏北部。
呈方形,城墙周长约500米,高约3-5米左右,基宽约30余米,上宽约10米不等。
子城河长时期以来就一直湟为农田,从其地势低洼来看,隐约可见似有古河道,但究竟有无子城河谁也不敢断定。
1986年5月,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在此开始进行第一期发掘,在子城墙北部外侧开探沟一条,发掘结果揭示了子城河的存在,从而最终确定了淹城为三城三河的建筑形制。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古河道被清出,疏浚出土的淤泥则用于修补已坍毁的部分内城墙。
清理出的子城河周长约800米,宽约30)40米,平均深度4米以上,现已遍植莲荷。
内城,或称中城,又称内罗城,居淹城外城的偏北部。
近方形,城墙周长约1500米,城高约11-15米,墙基宽30余米,上宽约10)15米许。
中城河宽50)70米,平均深度4-5米。
外城,也称外罗城。
呈不规则椭圆形。
城墙周长约2500米,城高约9-13米,墙基宽约40余米,上宽近20米不等。
外城河深而宽广,清道光5武进阳湖合志6载/广可十五丈,深亦不减三丈0,实测其河面宽度均为50-60米,最宽处的龙潭(又叫龙泉)一带达80米。
据考查,民国二十三年(1934)江南大旱,龟裂千里,禾苗枯萎,唯独这淹城内外河水依然碧波荡漾,远#43#图一淹城遗址城墙现状平面图近八乡的百姓就是靠这龙泉之水度过当年大旱的难关。
又听世居当地的老农讲,多少年来,淹城河水从未干涸过。
此外,外城河之外尚有一道外城郭,周长约3500米。
淹城三城之间,现有土埂路相通,但这三道土埂路的筑成是在上世纪50年代,在古代三城之间是如何进出的呢?根据1988年第二期考古发掘和钻探的结果,古时的淹城没有陆路相联,是由一条水道靠船(独木舟)连通三道城河。
这条河道的走向为:在外城墙的偏西处进口,沿着脚墩、肚墩、头墩的西侧向南,直达外城墙的南部城脚,靠头墩有两处沿头墩的南北两侧东折进入内城河,这条河道又沿着内城墙现今的出入口进入子城河。
这就是说,外城门和内城门均为水门,淹城完全由水道进出。
在1990年第四期发掘中,又对子城墙南部正中的现今的城门位置作了发掘(图二),表明现今的子城门就是当初的子城门,宽约2米,未见任何设施。
从外观察,明显地看出外城高于城外之农田,内城又高于外城,子城更高于内城,所以,三城之中以子城最高。
根据发掘结果,三城城内的地层堆积和建筑布局不尽相同。
子城内的地层堆积分为5层,第3、4、5层为春秋晚期层,出土有较多的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硬陶器。
在3层下、4层下分布着许多大坑大沟,并在子城门内侧偏东处发现有两口水井,这些都说明昔日子城内当有人生活居住,其建筑居址当有可能被大坑大沟所破坏。
3层下的水井(J2)很有南方特点,井深7、直径018米。
在井底发现有一高约1米、四角用直径约10厘米的木桩、四边用直径约2厘米的竹子编织而成的框架,可谓之/竹木井0,这种方形竹木井结构,既可防塌,又可起过滤作用。
内城的地层情况与子城的情况截然不同,发掘显示其地层堆积极为纯净,各层土色清晰可辨,耕土层以下几乎没有什么包含物,也未发现有任何建筑遗存。
内城的北部和外城的北部都为城河,没有多少地面,内城只有南部为平原。
外城的地层堆积情况和内城相同,也较纯# 44 #图二淹城子城城门遗址净,遗物也稀少。
但在外城内的西部,南北向排列着3个高大的土墩,俗称头墩、肚墩和脚墩(图三)。
头墩和脚墩高近10米,分别占地约6亩;肚墩高约4米,占地约2亩。
在外城内的偏东面,尚有土墩,俗称磨盘墩,占地近10亩,惟不甚高。
除外城内的4个土墩外,在淹城外四周一公里范围内,还散列着大大小小土墩数百座,现仅存70余座。
据初步调查,仅城西和偏西北就有大小土墩25个,城南离城不足一里处,尚存土墩3个,城东面仅干家村附近,就有土墩18个,城东北尚有土墩5个,说明城外围四周土墩的分布还是较有规律的集中式分布。
这些土墩一般高115)7米,直径大多在25-30米之间,亦有小到115米,最大者达45米左右。
从上述有关淹城的建筑形制等概况来看,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第一,淹城虽规模不大,但形制较为规整,有规整的三道城墙,特别是子城和内城(中城)都呈方形,这说明建城前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应是有本于5考工记6中的周王城图而设计的。
方形城池是先秦时期城市建设的基本形制,如在连云港的藤花落地方就曾发现一处史前龙山时期的古城,该城分为两重,内城方形,外城为长方形。
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也都为方形。
应该说,5考工记6中的周王城图实是自新石器晚期以来至商周时期我国城池建设的总结,给后世城市规划建设以重要影响。
淹城的建造明显是受到这种传统的城池建设思想的影响。
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0这个原则都是共同的。
此外,淹城的内城,周长约三华里,而外城壕之外的外城郭,周长约七华里,这和5孟子6一书中记载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0也大体吻合。
但是,淹城的建造是在江南水乡地区,故又有其自身特点。
比照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的古城址,如赵邯郸城、齐临淄城、郑韩故城等,多为主、外两城,主城或内城为方形,外郭城或称外城有的呈方形,有的则为不规则形,有的外郭城偏在一边,内外城每面都有3个或多个不等的城门;而淹城则是比较规则的层层相套,且三城外均有城壕环绕,子、内和外城均只有一个城门进出,而且内、外两城还是水门相通,这些无疑是南方地区城池的特点。
第二,中原地区历来筑城最常见的方法是采用版筑法,而淹城的筑造方法经对城墙的解剖结果,证明是以挖掘护城河堆土的方法筑成。
因这里的土质粘性较大,故而当时不曾挖基槽,也未经夯打,就能使城体坚固。
堆积层厚薄不一,层面也不平,局部见有若干层干土和湿土依次相间的堆积。
正因为不用板夹,故城墙筑得较宽,子城墙和内城墙的基脚宽约30余米,外城墙的基脚宽竟达40余米。
图三头墩、肚墩、脚墩(墓葬)二、古城的筑造年代及出土文物对于淹城的时代问题,有商代说、西周说、春秋早期说、春秋晚期说和战国说,甚至有的认为淹城是分两次或三次筑造的。
古文献中最早载及淹城的是东汉袁康的5越绝书#吴地传6,写道:/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
东南大,淹君子女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
0这淹君指谁?袁康也没说明。
此后,历代的地方志书都有淹城的记载,并#45#对其起源作了各自的推测。
1935年陈志良等不仅对淹城进行实地考察,还较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奄的最初所在地,在淮夷之东北, (周)成王践奄,乃迁奄君于蒲姑,于是大部分奄国残民,移植于山东曲阜泗水博昌等地,,证之周公成王东征,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故先诛管蔡,后杀武庚然后践奄,最后乃伐淮夷,地理上的路由,甚为明白,,践奄时奄族的另一部分遗民,南退至淮夷之境,到成王伐淮夷,此一部分奄国遗民,再被迫南迁,乃渡长江而居留于常州,故常州亦存奄民族的遗迹。
0»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界对淹城的研究出现一股热潮。
顾颉刚经过深入考证后指出:/实际上,奄君是被周公杀的,人民的大部分做了鲁国的奴隶,奄的贵族和人民的一部分则被驱到长江之南去了,,按周公伐奄,直把奄人从山东曲阜赶到了江苏常州市,可以想见当时全力穷追的情况。
这个奄城遗址,规模如此阔大,又可想见奄国人数的众多,力量的雄厚,虽武力已失败而仍有建设国家的能力。
0¼常州学者林志方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依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对西周奄族南迁的全过程作了较详细的分析,认定: /淹城应为西周早期位于淮夷旁的奄族因遭周成王征伐而南迁江南定居之遗迹,淹城的最初筑城时代为西周早期,其筑城规模要比现规模小,现在的淹城建筑规模应为春秋晚期的修筑之规模。
0½与上述观点相左,曾主持淹城五期考古发掘的车广锦则依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力主奄君是春秋晚期吴公子季扎,淹城就是季扎所封的延陵邑。
他还从训诂学角度考证/淹留音近延陵0, /应该说淹留就是延陵,延陵季子即淹留季子,延陵邑即淹留邑,也即淹城。
0比较审视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仅凭古文献是难以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的,因为历代文献记载本身就各有相违,因此,要真正破解淹城的筑造年代奥秘只有借助科学的考古发掘及地下出土的文物资料。
尽管五期的考古发掘报告尚未整理发表,但现已披露的考古资料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如果说西周早期奄族被成王征伐南迁至此建都筑城的话,则城墙和城内就必有西周早期的包含物或相关遗迹。
但是据淹城遗址考古队的简报称,第一期发掘中,在外城墙东北部、内城墙南部、子城墙北部分别开了3米或4米的探沟各一条,出土了一批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硬陶,器形有豆、碗、盂、缸等,装饰纹样有席纹、回字纹、菱形格纹、方格纹等,显然,从器物的造型和几何印纹陶纹样来看,都应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说明淹城三道城墙的建筑年代都应在春秋晚期。
从至今已解剖的城墙出土遗物看,看不出有分两次或三次筑造的迹象。
此外,从子城、内城和外城进行的三次发掘来看,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子城内的地层堆积较厚,出土了较多的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硬陶器等,在子城门内侧偏东处还发现两口水井,从这些陶瓷器的造型、纹饰风格以及遗迹判断,其最下层(3、4、5层)的堆积年代当为春秋晚期,这就表明城内的最早堆积年代和城墙的筑造年代基本一致。